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翻譯：一個亟待解決的短板

一個國家的文化影響力不僅取決於該國的獨特文化魅力，還取決於發達的傳播手段和強大的傳播能力。

語言作為文化傳播的載體和重要媒介，是國際文化互動、交融的直接推動力。

質言之，語言交換或翻譯，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化傳播與融合的效度。

而敦煌學所特有的「國際身份」，使得相關文獻、著述的翻譯工作在這一環節尤顯重要。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意外發現，敦煌文書得以重見天日，一時轟動東西方學術界。

世界各國所謂學者、探險家聞訊紛至沓來，造成5萬餘件敦煌遺書「分處六國」的格局。

日本自1909年開始敦煌學研究，1925年敦煌學者石濱純太郎率先使用「敦煌學」，引領國際敦煌研究一時之風尚。

其他諸國不甘落後，由於占有大量珍稀敦煌文獻資料，加之出版條件優越，遂造成令國人痛心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的局面，敦煌學一度被視為「中國學術之傷心史」（陳寅恪語）。

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嚴格意義上的中國敦煌學就此起步。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府加大對敦煌藏經洞的考古發掘，由於語言、文化上的優勢，加之對國外學者敦煌探險日記及相關資料的翻譯整理，中國敦煌學迅猛發展。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敦煌學進入全新歷史發展期，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紛紛建成，一批批敦煌學研究人才脫穎而出，專業敦煌學著述日趨完備。

成書於20世紀90年代末的《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和《敦煌學大辭典》已樹立起20世紀中國敦煌學研究的里程碑，《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與《敦煌吐魯番研究》等專業刊物影響力日益增強。

中國敦煌學界依託敦煌文物文獻考訂、整理，已建成完整的學科體系。

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廣泛開展，以及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加強，國內學者可獲得的西方敦煌學資料縮微膠捲及高清晰文書圖像成幾何倍數增長，獲取敦煌文書信息條件的極大改善，敦煌學迎來了全球發展的歷史新際遇。

由於在本土歷史、文化和母語研究方面得天獨厚的優勢，中國學者在敦煌「胡語」文書研究之外的許多方面已經走在世界前列。

范景中教授在《藝術史名著譯叢》總序中曾言，「翻譯乃苦事，但卻是傳播文明最重要的方式」。

敦煌學創立之初的「國際身份」時刻提醒國內敦煌學界，作為世界一流文化遺產的敦煌學文獻需要世界一流的研究與保護，敦煌學肇始以來的海外研究著述需要系統譯入國內，為國內敦煌學提供文獻基礎和範式參照。

欲要重鑄敦煌傳奇，中國學界必須與世界各國敦煌學研究機構攜手，共同促進敦煌學在全球的傳播與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敦煌學的傳播載體，國際性敦煌學術研討會已成為常態。

敦煌學國際對話的有效展開，需要將中國敦煌學的累累成果譯出去，其間自然不能缺少作為文化中間人和斡旋者的翻譯界人士參與。

2013年「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進一步推動了敦煌學研究，敦煌學在共建「一帶一路」的願景下正煥發出熠熠光芒：多國專家學者齊聚敦煌，共話敦煌與中外關係研究的歷史新課題；47所中外高校達成《敦煌共識》，成立「一帶一路」高校戰略聯盟；多屆次國際文化產業大會的召開、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的醞釀舉辦……敦煌再一次被推到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前沿，不同文化和價值的交流與交融給敦煌和敦煌文化創造了新的機遇。

然而，遺憾的是，在敦煌學的蓬勃發展研究和國際對話與聯繫持續加強的時代語境下，社會各界尚未有明確的敦煌學翻譯危機意識，敦煌學翻譯研究也未能規範化、制度化、體系化。

在中國學術知刊網上輸入「敦煌」「翻譯」聯合檢索項，顯示僅有13篇論文，包括5篇敦煌文獻漢藏翻譯研究、1篇敦煌文獻漢日翻譯研究、2篇敦煌文獻符號翻譯研究（即：壁畫、音樂的解讀）、4篇佛經翻譯、1篇敦煌文獻英文翻譯報告、1篇考察敦煌莫高窟石窟文化翻譯中的變譯理論。

翻譯研究是對翻譯實踐的理論思索，是對特定翻譯現象共性問題的對策研究，能夠為未來翻譯提供可資參考的標準與借鑑，並推動翻譯實踐走向系統、深入。

從目前看來，敦煌文獻翻譯研究的現狀，嚴重地滯後於時代，與學科發展的需要反差巨大，成為一個短板。

在文化傳統的異域體驗中，「翻譯之為用大矣哉」（季羨林語）！以研究中國唐詩著稱的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用魔術師的盒子做譬喻說，一個文化傳統給出去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

他言辭懇切地倡導對文化傳統的真正保護，就要讓它在與異域文化的碰撞中改變、轉型。

正像有學者所指出的，促進中國文化「走出去」通暢的一座關鍵橋樑，就是翻譯。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翻譯一直在扮演著一個主導性的角色：在各種不同的文化之間充當一種協調者和翻譯者的角色。

翻譯之於文化傳承，之於敦煌學全球傳播與國際對話，不僅是時代的訴求，也是對敦煌文化初義的歷史回應。

橫貫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是中華民族推動世界文明進程的集中反映。

絲綢之路上的文化重鎮敦煌作為歷史上世界四大文明的交匯中心，曾見證了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是東西方文明融合創新的結晶。

要讓曾經鑄造過文明融合傳奇的絲路文化（敦煌文化）重放光芒，加強敦煌學的翻譯工作，已然成為迫切的時代命題。

為推動敦煌學更好的國際對話與互動，敦煌文獻翻譯研究力度亟待加大，以跟上現有翻譯實踐的需求。

敦煌文獻的翻譯隊伍需要固定化、專業化，建議由政府主管部門出面，促成創建翻譯學與敦煌學的協同創新機構，促成與國外漢學界搭建敦煌學全球傳播協同機構。

時代呼籲學術各界齊心協力將中國敦煌遺書文本和蔚為大觀的中國敦煌學研究著述譯介出去，讓世界傾聽中國的聲音，讓中國的聲音響徹國際敦煌學界，讓敦煌學真正參與到人類文明的傳承與創新洪流之中。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