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先民 崇尚黃金的民族

金屬材質面具

禮儀用具三

禮儀用具四

金屬材質太陽神鳥

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金器。

禮儀用具一

禮儀用具二

中國文化傳統中，金器的地位比不上玉器，從文物發掘情況來看，我國出土的最早的金器在甘肅省玉門市，時代相當於夏代。

然而在中原文化中，金器的發現卻並不多，在甲骨文中，「金」字一開始指的都是青銅器，直到戰國時期，才指的是「黃金」。

金：重要的祭祀禮器

與中原地區不一樣的是，在西南地區的巴蜀地區，生活著一個崇尚金器的群體——古蜀先民。

在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金器。

在三星堆，出土了金杖、金面具和金箔飾；在金沙，出土的金器有著名的「太陽神鳥」金飾，喇叭形的金器，金面具、金冠帶等等。

金沙遺址博物館的三號、四號展廳里，展出有這些出土的金器，那些小巧的圓形金箔、構思精巧的蛙形器、製作精良的金面具、冠帶，無一不顯示出古蜀先民們對於金這種貴金屬的看重。

金沙遺址博物館館長朱章義介紹，金沙遺址目前出土了200餘件金器，這是三星堆出土金器數目的三倍，三角形金器、幾字形金器、喇叭形金器、太陽神鳥金飾、魚紋金帶等都是首次出土，也不見於其他考古學文化，是金器類型中的新品種。

金沙的金器出土於祭祀區，和宮殿區相去不遠。

綜合考慮種種因素髮現，金沙的金器在古蜀先民的生活中，是一種禮儀用品，起裝飾作用。

比如那些圓圓的金箔和魚形的金箔應該是貼在或者是掛在某種器物上的。

太陽神鳥金飾也是一樣，可能是當時某件器物的裝飾。

面罩、冠帶並非真人所戴

金沙出土的黃金面具歷經千年，光澤依舊，也不禁讓觀眾想像，這些面具在鍛造之初是怎樣奪目，是不是被人戴在臉上，在祭祀中使用。

不過，這裡有一點需要澄清說明，「這些金面具並不是戴在人臉上的。

」朱章義解釋。

「這些金面具的外部很是光滑，但是內部卻有些粗糙，如果直接戴在人臉上，戴的人一定不會感覺舒服。

」據此推測，這些金面具很可能是附著在木質或者青銅器的人像上。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銅人像中，有一件就是面上覆著金面罩，很有可能，這才是古蜀人使用金面罩的正確方式。

有的內芯保存下來了，而有的沒有。

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金杖，考古學者在發掘清理時，認為這是一條金帶，上面刻有魚、鳥和箭組合的圖騰。

等到物品完全出土以後，考古人員才發現，「金腰帶」裡面有一些已經炭化的木頭，並最終確認這是一根金杖，金箔覆蓋在木桿外面，上千年的時間過去，木桿已經炭化了。

朱章義推測金沙的金冠帶也是附著在其他物體的表面上，因金冠帶質地較軟，不適宜直接戴在頭頂。

漫長的歲月里，許多金器附著的物體大多數已經蕩然無存，也留給後人許多謎團。

古蜀國金文化 有外來文化的影子？

在古蜀文化中，金器是權力體系中的重要材質，權杖也是昭示身份、象徵權力的特殊器具……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耀眼的金器被認為缺乏溫潤玉器的內涵，也沒有那麼受到文人的尊崇。

三星堆和金沙的金器之所以受到世人矚目，也是因為它體現了在古蜀文明中金器的重要地位。

南方金器以「四川產」為主

在這裡需要澄清的一個概念是，在三星堆和金沙發現的大數量的精美金器，並不是中國疆域範圍內出土的唯一金器，四川省社會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段渝介紹，中國北方也出土有不少商代時期的黃金製品。

從分布上來講，華北平原，燕山地區和太行山地區都有金器出土。

從這些出土金器的形制上來說，這些地方出土的金器可以分為4個體系，相互獨立，各有特點。

南方發現的金器就是以四川為主。

如果把南北兩個地域範圍內的金器做一個比較，會發現很有意思的地方：北方的金器基本都出土於墓葬中，是作為裝飾品存在的。

比如在北京平谷縣出土的金臂釧、昌平出土的金耳環，在河北、遼寧地區，也有金臂釧、金耳環等裝飾品出土。

從使用上講，北方地區的民族更多把金器看做裝飾品，體現的是一種審美觀；而在南方的巴蜀地區，金器則主要被用在與宗教和祭祀相關的場合上，與政治、經濟和精神世界上的壟斷權力及其意識息息相關。

