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科技史及幾點思考

　　考古學是運用各種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手段依據實物遺存對古代人類文化和社會進行研究的學科。

20世紀初，伴隨現代考古學在中國誕生，應用現代科技手段開展考古學研究就開始了，現在已成為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從科技史的角度對之進行審視，或許可廓清此領域的來龍去脈，既是考古學史研究應有之義，亦可補科技史料特別之需。

　　一、歷史回顧

　　（一）20世紀上半葉的考古科技史

　　以田野發掘為基礎的現代考古學誕生於19世紀中葉的歐洲。

現代考古學從其誕生起就建立在科學方法之上，最具代表性的幾位丹麥學者之貢獻至今仍為人樂道。

20世紀上半葉情況發生了變化，威拉德·利比開發的放射性碳斷代技術首次提供了絕對年代的數據，各種其他化學及顯微技術被用來解決考古學問題，如金相術用於金屬文物的材質分析。

其結果是，今天某項發掘的解釋不僅立足於肉眼所見，而且也要採用那些通過顯微技術和其他分析手段提煉的信息。

　　中國考古學的早期發展與金石學有一定聯繫，1898年和敦煌遺書和1900年殷墟甲骨文的發現，是史料的空前進步，促進了中國考古學近代化的開端。

隨後，一批西方探險家和東方學者開始了對中國資源和風物的調查研究，具有斯堪的納維亞學術傳統的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於20世紀10和20年代在中國的考古調查，為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以河南澠池仰韶遺址和安陽殷墟等重要遺址的發現、發掘和研究為標誌，現代考古學在中國正式開展。

1929，李濟被聘任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成立，步達生為名譽主任，楊鍾健為副主任；北平研究院歷史文化研究會考古組成立，徐旭生任主任。

三個重要學術機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考古學走向建制化。

其實，這也恰恰代表著中國考古學三個不同學術源流，分別是中研院的美國式人類學派、地調所的歐陸地質學派和北研院中國本土歷史考據學派。

前兩者是舶來品，自帶有濃厚的現代科學基礎，與地質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關係密切。

此三者在後來的學術發展中如何交融發展，造就了今天中國考古學的學術疆域，是頗令人玩味的。

　　中國考古科技的起源與古錢幣及青銅器的化學分析有很大的淵源。

用現代科技手段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進行研究，約始於民國初年，一批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研究論著發表。

從美國留學回來的王璡即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中國古代金屬原質之化學》（1920）和《中國古代金屬化合物之化學》（1920），隨後又有《中國古代陶業之科學觀》（1921）和《五銖錢化學成分及古代應用鉛、錫、鋅、銅考》（1923），創中國學者用現代化學分析方法對古物進行檢測分析之先河。

　　20世紀30年代，我國考古工作者第一次發掘了古代鑄銅遺址--殷墟鑄銅遺址，開啟了考古學背景下的青銅技術研究。

李濟在殷墟考古之始，曾有意延請王璡對殷墟銅器進行分析。

劉嶼霞發表了《殷代冶銅術之研究》（1933），根據殷墟出土的煉銅遺址和銅器，推測鑄造工藝流程，對殷墟銅器進行了基於考古學發現基礎之上的技術研究。

同時，這批文物也由國外學者進行了研究，卡朋特、卡爾培克等對殷墟陶范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此外，梁冠華、陳夢家、梁樹權、張贛南、楊根和丁家盈對出土或傳世的青銅器作了成分的分析和檢測，得到了一些合金配置的結果。

　　（二）20世紀50至70年代的考古科技史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考古學的格局有了較大的改變，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蘇聯考古學思想逐漸占據了上風。

中國考古學界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洗牌，原中研院史語所的李濟、董作賓、高去尋遠走台灣，梁思永、夏鼐與原北平研究院的徐旭生、蘇秉琦等一起併入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考古所；而原地調所新生代室的楊鍾健、裴文中等後來在中國科學院創建了古脊椎動物研究室（後更名為古脊椎與古人類學研究所）。

這一時期的總體格局是將考古學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強調考古學的社會科學屬性，從而削弱了考古科技作為考古學中當然組成的趨勢。

　　1950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由原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在職人員、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留大陸人員、北平圖書資料整理處人員組成，全所人員共有20餘人，還包括10餘位歷史研究者，真正從事田野考古的少之又少，每年只能派出一兩個人數不多的考古隊。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國史學界在"歷史演進一元論"的政治學術背景下對史論關係進行了長期反覆的討論,學術與政治之間分界不明，導致了實際研究中"重論輕史"的學術氛圍。

考古所成立之初，受此影響很大，考古學需要為改造中的社會主義歷史學服務。

此時，考古所所長鄭振鐸身兼數職無暇顧及，而副所長梁思永因身體緣故不理所務，他推舉的夏鼐副所長成為考古所業務工作的實際掌控者，新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遂與夏鼐的名字密不可分了。

與此同時，考古所蘇秉琦擔任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開創考古學培訓班，從人才培養抓起，竟然促成了一項新的事業發展。

1952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正式設立；隨後，西北大學、吉林大學等考古學專業也紛紛設立。

考古學建制化在中國逐漸推進。

　　1954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竺可楨、葉企孫、袁翰青、劉仙洲等自然科學家和工程技術專家以及向達、侯外廬、王振鐸等歷史文博界名家名列其中，開啟了中國科技史研究的新起點。

