《晉國六百年研究專刊》：晉國之脈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

位於黃河中游的山西，是早期人類活動的理想棲居地，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

誕生在古河東大地的晉國，始終賡續中華先祖堯舜禹的英雄血脈，走過波瀾壯闊的640餘年歷史進程，創造了稱霸中原150餘年的輝煌功業，對推進西周、春秋戰國乃至整個華夏文明進程，發揮了主導和引領作用，是山西歷史上的輝煌時期和華彩篇章，對中華文明的發展演進產生過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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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文明起河東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弩在陶寺觀象台前講解（王興國 攝）

陶寺是最初的「中國」。

陶寺是「堯都平陽」。

「堯舜禹傳說時代」不是傳說，是真實存在的信史。

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以陶寺邦國為代表的最初的「中國」不是奴隸制社會，是貴族統治階級與平民階級構成的國家社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考查結論

陶正剛，1935年生，江蘇無錫人，研究館員。

1957年畢業於南開大學歷史系歷史專學業。

曾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政協山西省委員會七屆、八屆常委，中國文物學會理事。

現任山西省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山西省文物局專家組成員、山西省文物鑑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主要研究方向為商周史、青銅器、墓葬壁畫等，主持過太原北齊東安王婁睿墓、太原晉國趙卿墓等發掘項目。

出版報告專著《太原晉國趙卿墓》、《太原北齊東安王婁睿墓》、《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西卷》等7部，發表論文80餘篇，獲過國家圖書獎、省社會科學一等獎、省科技三等獎和省優秀論文獎等。

曾應邀到美國、德國和台灣、香港地區講學。

1988年入選《中國當代名人錄》。

陶正剛：

陶寺類型的文化遺址主要分布在塔兒山周圍。

實際上，在臨汾、襄汾、曲沃、翼城等已發現陶寺類型遺址70處。

《國語·周語》曰：「有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

」據考證，古崇山即今塔兒山，位於襄汾、翼城之間。

在崇山周圍，遺址密集，大型遺址較多，從而表明陶寺類型的遺址與唐堯、夏禹文化的公布地域相一致，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

根據以上分析，在霍山以北的太原地區不可能存在有晉國的始封地唐都。

綜合考古資料和文獻材料的研究，晉國早期都城「唐」應該是在天馬-曲村遺址附近。

霍山以南的洪洞、臨汾、翼城、曲沃、新絳等地，應該是唐國的疆域，這與《史記·晉世家》「封唐叔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的記載也是相吻合的。

王克林，1935年生於四川省卭崍縣，195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歷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吉林大學考古學系兼職教授，現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山西省考古學會理事長，山西省文物局專家組成員，《文物世界》雜誌顧問。

主要從事中國新石器時代、夏文化、晉文化考古學研究。

專著有《華夏文明論集》、《〈山海經〉與仰韶文化》、《古代東國與東亞》（合作）、《山西新石器時代》、《華夏文明與「中國」之名探源》。

王克林：立說的基礎

一、歷史學方面。

是注意到司馬遷說：「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史記·五帝本紀》）。

文中所謂的「姓」即族類也。

而世系承傳，按《本紀》說：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

而後「三帝」的時空，據中國傳統的歷史記載：所謂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河東」。

歷史是線索，就為我們開闢了探索華夏文明起源的途徑！

二、考古學文化方面。

山西晉南古「河東」地區，經半個多世紀考古工作，現已查明，其地的文化序列，以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為開端，經龍山文化到歷史時期的夏商周三代，可謂連續不斷，並且在文化的譜系上一脈相傳，有著內在的前後發展關係，特別是「河東」的早期龍山文化時段，它上承這裡的晚期仰韶，下傳襄汾的陶寺文化。

考古學研究表明，這一早期龍山文化，河東地區是其「發源地」，從而就為《華夏文明起「河東」》在考古學文化上提供了物化證據。

因為陶寺文化是由這裡早期龍山文化發展而來的，而陶寺文化的遺存、時間、空間和人的四維關係，都與歷史記載唐堯、虞舜和夏禹的四維關係吻合，所以將考古與歷史相整合，既然河東的早期龍山文化源頭是從其地的晚期仰韶文化發展而來，那麼華夏文明的初曙，其光亮正是這裡晚期仰韶文化所迸發，換言之是說華夏文明的起源就坐實在這裡晚期仰韶文化時段上。

三、古文字學方面。

華夏文明緣起「河東」是基於我在對歷史記載——中國古代最早發生的「涿鹿」、「坂泉」之戰兩場戰爭地名的古文字訓詁考釋發現，文明的起源地不像是以往千百年來史載和史家傳統的說法，在河北及其以遠地區，而是在山西晉南古「河東」地。

其證據一是據《山海經》載黃帝與蚩尤戰於「冀中之野」，而《尚書·禹貢》把山西置於冀州之首，考之其冀州的中心正是古代「中國」的「河東」地。

二是《逸周書·嘗麥解》載：黃帝與蚩尤「爭於涿鹿之河（或作阿）」，而「阿」，據段玉裁《說文解欄位注》：古河流「凡曲處皆得稱阿」，而山西晉西南正是黃河北來至風陵渡東折入海，其水勢流向、其地形正形成一個大轉彎，與段注「凡曲處皆得稱阿」的地形吻合。

因此涿鹿之戰的戰場就當在晉西南芮城一帶。

三是黃帝與炎帝的「坂泉」之戰，而「坂」字，據古文字訓詁之慣例，一般訓坂為坡，為狹長陡險之斜坡山路，其地形地貌正與今晉西南永濟、解州一帶古蒲坂（即秦時稱之長坂）的地形合。

而具有此地形稱「坂」者，唯晉西南一帶之稱謂。

那麼，以往古籍和史家均言「坂泉」地在河北或其以遠，均未落實，可謂所說皆誤。

因為需知具有這樣似「坂」形的山路，在晉、冀交界的太行山東西兩麓之通道，大凡都稱著「陘」，如「井陘」、「太行陘」、「飛狐陘」等河北「八陘」，無有「坂」者。

因此，從「涿鹿之河（或阿）」和「坂泉」之「阿」、「坂」字古文字訓詁與考釋得知，這兩場戰役皆發生在今晉南古「河東」。

因此，從上所述的三個維度，就為我們說「華夏文明起河東」建樹了堅實的基礎，為立論鋪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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