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寧願為之下跪的中國文明，為何被我們自己疏遠和遺忘？

「我們日本人所以一聽到絲綢之路、敦煌、長安這些詞激動不已，是因為這種文化至今仍強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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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一位日本教授試圖前往中國西北，去膜拜一處古老的遺蹟。

在得知申請可能不被批准後，他竟然在中方管理人員面前下跪請求通行，乃至老淚縱橫。

這個日本教授名叫井上靖，日本文藝家協會理事長，《敦煌》和《樓蘭》的作者。

他為之下跪的聖地，便是敦煌。

1900年，道士王圓籙在敦煌莫高窟打開一道封閉的隔牆，將一個被閉鎖近千年的文化寶庫展現出來。

從此，在日本乃至世界若干國家的東方歷史學者眼中，敦煌便成為這樣一個需要以朝聖的態度面對的地方。

然而，學界也有一種說法——「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這個觀點，有人說是京都大學的教授藤枝晃先生所言，而藤枝自己堅決否認。

也有人說此提法來自南開大學教授吳廷璆先生，目的在於鼓勵年輕人有志氣改變史學研究的落後狀態。

其實，誰說的並不重要，關鍵在於這個提法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敦煌學的研究狀態。

在世界各國的敦煌研究中，日本很長一段時間可稱走在前列。

1909年，國學家羅振玉發表《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錄》，同年，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發表《敦煌石室發見物》一文。

中日兩國的敦煌學研究起步幾乎在同時，但是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日本的研究明顯投入更多，更有成果。

其敦煌學學術中心以京都為首，不斷有諸如《沙州諸子二十六種》，《唐令拾遺》等學術作品問世，日本敦煌文物展覽的次數、規模一度超過中國，敦煌相關資料比中國更為開放。

「敦煌學」一詞，也是1925年由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首先提出的。

陳寅恪說：

「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

日本為何對一個鄰國的文化遺產如此著迷呢？

歷史學者王錦思認為，日本人對於敦煌的認識如同文化故土。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說過「不到敦煌，就不算有文化」，也是很多日本民眾對敦煌的理解。

正如歐洲人對於希臘都有文化故鄉之感，亞洲很多國家也把中國視為自己的文化故鄉。

敦煌的藏經洞來歷至今沒有明確的說法，但基本可以肯定是唐末西域戰亂之際，為了保存一部分文化典籍傳承而將其封閉的。

因此，在亞洲文化史上，敦煌堪稱中國傳統文明的一個標本。

日本熱衷敦煌，在某種意義上是以東方文明的繼承者自詡，到這裡來尋根溯源，來解讀對自身文明來歷的不解。

中國學者其實很早就感受到這種情緒。

而我國敦煌學的研究，卻是幾經磨難，與占有敦煌的本土優勢相比，在改革開放之前久久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況。

出現這樣的現象有部分原因是客觀的。

在敦煌藏經洞發現之後不久，斯坦因、大谷光瑞等外國探險家便紛紛到來。

他們在第一時間便以各種方式將敦煌經卷或購買，或劫盜，大量運到境外。

而一戰後部分逃到中國境內的沙俄殘匪又對敦煌洞窟進行了劇烈的破壞，這一切都致使我國敦煌學研究喪失了很多寶貴資源。

另一方面，敦煌發現之初，清政府官吏先是不加重視任其流散，後是視其為一塊肥肉，上下分贓。

進入民國之後，戰亂頻仍，幾乎沒有人重視敦煌的研究，致使常書鴻等「敦煌之子」只能孤軍苦戰，以畢生的清貧和孤寂陪伴這份文明的瑰寶。

這些都導致了中國敦煌學研究在若干歷史時期的滯後。

這也使我國本土學者感到十分痛切，可以說，中國的敦煌學在各個歷史時期很大程度上幾乎都是在愛國主義思想的支持下前行的。

這是中國學者的驕傲，其實也是指向了我國包括敦煌學在內的國學舉步維艱之根源——曲高和寡，文明衰退。

世界總的趨勢是文明戰勝野蠻，但也往往存在反例。

古羅馬帝國之後的中世紀黑暗時代，和唐宋文明衰落後中國的漸趨保守落後便是這樣的反例。

宋《士林廣記》記載當時「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清代末年由於愚民政策識字率已經降低到一個可怕的地步。

敦煌的發現恰在一個禮樂崩壞的時代，以至於當時的社會已經無法承載它所記錄的文明了。

更令人慨嘆的是，當時中國上下幾乎眾口一詞將傳統文明視為近代化的敵人，敦煌代表的昌隆文明還沒有出世已經被打上腐朽陳舊落後等時代性的標籤，註定了僅僅具有古玩和懷舊意義的命運。

於是，才有了王道士首先向國家報告敦煌經卷的發現卻無人理睬；

才有了敦煌知縣葉昌熾雖然是金石專家，也無力保護這批經卷；

才有了敦煌學被世人疏落，以至於我國一家博物館在地下室保存的敦煌文獻全部損毀，只能從海外花高價買回文獻膠捲研究。

造成這一切的不僅僅是政府或學者的責任，這是一個民族對於自己文明的忘卻和疏遠。

然而，時代最終證明，中國建立和發展的東方傳統文明並不是現代化的敵人。

在許多國家，東方傳統文明和近代化工業文明和諧相處，以獨有的內斂、溫厚彌補著主流工業文明的缺陷。

敦煌不是一個死去的文明，日本學者仁井田升基於敦煌法制文書所完成的《唐宋法律文書研究》、《中國身份法史》等，讓我們驚訝於祖先曾經有過如此先進而現實的法律觀念——我們只是忘卻了。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說過：

「我們日本人所以一聽到絲綢之路、敦煌、長安這些詞激動不已，是因為這種文化至今仍強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

也許這樣的話更適合我們中國人來說。

以軍事立國的馬其頓帝國滅亡了，以宗教立國的哈里發帝國滅亡了，只有靠文化立國的中國綿延至今。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這樣的事情，庶幾可以期待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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