然而，最初的科技史研究者中考古學家相對缺席，算是一個缺憾，也反映出從一開始中國科技史和考古學就顯現出分道而馳之態勢。

　　從道理上來說，屬於中國科學院的考古研究所與自然科學接觸很多，有利於自然科學方法融入考古學中。

但是由於意識形態等問題，考古學一直被禁錮在歷史學的窠臼中，難以恢復到考古學設立之初自由科學探索的境界。

1957年大鳴大放時期，作為局外人的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趙光賢提出不僅要在放射同位素方面提高考古學的科學水平，更要從考古發掘開始注意科學方法，還對考古所和科學院的宗派主義傾向提出了批評。

此外，考古所成立之初就設立了技術室，負責各種考古發掘和整理的技術工作。

在1958年大躍進時期，技術室在鑽探、起土、運土、田野測繪、陶片刷洗和整理、銅器除銹等方面取得了技術革新進步。

　　1957年的這場反右運動成就了中國考古科技的一個發展契機。

夏鼐早就意識到放射性同位素對考古學年代測定的重要作用，但苦於沒有合適人選和條件來建設。

仇士華和蔡蓮珍1955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分配至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準備進行原子能的基礎理論研究，但不幸於1957年雙雙被劃成右派下放勞動。

幸得當時近代物理所第五研究室主任楊承宗舉薦給他的鄰居夏鼐（這或許是考古所從中科院從事自然科學的研究所中得到的最大利益）。

夏鼐認為他倆在有機密工作的近代物理所不能做工作，但是在相對沒有那麼機密要求的考古所則可以做些技術工作。

夫妻倆即於1959年被調入考古所，開始籌備碳十四測年實驗室，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自行設計並安裝儀器設備，並於1962年成功測出數據，開創了中國碳十四考古年代學的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仇士華、蔡蓮珍又開展了中國糖碳標準的製備與測定，取得的成果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獎三等獎。

　　夏鼐不僅大力支持仇士華等開創了中國碳十四測年的研究，也積極支持所外自然科學專家開展考古學基礎上的科技史研究，其中以中國科學院矽酸鹽研究所周仁的陶瓷史團隊和以北京鋼鐵學院（現名北京科技大學）柯俊的冶金史團隊最具代表性，並在此基礎上衍生出陶瓷考古和冶金考古兩個分支。

在《考古學報》刊登的這兩個方向的重要研究論文，至今還是經典之作。

碳十四測年、陶瓷考古、冶金考古成為中國考古科技早期發展最重要的幾個研究方向。

　　無獨有偶，北京大學碳十四測年實驗室的建立，也是得益於一批在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的科技工作者。

20世紀50年代留蘇歸國的陳鐵梅本來是北京大學原子核物理系的一名教員，因文革中一些不愉快的經歷被迫離開工作崗位，在「五七幹校」鍛鍊和學校行政後勤部門打雜。

1973年，陳鐵梅與化學系的原思訓、無線電系的王良訓等，一起受聘於歷史系考古學專業籌建碳十四測年實驗室，自行設計安裝化學制樣系統和測量儀器，終於在1975年建成了國內第一個液體閃爍法碳十四測年實驗室，後來又發展了鈾系不平衡法和電子自旋共振兩種測年方法，還與北京大學原子能系合作建立了國內第一個加速器質譜碳十四測年（AMS-14C）實驗室。

在此基礎上成立的北京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也成為了國內考古科技研究的重要力量。

　　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考古學雖然從學科歸屬上屬於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形成了一定的距離，但是考古科技工作也在惡劣環境中艱難地開展。

這一方面得益於夏鼐等少數對現代科技有深刻理解的考古學家主動出擊，建立科技考古實驗室並開展一般田野考古技術工作與培訓；另一方面，一批對古代歷史有濃厚興趣的科技專家，如周仁和柯俊，主動介入考古發掘出土文物的分析鑑定，特別是在陶瓷、冶金等領域率先有成果產生。

這兩種力量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合流，一度對考古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儘管如此，此階段可以說中國考古學與考古科技還完全是兩層皮的境界，科技方法僅僅是考古學的一種輔助工具手段而不是主要方法，更不是研究目的。

這種處境在80年代曾達到高潮，特別是高校考古學教育體系逐漸形成，考古學的人文社會科學傾向被固化，這種影響難以在短期內改變。

　　（三）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考古科技史

　　這一階段的考古科技出現了蓬勃情勢，快速發展的態勢遠遠超過前階段。

1984年，夏鼐不幸去世，給方興未艾的考古科技發展留下了一層陰影，考古學文化論逐漸占據上風。

這位曾留下《考古學與科技史》著作的學者晚年一直致力於考古學與科技史的融合，自己在天文學史、紡織史、冶金史方面也著力頗多，在他生命最後幾年裡關注科技史甚至比考古學還多。

隨著西方傳來的賓福德「新考古學」思潮興起，國內也開始了一系列考古學理論的探索與思考。

正當在蘇秉琦考古學區系理論大行其道之時，以俞偉超為代表的新一代考古學家提倡多學科交叉的考古學研究似一陣清風襲來，考古中新技術應用逐漸得到重視，各類考古科技工作也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而迅猛發展起來。

這個時期的考古科技進展可以從考古年代學、環境考古、生物考古、體質人類學、物質結構與化學元素分析、田野考古調查新技術、數學方法和計算機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等幾個方面展開。

　　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學公布了大量數據，發表了20餘批碳十四年代測定報告，測定數據1000餘個，建立起新石器時代的年代學譜系，其中尤以中原地區、山東地區、黃河上游地區、長江中游漢水流域、太湖平原、杭州灣地區的考古年代學比較完整細緻。

