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和兒子談西陰村考古

光明網02-11 14:32顯示圖片

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的《梁啓超未刊書信手跡》，收錄了1926年至1928年間，梁啓超寫給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考古學的次子梁思永的信。

幾封信里都談到那個時期的中國考古學，其中兩封述及1926年李濟發掘山西西陰村遺址。

1926年12月10日信中說：「李濟之（李濟，字濟之）現在山西（原註：非陝西）鄉下正採掘的興高采烈，我已寫信給他告訴你的志願及條件……我想他們沒有不願意的。

」當時在美國念書的梁思永想要回國實習，梁啓超打算讓他參加李濟的考古發掘。

1927年1月10日晚，清華研究院舉行茶話會歡迎李濟、袁復禮山西考古歸來，梅貽琦、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和助教、研究生們都出席了，一直開到十一點。

當天夜裡，梁啓超點著蠟燭給梁思永寫信說：「今天李濟之回到清華，我給他商量你歸國事宜。

」接著，他興奮地講述了西陰村遺址發掘的事：「他（李濟）把那七十六箱成績平平安安運到本校，陸續打開陳列在我們新設的考古室了。

今天晚上他和袁復禮（原註：是他同伴，學地質學的）在研究院茶話會裡頭作長篇的報告演說，雖以我們門外漢聽了也深感興味。

」「他們這回意外的成績真令我高興。

他們所發掘者是新石器時代的石層，地點是夏朝都城——安邑的附近一個村莊，發掘的東西略分三大部分，（一）陶器（二）石器（三）骨器，此外他們最得意的是得著半個蠶繭，證明在石器時代已經制絲。

」信里特彆強調：「這幾年來（原註：民國九年以後），瑞典人安迪生（今譯安特生）在甘肅、奉天發掘的這類花紋的陶器，力倡中國文化西來之說，自經這回的發掘，他們（指李濟、袁復禮）想翻這個案。

」可以看出，西陰村發掘剛一結束，李濟就對安特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提出質疑。

梁啓超接著寫道：「最高興的是，這回東西完全歸我們所有（原註：中華民國的東西暫陳設在清華），美國人不能搬出去……這是濟之的外交手段高強，也是因為美國代表人卑士波（原註：他初到時我還請他吃過一頓飯）。

到中國三年無從進行，最後非在這種條件下和我們合作不可。

」根據李濟1961年回憶，1924年至1925年，美國弗利爾藝術館的人來到天津，他認識了漢學家畢士博（舊譯卑士波）。

後來畢士博給李濟寫信，邀請他參加美國的團體，和他們一起從事田野考古工作。

接到邀請信後，李濟給畢士博正式回了一信，提出兩個條件：一是在中國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須與中國學術團體合作；一是在中國掘出的古物，必須留在中國。

畢士博沒有立即答覆，隔了兩個多月，李濟收到畢士博接受條件的回信，於是才有了轉年的西陰村發掘。

1926年李濟在西陰村發掘出來的幾十箱文物，至今仍保存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庫房裡。

梁啓超在1927年1月10日信中說，李濟在報告里還提到，「他們兩個人（指李濟、袁復禮）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學者（原註：濟之是學人類學的），真正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人還在美國——梁先生的公子」。

梁啓超勉勵梁思永：「我聽了替你高興又替你惶恐，你將來如何才能當得起『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者』這個名譽，總要非常努力才好。

」

1929年，梁思永回國幫助李濟整理西陰村考古發掘資料。

1930年，他用英文寫的《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發表，成為中國考古學史上早期類型學研究的代表作。

來源： 今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