這種使用用途上的區別，體現了南北文化的價值取向不同。

段渝強調，這種價值取向上的不同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並不表示兩者文明發展水平的高低。

權杖 與兩河文化有淵源

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時代，中原地區的文化中，禮樂制度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材料莫過於青銅和玉，青銅鼎是國之重器。

在古蜀文化中，金器是權力體系中的重要材質，權杖也是昭示身份、象徵權力的特殊器具。

段渝說，這一點，與商周之際成都平原古蜀人金器的使用十分相似，意味著金器的使用功能有相似之處。

這種特點，在古代的近東文明中出現得比較多。

以金器為例，「在古代近東文明中，金器大多是用作國王或國家權力的象徵，而且還用於製作重要的祭祀器物，比如在近東和克里特發現的黃金面罩，都是覆蓋在王者面部的。

」段渝介紹。

從現有的世界考古資料中可以了解到，使用黃金面罩的習俗早已出現在古埃及和古希臘等文明古國。

這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古埃及的黃金面罩。

其中知名的就有公元前14世紀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國王圖坦哈蒙陵墓中出土的黃金面罩，它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國王生前的樣貌。

在圖坦哈蒙的陵墓中，還出土了超過1700件黃金製品，除了黃金面罩，還有一件用純金打造的人形棺。

在古希臘邁錫尼墓葬中，也曾出土了大量黃金製品，黃金面罩就是其中很具有代表性的金器。

學者發現，邁錫尼文化以崇尚黃金而聞名，凡有君王逝世，人們都要模擬他的面貌製作罩在他臉上的黃金面具。

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發掘的烏爾王陵中，出土的牛頭豎琴和公牛雕像都有金箔包卷裝飾，還出土了不少金戒指、金髮圈和金耳環等金飾。

黃金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權杖是近東文明的另一個特點。

在距今6500年至距今5500年前，埃及前王朝時期開始出現了權杖。

權杖也成為了埃及文明各時期的石刻中大量出現的圖案。

在兩河流域，權杖也是蘇美爾文明時期大量使用的權力象徵。

有學者考證，世界上出現的最早的一具權杖是在距今6000年的西亞歐貝德文化中，埃利都神廟地面下一層墓中出土的一件男子雕像手中所握的杖。

學術界普遍認為，這種男性氏族長或部落長手裡的短杖，顯然是後世權杖或權標的起源。

著名的漢謨拉比法典石碑上，有一幅浮雕。

浮雕上，一人站立著，雙手打拱，好像是在朝拜，另一位則坐著，右手持著一枚短杖。

有人認為，站著的那人正是漢謨拉比王，坐著的是代表太陽和正義之神的沙馬什。

沙馬什手中的權杖，還是神權的象徵。

古蜀文明和外界交流的證據

其實，在中國西北地區的新疆、甘肅、陝西地區，也出土有一些權杖頭，與近東地區的十分相似。

那麼三星堆、金沙地區的權杖和埃及、兩河流域之間的權杖有何關聯？

許多人認為，這是古蜀文明和外界文明交流的證據。

在三星堆出土的海貝產自印度洋深海地區，學者想像這些海貝是以交易的方式，從印度到了成都平原。

學者們相信，古蜀先民一直通過各種途徑與外界相聯繫，這些路途後來演變成為蜀道、身（yuan）毒道，繼續在歷史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然而，古蜀先民為何對金器和權杖如此推崇，究竟怎樣與外界溝通，還是個謎團，等待學者們進一步去發現。

古蜀國金器的N種猜想

從目前金沙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來看，當時古蜀先民製作金器的工藝已經相當成熟。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段渝介紹，三星堆和金沙的金器製作採用了捶制、剪切、包卷、粘貼、模壓、雕刻、鏤空、表面砑光等深加工工藝和技術。