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法測年實驗室也初步建成，已經測了400多個數據，為我國的考古年代學做出了貢獻。

國家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無疑是考古學界有史來最重要的科研項目，利用碳十四測年技術，結合考古發掘、歷史文獻、天文曆法等進行交叉研究，為解決夏商周年代問題帶來了一線希望，並在實踐中取得了一系列進展。

熱釋光技術成為繼碳十四測年之後又一種主要的斷代方法，對文物真偽鑑定也發揮了作用。

　　中科院地理所和北京大學合作對隴東地區葫蘆河流域的古文化和古環境進行了研究，從自然環境、考古文化序列、人類活動規模統計、植被狀況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開啟了考古學與自然科學合作進行環境考古的新模式。

社科院考古所對膠東半島和珠江三角洲地區貝丘遺址的地貌特徵、文化性質和貝殼種類等進行了比較和總結歸納，認識到古代人類在適應環境方面的異同。

　　我國學者對植物的孢子花粉和矽酸體進行研究，推動了環境考古學的發展；水稻矽酸體的鑑定與判別，一直很受農業考古工作者的重視，並以此為依據探討了中國古代水稻的起源問題。

社科院考古所根據動物學知識確定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動物種類，對動物牙齒運用切片觀察來判斷它們的年齡，從狩獵、家畜活動、埋葬、祭祀等不同角度來研究人類與動物的關係，提出了動物考古學的目標、理論和方法。

社科院考古所對眾多遺址出土的萬餘件人類骨胳個體進行了鑑定、整理和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主要表現在對新石器時代人體種族的研究、殷商民族和西北各民族的人種系統關係及病理學角度考慮的相互印證方面。

與此同時，吉林大學開始進行體質人類學研究，並開始有計劃地建立標本庫和資料庫。

　　在古代材料分析方面，取得了許多創新性研究成果。

比如中科院矽酸鹽所對新石器早期的陶器進行了分析研究，進行了譜系分類，探明了中國早期陶器的起源這一重大問題；社科院考古所用中子活化分析的方法進行古瓷中微量元素的組成分析，為更好地認識古代瓷窯瓷器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北京大學對商代陶瓷進行了微量和痕量元素的組成和常量元素組成研究，提出了吳城是商代原始瓷生產的中心的論點；故宮博物院用X射線螢光分析對古代景德鎮等地的青花瓷器進行了無損分析，對青花瓷的贗品進行鑑別；中國科技大學對古代陶器的長石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分析，得出了很多有益的結論。

中國科技大學應用鉛同位素比值方法開展青銅器礦產來源分析；北京科技大學採用了原子吸收光譜、電子探針、掃描電子顯微鏡、X射線衍射儀、中子活化分析等各種分析方法對金屬器進行成分和結構分析，探討了中國早期銅器的起源問題以及古代鋼鐵冶煉技術發展問題；上海博物館通過X射線衍射和熱分析對東周陶范材料進行了研究，並探討了商周青銅器鑄造工藝等。

中國地質科學院對古代的玉器的檢測有了很大的進展；敦煌研究院用X射線衍射等方法對甘肅秦安大地灣的房屋遺址的建築材料進行了分析考察。

此外，對麥積山、酒泉、敦煌、炳靈寺、吐魯番等地的石窟壁畫的顏料分析也取得了重要成果；用等離子發射光譜儀對我國年代最早的大豆炭化種子進行了初步鑑定；通過顯微觀察對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藥物進行了鑑定，在醫學史方面具有很大的影響；古代紡織品、紙張的鑑定也逐漸開展起來。

　　隨著考古學研究的深入和經濟建設的發展，將現代地質和空天技術手段引入考古調查已勢在必行，包括遙感考古、電磁探地等方法已經在我國從無到有地發展起來。

社科院考古所運用遙感技術對新疆高昌、北庭古城和漢長城的遺址分布情況進行了研究，獲得的認識和考古學家通過田野調查、發掘得到的結果基本一致。

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對臨潼姜寨遺址和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進行了考古地磁研究，從實踐上檢驗了這種新技術，開創了我國考古地磁學的新局面。

中日學者聯合在三峽考古中應用實驗的地面電探CT技術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將數學機率方法運用於考古研究當中，將考古地層學、類型學和計量分析相結合，對考古分期的排序進行了研究，採用聚類分析進行鑑別、分類和區劃，尤其是在進行了顯著性校驗後，使考古學成為一種嚴格的科學。

　　隨著計算機技術的迅速普及和發展，在考古中的應用也越來越多，主要表現在資料存儲與檢索、地理信息系統、衛星定位系統、遙感數據處理、電探CT技術等在考古學中的應用，都是從無到有；但是當時還沒有形成大規模的應用，與西方先進已開發國家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四）21世紀的考古科技史

　　21世紀科學技術迅猛發展，運用於考古學中也是多種渠道並進。

隨著各項科技重大項目的推進，科技介入考古工作的力度逐年上升，以任務帶動科學研究的新局面已經展開。

由於此階段考古科技新課題和成果眾多，這裡不能一一贅述，僅對重大項目作簡單梳理。

　　「十五」期間，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國家科技攻關計劃「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推進了實驗室考古和年代測定技術的提升，使我國在實驗室考古，特別是加速器質譜碳十四測年技術精度達到國際水準。

