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人類學的好處

在民國人物中，以徐志摩這樣的才子最為討巧，身世性情不說，仿佛揮一揮衣袖就可以帶來情思無數。

相反，有些學術大師，貢獻大多了，只是故事乏善可陳。

2005年9月，李敖在電視節目中再次開罵，這次中招的人三十一歲起就做「學閥」，八十三歲才去世。

他壟斷學術，自己不研究也不給別人機會。

這個所謂的「最後一個迷人的學閥」，就是與「清華四大導師」齊名的一代「考古宗師」李濟。

李濟，字濟之，湖北鍾祥縣郢中鎮人，生於1896年7月12日。

先在湖北省立江漢學堂讀書，十歲時跟隨升了七品京官的父親來到北京，進入北京五城中學，師從著名翻譯家林紓。

李濟十五歲便考入清華學堂，七年後赴美留學，先後拿到心理學學士、社會學碩士以及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博士學位。

此前，中國還沒人步入該領域。

其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在海外頗具影響，哲學家羅素寫作《中國問題》時曾大段引用李濟的文章，讓年輕的李濟聲名鵲起。

留美之初，李濟和徐志摩是同學，當時徐志摩總考第一，李濟次居第二，頗有些「學霸」惺惺相惜的味道。

徐志摩評價他：「剛毅木訥，強力努行，凡學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這廂得了博士學位，家族以此為榮。

據說，李濟老爸給自己起了個別號「博父」，即「博士之父」的意思，常在與友人的詩詞和書信中使用，拿兒子炫耀的意味很濃。

應張伯苓邀請，李濟在1923年開始擔任南開大學人類學教授，次年升任文科主任。

在此期間，他結識了時任北票礦公司總經理的丁文江，在其引薦下加入了中國科學社，由此踏上了考古的道路。

張伯苓的教育方針是培養實用的人才，他不懂李濟的專業，一次問李濟：「人類學的好處是什麼？」李濟冷冷地回答：「人類學什麼好處都沒有！」

李濟不願在南開浪費時光，他並不缺乏賞識者。

當時，歐美正興起一股來中國「尋寶」的熱潮，亟需一位中國嚮導。

美國史密森研究院弗利爾藝術館早知李濟的大名，即來信要求李濟加入他們的考古隊。

李濟很心動，但是為外國的考古隊挖掘本國的寶藏豈不是賣國賊？為此，他提出了兩個條件：其一，在中國做田野考古，必須與中國的學術團體合作；其二，在中國發掘出的文物必須留在中國。

弗利爾藝術館的答覆也很明確：「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們絕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願做的事。

」

當時清華國學院正在籌建，也向李濟發出了邀請。

在李濟的居中撮合下，弗利爾藝術館與清華大學國學院達成了合作協議。

這樣，李濟掛職清華國學院任講師，主要工作並非教學，而是主持弗利爾藝術館資助的田野考古，一應待遇與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相同，只是四百塊大洋的薪酬中有三百塊是弗利爾藝術館發放的，清華發放一百塊。

李濟在清華待的時間並不長，也就兩年左右。

1926年，他主持發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一個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這是第一次由中國人主持的科學考古發掘，李濟後來也因此被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

這次考古最有趣的發現是半枚蠶繭，蠶繭有被人工切割的痕跡，經專家鑑定，這確實是一種家蠶的繭，證明中國人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開始養蠶了。

這半枚蠶繭後來被李濟帶到了台灣，至今仍是台北「故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一般人總覺得考古就是挖掘與考證，其實從一片莊稼地上能看穿地底下的建築格局，需要極高的修為。

李濟認為，要以全部人類文化史為背景來建設中國歷史學，即需要四個境界：從人類史出發，檢出寶貴史料；自己動手動腳為第一義；處理真材料需要勇氣；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1928年是李濟人生的轉折點。

這一年，傅斯年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定下兩項工作：一是成立一個考古組，作為研究中國歷史的新工具；二是發掘殷墟，作為考古組的第一個田野工作項目。

為了做好這兩項工作，傅斯年亟需一位有現代考古經驗的專家，李濟是不二人選。

至此，李濟的一生和安陽的殷墟發掘緊密聯繫在了一起。

許多年後，中科院評選「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殷墟的發掘高居榜首。

1929年，李濟正式開始領導殷墟的發掘工作。

這是一支國家考古隊，馮玉祥派出部隊進行保護。

在此之前，歷史語言研究所已經進行了一次試掘，那次試掘跟盜墓差不多，就是往下掘坑，只顧撿甲骨，其餘的一概不管。

李濟按照科學的方法指揮發掘工作，按照當時古文化層的自然堆積狀況逐層發掘，即發掘出仰韶文化層、龍山文化層和殷商文化層相互疊加的狀態，是為著名的「三疊層」。

末世好古董，有字的龜甲很值錢。

為了避嫌，李濟和大家約定：考古工作者絕不收藏文物。

這一不成文的約定成了後來考古學家的優良傳統，傳承至今。

從1928年至1937年，殷墟發掘共進行了十五次，出土了大量有字甲骨、青銅器、石刻以及商朝人的骨骼等，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進了數百年。

殷墟的發掘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夏鼐、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高去尋在內的中國考古界領袖人物都是那時候在安陽接受的考古訓練。

盧溝橋事變後，李濟親自護送大量的文物、圖書、儀器、檔案，開始了從南京到長沙，再到桂林、昆明的千里大轉移。

杜甫在《可嘆詩》里言道：「天上浮雲似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

」後人把它總結為「白雲蒼狗」，用來感嘆世事無常。

1940年夏，史語所遷到了四川李莊，李濟一家剛想喘口氣，年僅十四歲的二女兒突然患上急性胰腺炎，因為找不到藥物而死去。

兩年後，十七歲的大女兒又不幸染上風寒，竟也追隨妹妹而去。

年邁的老父親受不了連番的打擊，不久也中風癱瘓在床。

李濟悲痛不已，自責「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兒」。

1948年，國民政府決意將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的珍貴文物運往台灣，李濟受命參與押運。

去台灣，對於李濟來說並不是一個艱難的抉擇，因為他永遠選擇和文物在一起。

然而，這一選擇卻為他招來了一些罵聲，其中不乏一些來自昔日的師友。

此後，李濟的名字逐漸銷聲匿跡，偶然出現，也只是「批胡適」「拔白旗」等運動中的靶子而已。

范文瀾主編《中國通史簡編》提到殷墟發掘功績的文字只有一句：「解放前也有人做過一些發掘。

」

1955年，董作賓因為生計問題去了香港，李濟接任了史語所所長。

也許出乎他本人的意料，這個所長一做就是十七年。

期間，李濟主持出版了大量的學術著作，但他最後的一本著作卻還是《安陽》。

胡適回到台灣做了「中研院」院長，四年之後，卻死在了任上，讓李濟倍感悲涼。

他送了一副輓聯，上面有兩句話，還配之以英文：

明天就死又何妨？努力做你的工，就像你永遠不會死一樣。

Be ready to die tomorrow ；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

去世前半個月，李濟在給學生許倬雲的信中感慨道：「世事日惡，不知終於會變成什麼樣子，你年輕，或許會往樂觀方面想；我已老衰，眼前實在看不見出路。

」1979年8月1日是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日，創建人李濟卻突發心臟病去世，享年八十三歲，他的學生張光直表示：

就中國考古學而言，我們仍活在李濟的時代。

本文選自《民國大人物·文人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