金沙遺址博物館的朱章義館長介紹，從這些工藝來看，在三星堆和金沙時期，有專門的一批手工藝人作為金匠，加工製作金器。

猜想一 這些金子從哪裡來？

要製作金器，首先需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這些金器的製作原料，是從哪裡來的？學者們傾向認為，這些金器的原材料，是就地取材，從四川盆地和周邊獲得的。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孫華教授在《神秘的王國——對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釋》一書中提到，四川盆地西北部和盆地邊緣，分布著不少砂金礦：在大江、大河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帶，河流由寬變窄、或者轉彎、或者支流交匯處，往往砂金富集。

岷江、大渡河、雅礱江上也有不少砂金分布。

朱章義也說，從現有資料分析，岷江、青衣江的河水裡、彭州等地的山脈里都有砂金。

古蜀先民們淘金就跟十七世紀的淘金方法差不了多少，站在河邊，手裡端著一個竹簍或者木質的淘金盤。

他們把含砂金的河沙放在淘金盤上，在水中漂浮、淘洗，利用河水一點點淘去泥沙，剩下的砂金被收集起來，就成為古蜀先民做金器的原料。

猜想二 金器在哪裡加工？

朱章義說，從古蜀先民對金器的使用途徑和加工精細程度來看，古蜀國先民的金器加工水平不低，應該是有一批專門的工匠從事金器的加工和製作。

淘金人在河水中篩選出足夠的砂金後，他們把這些砂金運回至都城，交給專門的金匠。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在商代，砂金會先拿來熔煉，熔煉後再進行鑄造或者捶打，加工成其他的器型。

在段渝看來，古蜀先民們也是這樣加工金器的。

朱章義推測，可能在金沙古城中，距離宮殿區域不遠，有一個專門的區域，裡面就專門加工這些在祭祀中使用的金器。

然而這個只是推測，因為從目前的考古發掘情況來看，並沒有發掘出金器加工的器具。

有可能是因為古蜀人加工金器的工具並不複雜，比如把金塊捶打成金皮或者更薄的金箔使用的是一把普通的錘子，下面墊的普通的木頭，並不容易在數千年的歲月里保存下來。

猜想三 揭開了魚箭鳥的秘密？

在學者們對古蜀國的各種想像中，「古蜀王」是很讓人著迷的一個方面，神話傳說里的「魚鳧」「望帝」「叢帝」固然有很多故事，但是從考古學者們的角度，他們並不能直接判斷誰是望帝、誰是叢帝。

所以，當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發現有魚、弓箭和鳥組成的圖騰後，有學者認為，這是當時古蜀王的圖騰，並且根據圖騰內容，解讀為「魚鳧王」。

考古文化就這樣跟傳說搭上了鉤。

同樣的圖騰在金沙也有發現，在博物館展出的金冠帶上，也有一支箭穿過鳥射中魚的圖案。

和三星堆金杖上圖案不同的是，金沙這件冠帶上的圖案為一組，這組圖案進一步揭示了金沙和三星堆兩者之間的傳承關係，也留給後人無盡的想像空間。

在四川，由魚、箭、鳥組成的「射魚紋」其實還出現在另一件器物上。

朱章義說那是一件青銅的錐形器，類似於矛戟柄下端的平底金屬套，叫「鐓」（dui），學者們認為是權杖的最下端，放置在地上的。

而射魚紋也是表明這件青銅器跟古蜀王緊密相關。

孫華先生有個觀點，從三星堆金杖上的兩組圖案，到金沙金冠帶上的一組圖案，可能是因為三星堆文化到金沙文化期間，統治者階層內部發生了分化造成的。

孫華根據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青銅人像的髮型，推測三星堆時期，統治階層由兩個群體組成，而到了金沙時期，就只剩下一個群體了。

不過對於這個問題，學界有不同的觀點。

朱章義就認為，從三星堆和金沙時期，古蜀王國的疆域範圍來看，統治階層應是一個政教合一的集團，一個集團能更有力地掌控整個古蜀國的疆域範圍。

金沙遺址所在地和三星堆遺址所在地，相當於當時古蜀王國的都城，也是權力的中心。

古蜀王國的管轄範圍並不局限在這個地方，比如往北到陝西的漢中地區，也一度在古蜀王國的統治範圍以內，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寶雞一帶相當於古蜀國和商文化的邊界地區。

這裡出土的「弓魚國」遺址，出土器物上有「弓魚」這個並不存在在字典上的字樣，有學者推測，這與古蜀國的「射魚紋」有一定關聯。

間接表明，這裡可能也曾是古蜀國的疆域。

本版采寫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