國家「863計劃」支持的「地球物理綜合探測考古秦始皇陵」項目，使用先進地球物理探測技術對古代陵墓的探測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為田野考古綜合調查體系提供了技術儲備。

　　「十一五」期間，國家科技支撐計劃「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在碳十四測年和考古學文化譜系研究所確定的精準時空框架內，通過對社會結構和人類精神文化變化的多學科研究，進一步探索了中國文明產生和早期發展的多元一體化過程及其環境背景與技術經濟基礎。

此期間啟動的「指南針計劃」專項--中國古代發明創造價值挖據與展示，利用考古發掘出土文物，開展了農業、水利、礦冶、紡織、建築等多領域的古代技術發明創造研究，推動了相關領域文物價值科學認知的發展，是科技史與考古學結合的又一典範。

　　「十二五」期間，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及其相關文物保護技術研究」繼續延續文明探源工程的實施，在考古科技領域有了許多重大的進展。

國家科技性基礎工作專項「泥河灣盆地古人類遺址考察與研究」是舊石器考古的重要抓手，「羅布泊地區自然與文化遺產綜合科學考察」取得了田野考古綜合調查技術的突破。

繼續實施「指南針計劃」專項，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對各種考古遺物進行分析檢測，並揭示其內在的科學價值，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此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由7部門建立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指南針計劃」專項由10部門建立領導小組工作機制，為保障項目的順利實施奠定了基礎。

　　「十三五」期間，國家將繼續支持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古人類遺址考察與研究、田野考古調查新技術、水下考古關鍵技術、可移動文物價值認知關鍵技術等相關項目的開展，使考古中科學技術應用達到更高的層次。

　　這一階段，國家文物局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文物保護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不僅從頂層設計，而且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不斷調整目標，逐漸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物保護與考古科技管理系統。

通過大項目的實施，不僅產生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而且鍛鍊了隊伍，形成了一支人員精幹、水平高超的國家考古科技研發力量。

　　二、考古科技建制化的過程

　　討論一個學科是否成立，其實就是討論其建制化的過程。

而談一個學科是否建制化，大體需要以下幾個指標：是否具有專門的研究或教學機構，是否具有專門的大學課程並有專門的教材，是否具有定期的學術期刊出版物，是否具有獨立運作的科技社團並組織固定的學術交流活動。

對於「科技考古」或「考古科技」來說，也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探討。

　　（一）機構設置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作為中國最早成立的考古研究機構，一直發揮著考古科技研究與實踐的帶頭作用，具有一定的示範作用。

20世紀50年代，考古所實驗室成立，當時主要工作是碳十四測年，後來發展出來化學分析檢測、動植物考古等方向；1995年成立考古科技實驗研究中心，1998年更名為考古科技中心，2010年復更名為科技考古中心。

動物考古與植物考古實驗室被國家文物局認定為重點科研基地。

正如中心原負責人袁靖所說，「科技考古」這個概念也是有曲折的過程，從「實驗室考古」到「考古科技」再到「科技考古」，機構名稱的變革也反映出這一概念的流變。

同樣在50年代成立的技術室則逐漸發展成為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主要業務是配合考古發掘的文物保護修復工作。

　　北京大學於1983年成立考古系，後更名為考古學系、考古文博學院。

1973年即在當時歷史系考古專業下設立了碳十四測年實驗室，後發展成科技考古實驗室，並從中分出文物保護科學實驗室。

2012年，科技考古實驗室歸屬於考古學系，考古年代學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掛靠於此；而文物保護科學實驗室歸屬於文化遺產系，這一機構調整也反映出北京大學是較早將科技考古融入考古學中的機構之一。

此外，在考古學系中還設立有考古技術教研室，負責田野考古調查技術的研究與教學。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是國內另一個科技考古重鎮。

1999年3月，在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和科技考古研究室基礎上建立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由時任中科大校長的朱清時親任主任。

系內設科學技術史和科技考古兩個專業，科技考古專業分設「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科學」及「考古學與博物館學」兩個專業方向。

2001年，王昌燧調動至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現中國科學院大學），在其人文學院下設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現更名為考古學與人類學系），重點開展環境考古、生物考古等領域的教學與科研，繼續保持在多個研究方向上的領先地位。

　　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前身是1974年成立的冶金史組，後逐漸發展成為國內冶金考古的學術中心；2004年成立科學技術與文明研究中心，旨在利用現代科技手段研究古代文明發展歷程；2009年金屬與礦冶文化遺產研究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獲批；2014年成立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成為科技史與考古學結合研究的又一重要基地。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自成立之初就重視科技史和考古學的結合，2004年成立中國科學院傳統工藝與文物科技研究中心，後更名為文化遺產科技認知研究中心，著力於科技考古、文物遺產保護等多研究方向的發展。

　　此外，中國科學院矽酸鹽研究所在周仁、李家治的領導下開展古陶瓷研究，後成立了古陶瓷研究所（現古陶瓷與工業陶瓷研究中心），並獲批古陶瓷科學研究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上海光機所在干福熹的支持下成立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古玻璃和古玉研究方面有相當的基礎；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成立人類演化與科技考古實驗室，是國內古人類學與舊石器考古方面的重要力量。

　　吉林大學體質人類學與分子考古學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成立，也表明吉大在這個領域的領先地位。

最近，復旦大學成立科技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學成立科技考古學研究中心，吸引了一批考古學家和科技專家加盟，將掀起新的考古科技工作的熱潮。

　　（二）課程與教材

　　北京大學自考古學專業建立起就講授「田野考古技術」課程，後來專門開設現代科學技術在考古學中的應用課程，陳鐵梅、吳小紅、陳建立等開設了科技考古、定量考古等相關課程。

陳鐵梅出版了《定量考古學》（2005）和《科技考古學》（2008）論著和教材，供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學使用。

　　西北大學也是開展科技考古教學工作較早的高校之一。

1988年即開設「科技考古學概論」課程，在此基礎上趙叢蒼主編的《科技考古學概論》被教育部批准為國家「十五」規劃教材，於2006年正式出版發行，成為國內第一本科技考古學教材。

　　此外，北京科技大學自20世紀90年代一直開設「科技考古研究方法」課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也較早開設了「科技考古概論」課程，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991年出版的李士、秦廣雍著《現代實驗技術在考古學中的應用》是早期實驗室考古階段受到普遍認可的少數科技考古著作之一，被許多高校選作教材或課外閱讀資料。

　　國內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招收科技考古方向的博士和碩士研究生，按一級學科算的話，主要包括考古學的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吉林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學技術史的北京科技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等。

　　（三）學術期刊

　　《考古學報》是中國考古學領域最重要的學術期刊之一。

1936年出版的《田野考古報告》，1947年至1949年改名《中國考古學報》，1953年更名為《考古學報》，是最權威的考古學資料整理彙編，發表考古發掘調查報告，刊登考古學理論和專題研究論文，報導考古學與古代歷史的研究成果，以及古代建築、古人類、古生物鑑定等研究動態。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屢有科技方面的專家投稿，從某種程度上促進了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的融合。

比如，竺可楨在《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上發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從文獻考證到實地觀測，旁徵博引，中外最新資料都為其所用，堪稱自然科學與歷史學、考古學結合的經典之作，還創所有文物考古類中文期刊論文被引用最高記錄。

　　《文物》是另一份發表考古科技類文章較多的學術期刊。

1950年《文物參考資料》創刊，1959年改為《文物》月刊，不定期登載有關文物檢測分析、科技考古的文章，許多重要考古出土文物的檢測分析結果都發表在此刊物上。

　　1955年創刊的《考古》刊載中國考古學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論文、發掘與調查報告、書評、科技考古報告，還刊發考古簡訊及學術動態等，曾用刊名《考古通訊》，率先設置了科技考古欄目，定期發布碳十四測年報告和其他科技研究成果。

　　1990年創刊的《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是國內第一份考古科技專業期刊，由上海博物館主辦，反映國內外同領域研究中新進展和動向，重點介紹新技術、新方法、新經驗，以促進現代科學技術在文物考古中的應用。

刊物開始僅僅是一本面向小眾群體的文物科技同行期刊，後來逐漸擴大到全國文物考古科技領域，影響力也與日俱增，是近年來各項文獻計量學指標增長最快的文物考古類學術期刊。

　　此外，文物考古類核心期刊《考古與文物》《中原文物》《華夏考古》《江漢考古》《敦煌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故宮博物院院刊》《南方文物》等都登載考古科技的文章或設置相關專欄。

隨著科技儀器、檢測分析的應用和發展在文物認知的研究比重提升，考古與文保科技力量不斷增強，基於自然科學的方法，從考古遺址、遺物獲取古代社會和人的活動信息，在冶金考古、陶瓷考古、動植物考古、現代考古新技術應用等領域有較多發表。

　　有意思的是，在《2017年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最有影響力學者分學科排行榜》的包括古人類學、考古學、博物館學、科技考古、文物保護、文化遺產管理各領域在內的考古學科高影響力作者中，文物考古科技工作者占有比重非常大，竟達40%之高。

此份報告由長安大學社會科學評價中心根據文獻計量指標編制，且不論其評價指標是否合理，至少從期刊的學術傳播能力來看，考古科技對考古學發展的貢獻巨大。

　　（四）學術會議與科技社團

　　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大學、社科院考古所等單位發起籌建的中國科技考古學會，是將現代科技應用於考古學領域的科技工作者團體，也是科技史與考古學結合的產物。

與之伴隨的全國科技考古學術研討會也舉辦了13屆了。

　　1988年5月，全國第一次實驗室考古學術討論會在廣西南寧舉行。

會議由中國科技大學、廣西民族學院和廣西博物館共同發起召開的，是全國實驗室考古界的一次盛會，與會代表88人，來自全國12個省、市、自治區和香港地區的科研機構、高等院校、文博部門以及新聞出版界等30個單位。

大會收到論文49篇，它反映了我國實驗室考古界在研究中取得的豐碩成果。

　　1989年10月，全國第二次實驗室考古學術討論會在安徽合肥召開。

與會代表來自全國13個省、市的大學、研究所、文物、考古系統的40個單位共71人。

會議領導小組由柯俊任組長，仇士華、華覺明、李志超、朱世力任副組長，王昌燧任會議秘書組組長。

會議收到學術論文共54篇，其中27篇在全體會議上宣讀，其餘論文在分組會上宣讀。

論文內容包括考古斷代技術、勘測城址的遙感技術、古代冶金、陶瓷工藝、青銅器製作工藝、青銅器腐蝕的機理、玻璃、玉器、顏料等的研究、綜述和評論，以及在考古中使用計算機、有關文物的保護技術等。

會議還對學科的命名、內涵以及成立學會等有關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代表們認為，學科名稱以「科技考占」較為合適，科技考古作為一門新的學科交叉領域正在發展起來，為了更有效地推動這一學科的發展，應該考慮成立科技考古學會。

鑒於學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利用現代科技手段為考古研究服務，與會代表希望在組織上取得中國考古學會的指導和支持。

會議建議由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國科技大學共同負責中國科技考古學會的籌備工作。

　　1991年4月，第三屆全國科技考古學術討論會在河南鄭州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文物考古界、科技史界近百名代表出席了會議。

會議共收到學術論文76篇，內容涉及考古技術、文物研究、文物保護、文物複製和科技史研究。

期間，正式將會議名稱 「實驗室考古」改為了「科技考古」，並宣布成立中國科技考古學會（籌），暫為中國考古學會的團體會員，並選舉蘇秉琦、錢臨照為名譽理事長，柯俊為理事長，仇士華、李志超、陳鐵梅為副理事長，徐光冀、華覺明、譚德睿等為常務理事。

　　隨後，全國科技考古學術研討會一直延續下來，迄今已經開了13屆了。

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科技考古學會（籌）這個「籌」真令人發「愁」了，至今仍未能得到民政部正式批准。

　　進入新世紀以後，自然科學技術的理論和方法進入考古領域，實物遺存的潛在信息便逐步被揭示出來，學術難題不斷被攻破，屢有重要成果問世。

2015年，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正式成立了科技考古專業委員會，科技考古也算是有個名正言順的地位了。

與此同時，中國考古學會也相繼成立了多個科技考古相關的專業委員會，如動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類骨骼考古、新興技術考古等專業委員會，原來設想的科技考古學會整體作為中國考古學會的團體會員也無法實現了。

　　總之，雖然以「科技考古」命名的機構出現了一些，但是作為考古所或考古學系附屬的較多；科技考古課程已經進入大學課堂，但是作為獨立的科技考古雜誌和學會組織仍未建立。

缺乏共同的學術綱領和學術規範，作為獨立學科的科技考古學並未得到廣泛認可，考古科技的學科建制化還任重道遠。

　　三、幾點思考

　　考古學在中國成長有近百年歷史，現代科技在考古中的應用與考古學一樣從無到有，走過了漫長曲折的發展道路。

憶古思今，有以下幾點思考。

　　（一）考古學的科學屬性

　　整個中國考古科技史告訴我們，考古學的發展歷程就是科技與考古開始統一到相對分離再到融合的過程。

19世紀下半葉，建立在地層學和類型學基礎上的現代考古學得到學界普遍認可而產生，考古學就與科學技術密不可分了。

在中國考古學的實踐中，逐漸產生了區系文化類型等理論，考古學的人文社會科學色彩更濃厚了。

當今大時空框架下的考古學則更依賴於現代科技的進步。

考古學是人文學科？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其實已經不重要了，但考古學的科學屬性需要理解。

考古學一直是用實證方法追求未知領域的，同時考古學也不斷吸收其他學科的有益養分融會貫通成為新的考古學，這恰恰是考古學具有求實創新的科學精神實質。

　　縱觀科學史，人類科學發展有三個層次，第一個是遠古就誕生的博物學傳統的原始科學，第二個是以古希臘科學為代表的數理傳統的經典科學，第三個是在歐洲近代科學革命誕生的實驗傳統的近代科學。

如果說考古學還是一門科學的話，在其誕生之初還僅僅停留在博物學傳統，隨著碳十四測年等定量考古學的興起正在向第二階段的數理科學傳統前進，而考古學如何成為具有實驗科學傳統的第三階段還未可知。

但是令人欣喜的是，國內對於第二、第三層次的考古學研究已經有所作為。

一批考古學家和科技專家合力，將數學中的數理統計引入考古學，也產生出了中國特色的定量考古學，並在北京大學等高校開始講授；與此同時，國內考古學家已經注意到國際上實驗考古的一種傾向，已有「考古實驗場」相關的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實施，意圖將考古學整體引入到一個更高層次的實驗科學層面。

這些相關的趨勢不僅要給予高度重視，還需要從理論層面進行研究總結，才能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二）「考古科技」與「科技考古」

　　現代科技在考古中的應用，這一領域多被稱為「科技考古」。

但仍存在邊界模糊、內涵不清的問題，甚至某種程度上削弱了考古學的科學屬性。

其實，造成這些混亂的原因是忽略了考古學中的「科技考古」與科技史中的「科技考古」的差別：前者是用現代科技手段來研究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物質資料，而後者是以古代物質材料為研究對象來探討科學知識和技術的起源、演變與發展規律。

因此，可以將前者暫稱為「考古科技」，而後者可稱為「科技考古」。

　　從考古科技的發展歷史來看，其名稱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經歷了許多波折。

20世紀80年代，一批在實驗室中從事考古出土文物分析檢測的科技專家開始自稱為「實驗室考古」；在1990年全國實驗室考古學術研討會上，這批科技專家考慮又將其改為「科技考古」（當時「科技某某」專業比較流行，如科技英語、科技傳播、科技法學、科技史）；再後來有部分機構如社科院考古所意識到了「科技考古」概念的缺陷，改稱「考古科技」；而有部分學者則考慮學科發展的成熟程度而提出「科技考古學」。

目前考古科技工作者仍採用「科技考古」這類提法，一方面與大多數高校、科研院所的機構名稱接軌，另一方面與考古學的目的和方法接軌。

　　考古中的科技應用可以簡稱為「考古科技」，應該是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實二者是一個融合關係，而不是學科從屬關係。

」科技考古」容易誤會成考古學的一個分支，此其弊端之一。

就如國際上此領域兩份重要期刊Archaeometry和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前者譯為「科技考古」」定量考古」或「實驗室考古」，後者譯為「考古科學雜誌」，事實上二者收錄的內容還是有很大不同的，前者重在對考古遺物的分析檢測上，後者似乎有更寬廣的視野，對於遺址的考古學調查、信息技術的應用、石器微痕分析等投入了更多關注。

對照國內實際的所謂「科技考古」工作和人群，顯然應該與後者更接近。

　　隨著學科的發展，原來「科技考古」定位模糊的面貌逐漸改善，「科技考古」在科技史、「考古科技」在考古學中的定位也表現出不同的取向：科技史中的「科技考古」要解決的是科技史的問題；而考古學中的「考古科技」更關心的是考古學的問題。

比如科技史中的「科技考古」不涉及考古年代學、田野考古調查技術、環境考古等，卻是考古學中「考古科技」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科技史中的「科技考古」如天文考古，是基於天文學史研究成果對考古現象進行解讀，則往往難以用考古學中「考古科技」來描述。

「科技考古」與「考古科技」二者雖然來源不同，但是殊途同歸，都給考古工作加上科技的翅膀。

加大對「考古科技」概念的宣傳，並將賦予特別內涵的「科技考古」概念和學科方向還給科技史學科，這可能是考古科技走出學科套圈迷霧的一個正途。

　　這裡有必要對「考古科技」最初的稱謂「實驗室考古」囉嗦兩句。

在20世紀80年代，實驗室考古主要是指通過現代科技手段對古代遺物進行分析檢測工作，以進一步揭示人類遺存的價值，第一屆實驗室考古學術研討會即是這樣一批學者自發組織起來的。

後來在1990年由於這一學術領域被廣泛稱為「科技考古」，因此其最初「實驗室考古」的名號逐漸被棄用了，卻被另一群體使用了。

2009年開始有學者將實驗室考古用來指代室內考古清理工作，2011年社科院考古所李存信將大河口墓葬的室內清理稱為實驗室考古，2013年杜金鵬發表《實驗室考古導論》，指出實驗室考古是考古與文物保護專家協作運用多種科技手段在室內發掘清理，並據檢測分析結果及時實施文物保護，這個概念逐漸被考古現場出土文物保護圈內接受。

這樣，一種新「實驗室考古」產生了，與之前80年代「實驗室考古」實則大相逕庭。

還有一個名稱「實驗考古」，主要是通過充分運用實驗手段複製、重建考古發掘所獲古代工具、武器、房屋、堡壘、村落等遺址、遺物，以便更直接詳細地了解古代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及思維過程。

這顯然完全不同於「實驗室考古」，需要專門文章再述了。

　　（三）考古科技人才培養

　　考古學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學科，但國內一直將考古學置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對考古中自然科學應用非常不利，因此現行教育（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分科方式很難產生兼具人文社科學科與現代科技素養的考古學人才。

　　目前國內從事考古科技的工作者，主要來源兩個部分：一類是具有理工科背景，在考古科技工作實踐中逐漸理解並掌握一定的考古學知識，並自覺為考古工作服務的，在對理化基礎要求較高的結構成分分析檢測等方向聚集；另一類是本身受過考古學的正規訓練，至少對某一考古科技領域具有濃厚興趣，並通過學習深造或在實踐中成長，在以具有博物學傳統的動植物考古、體質人類學等方向聚集。

學理工出身的往往具有較好的自然科學知識，邏輯思維能力強，對新技術的運用容易上手，但是缺乏考古學家的歷史文化積澱以及善於聯想、綜合思考的能力；學考古學出身的往往明確學術目標並有淵博的文史知識儲備，但對於有較高技術門檻的工作不容易適應，難以深入研究物質世界的本質。

其實，考古科技人才應該具備文科理科兩方面的基本素質，比較理想的狀況是所有考古工作人員都兼有文理科的知識背景，比如對陶器的研究，不僅能夠從類型學上進行排隊組合，而且對陶器的岩相分析、成分分析也應用自如。

到那時，「考古科技」或「科技考古」這個詞彙就可以徹底消亡了。

　　目前高等學校主要承擔人才培養的職責，而各考古研究所主要是田野發掘工作和應急文物保護工作，人才培養和人才使用並未很好地對接。

首先需要聲明的是，考古科技人才主要培養應是研究生層次，生源往往是具有考古學、博物館學或歷史學背景的，或具有某一理工科學科背景的。

高等學校培養考古科技人才，主要有三種渠道，一個是在考古學一級學科中，一個是在科學技術史一級學科中，還有一個是在具體的某一自然科學或工程技術領域。

參照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頒布的一級學科簡介和學位基本要求，考古學一級學科雖然沒有明確指出科技考古的學科方向，但是在對碩士、博士學位基本要求時考慮到了自然科學知識對考古學的重要性，培養方向也涵蓋動植物考古、環境考古、冶金考古等多個分支。

科學技術史一級學科中明確有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方向，強調了為考古學服務的科學技術考古和為科技文化遺產保護服務的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培養要求中也明確提出了科技知識和文史知識背景的不可或缺。

目前，國內考古科技人才培養比較集中的高校包括在考古學框架下的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山東大學等，在科技史學科框架下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京科技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等，其他還有在理科或工科門類一級學科的如蘭州大學（化學、地理學）、復旦大學（生物學）、清華大學（建築學）等。

這種不同學科屬性的來源造成了考古科技人才培養多元化現狀，也帶來了諸如知識結構差異大、培養水平參差不齊、就業用人單位無所適從等狀況。

如何解決這一難題，需要多學科的相關人員加上用人單位如各考古所的代表，拿出誠意和智慧來，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兼顧學科發展需求，共同協商解決。

　　（四）考古科技的未來

　　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考古科技發展，不論是從實驗室分析檢測，還是室外大型遺址的考古勘探調查，都走過了一條不平凡的道路。

以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考古學研究，越來越深入人心，自然科學方法已經無法從現代考古學中分離，這是不爭的事實。

與其爭論是「科技考古」還是「考古科技」的稱謂，不如認真討論一下在現代科技快速發展的態勢下未來科技在考古應用的前景。

　　要探討考古科技的未來，需要了解兩個方面的事情。

一個是考古學的發展方向，一個是科學技術的發展方向，二者缺一不可。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考古學的內涵和外延也在發生變化。

特別是考古學與中國史、世界史並列成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設置的歷史學門下的一級學科以後，內涵包括了原來的博物館學、文物保護等，已經成為綜合運用各種先進科技手段和各相關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多角度、多層面探討古代人類社會發展併兼顧文化遺產保護、開發和利用的交叉學科。

未來考古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是原來的以田野考古為主的考古學，廣義的已經呈現出逐漸發展成文化遺產學的趨勢。

是否用文化遺產學代替考古學，是另外一個話題，這裡暫且不論。

即使是原有考古學概念下的考古學外延，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比如考古學研究的空間，已經從陸地上的田野考古向水下考古（海洋考古）延伸；考古學研究的時段也發生了變化，原來補史、證史的歷史學立場和思維約定考古學的重心在史前考古，而今也向以城市考古和手工業考古為特徵的歷史考古大大地延伸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開展，外國考古學已經成為中國考古學發展的重點領域。

這些變化都對考古科技提出了更多的需求，比如考古過程中文物保護的協同進行，水下考古裝備和技術的應用，城市考古中的遙感探測和新型物探裝備研發，手工業考古的實驗考古方法運用，外國考古中的中外技術交流與傳播研究，等等。

　　另一個角度是科技發展的角度。

現在流行的說法是第幾次科技革命，但是科技發展尤其是技術發展是累積疊代不斷前進的過程，其實很難用革命理論來套用，如果說有幾波科技進步的浪潮還是可以接受的。

這裡重點討論兩個方面的，一個是生物技術，一個是信息技術。

　　生物考古一直在考古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從早期的動植物考古，到比較新的分子生物學的應用，比如殘留物分析、古人類DNA分析等，已經成了當今國際考古科技發展的一個顯著趨勢，國內學者也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並且在早期農業起源研究、古人類環境研究、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

下一步，結合數據科學和智能科學的生命科學也將煥發出生機，生物考古中分析檢測的精度和準度將空前提高，基因技術應用於家族識別判斷也將普遍使用。

　　另一個是信息技術。

20世紀中葉以來的信息技術發展特別值得關注，80年代至90年代計算機網絡風潮，現在演化到「物聯網」「網際網路+」「萬物互聯」，以大數據、人工智慧、量子通信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浪潮正在襲來，考古技術如何抓住機遇升級換代是值得探討的。

比如，考古學家最常用考古類型學研究，需要將破碎的陶片拼接整齊，以前有賴技工來完成，費時費力殊不容易，現在使有圖像識別與智能化軟體已經有了一些初步解決方案，正在朝著更高的目標前進；計算機輔助陶器考古類型學研究，通過更精準的三維雷射掃描，排出多維度的特徵參數，可更高效地進行陶器的排隊，也已經得到初步的驗證；兵馬俑耳朵三維數據處理產生新的認識，就是對考古信息技術應用很好的詮釋。

許多考古所都購置了三維掃描系統，不僅要將其當作遺址和文物信息提取的技術手段，未來可以更好地應用於考古學的數據挖掘和信息處理。

近年來，機器人技術領域進步也非常大，一些適合於深井採礦、地下岩土工程、田野考古等複雜現場環境的機器蛇正在研發。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考古學人工智慧技術應用進一步發展，智能機器人成為考古工具的那一天就將到來。

　　四、結語

　　梳理中國考古科技史表明，中國考古學與科學技術關係從緊密到疏遠再到緊密的過程，考古學中的科技應用也經歷了實驗室考古、科技考古、考古科技等幾個階段。

在中國幾代考古學家的支持下，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應用於考古發掘、資料整理、展示利用等工作中，已經形成了較強的共識。

從學科建制化的角度來看，雖然考古科技工作有一些機構設置，有相應的課程和教材，也有出版的學術刊物，甚至也有自己的學術組織，但目前階段還缺乏共同的學術綱領和學術規範，科技考古學並不能成為獨立的學科。

現在雖然使用「科技考古」已經非常普遍，但是考古學的「考古科技」與科技史的「科技考古」從實質性來說有所區別。

考古科技人才培養有賴於考古學、科技史以及其他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學科，更需要面向應用、兼顧學科發展。

考古科技的發展需要從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發展兩個層面來考慮，應抓住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的發展脈絡，解放思想後的考古科技未來更加光明。

　　作者簡介：

　　潛偉：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教授；研究領域：冶金技術史、工業遺產、科學技術與社會。

　　（來源：科史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