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泓：美術考古不是藝術史

南方都市報2014-07-17 00:00

1957年，班級到邯鄲發掘實習，圖為室內整理。

1957年宿白先生帶領學生調查南響堂石窟，左二為楊泓。

陝西乾縣唐永泰公主墓墓室壁畫女侍，壁畫研究一直是楊泓的研究領域。

資料圖片

楊泓

1935年生於北京。

中國美術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1958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員，並任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特聘教授。

主要從事中國漢唐考古、中國美術考古和中國古代兵器考古的研究。

著有《中國古兵器論叢》、《美術考古半世紀——中國美術考古發現史》、《漢唐美術考古與佛教藝術》等。

早於洞穴時代，人類即已與藝術結緣，通過藝術來表達我們的生活，表達我們內心的情感。

在我們回望中國古代藝術家創造的燦爛藝術的同時，也應看到，現當代藝術家也創造出了許多能震撼我們心靈的作品。

在這些藝術家和藝術創作的背後，有著怎樣的故事？

2014年「大家訪談」新開闢的「談藝錄」系列將把我們的視線投向藝術領域，包括傳統書畫、當代藝術、收藏、藝術史等領域，以深度訪談的形式回溯藝術名家的成長、成名、創作往事，兼及他們的藝術傳統、藝術觀的表達以及藝術上面臨的困惑等。

希望通過這一個系列，部分地展現藝術家們的藝術之路，並由此管窺藝術家群體的生態以及中國藝術的發展現狀。

1869年，考古學家馬塞利諾·德桑圖奧拉在西班牙北部的岩洞中發現了後來聞名世界的「阿爾塔米拉洞窟」，那些畫在石岩上的野牛、馴鹿、大象栩栩如生，但又帶著來自遠古的生動氣息，被稱為「史前西斯廷小教堂」的阿爾塔米拉洞窟將人類從事藝術的時間推向了更早的舊石器時代。

同樣，1972年，當考古學家們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中發現色彩鮮艷的彩繪帛畫時，他們或許也還未意識到，這將使中國美術史的史料布局延伸至更廣。

由於中國古代繪畫紙張、絹帛等材質不易保存的屬性，來自地下的考古發掘成為了藝術史特別的補給來源，美術考古這一內涵外延並不大為人所熟知的學科所做的，正是把人們探究藝術的目光帶向更遙遠的時代，更廣闊的空間。

楊泓先生的工作正是如此。

不過，楊先生的研究領域很寬，涉及古代物質文化史的方方面面，除了兵器、車馬器、家具器用，他也研究佛教文物、壁畫、雕塑等等。

他的本行是魏晉南北朝考古，尤其偏重美術考古，專著《美術考古半世紀———中國美術考古發現史》、《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都是這一領域的力作。

而做美術考古之外，他還是一位古代兵器方面的專家，曾經是《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古代兵器卷的主編。

楊先生曾經打趣自己是個蝙蝠，「鳥看著我是鳥，耗子看著我是耗子。

有人看我是搞兵器的，有人看我是搞美術史的，實際上都不是，我就是搞考古的。

」

到今年整整學考古60年

干考古的都是以田野考古為基礎的人，這才叫考古學家。

像我這樣的不是考古學家，我基本上1950年代之後就不做田野考古了。

南都：你上北大考古系是哪一年？

楊泓：我是53班，就是1953年入學。

我們一個班15個人，到今年是我們整整學考古60年。

我們上學的時候和現在不一樣，現在考古系就是學考古，我們不是，當時考古專業是歷史系下的，我的畢業證書是北京大學歷史系歷史專業考古專門化。

什麼叫專門化？跟莫斯科大學學的，就我們這一年這麼叫，第二年就叫考古專業了，我們那一屆比較特殊。

南都：你們那時候都有哪些先生教課？

楊泓：我們上全部歷史系的課，再加上考古的專業課，所以當時學生史學的基礎比現在的學生好。

教我們中國史的是張政烺、鄧廣銘與汪籛；世界史是齊思和、楊人楩、胡鍾達、張芝聯，亞洲史是周一良先生，這些先生全都去世了。

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張廣達，那時候是西方世界史的助教。

南都：考古學的專業課呢？

楊泓：考古學概論是夏鼐先生主持，舊石器考古的外國部分是裴文中先生講，中國部分是賈蘭坡先生講。

新石器時代是安志敏先生，商周考古是郭寶鈞先生，秦漢考古是蘇秉琦先生，那時候蘇先生講秦漢，現在很多年輕人以為蘇先生是教新石器的，不是的。

魏晉以後到隋唐是宿白先生，宿白先生也給我們講古代建築。

還有石窟寺考古是閻文儒先生教，閻文儒先生抗戰時是向達先生的研究生，光復時(抗戰勝利)，閻先生到東北去做接收大員，東北大學、東北博物館都是閻先生接收的。

東北解放後，他拿著向先生的聘書回到北大。

那個時候北大規定外校的教授到北大必須降一級，所以他是副教授。

陳寅恪先生的弟子汪籛，到了北大也是副教授。

專題課之外我們也學一些其他的課，比如書畫是徐邦達，文字是唐蘭，博物館學是傅振倫。

還有兩門外國教授的課，都是埃及的，一個是費克里，一個是埃米爾，兩個人講埃及考古學，那時候跟國外的交流只有社會主義亞非拉國家，埃及專家給我們班上課，別的班也跟著上。

考古學的技術課全部由考古所的人講，照相是趙銓，測量是徐智銘，修整是鍾少林。

田野考古是我們實習的時候講的，我們班實習在邯鄲，1957年邯鄲實習是蘇先生、宿先生帶著我們去。

也幸虧是在邯鄲，所以1957年反右我們班沒有被打成右派的。

我們之前幾個班都是跟著考古所實習，到我們班的時候學校自己獨立支持，跟河北省合作。

我和另外兩個同學做的響堂山的發掘報告，回去做報告的整理也是蘇先生帶著我們，圍著火爐子摸陶片——— 發掘出來全部是碎的，哪裡有整的，所以還得一片片慢慢去對。

南都：這樣的田野考古你參加得多嗎？

楊泓：考古學是田野考古為主，干考古的都是以田野考古為基礎的人，這才叫考古學家。

像我這樣的不是考古學家，我基本上50年代之後就不做田野考古了，我基本上在考古所裡面，跟在田野考古線上不一樣。

我最後一次田野考古是在南水北調的丹江口，那時候大壩還沒修，我在丹江兩岸跑。

我是北方人，在那以前我基本上沒到過南方，我的考古實習都是在河南、河北，沒有往南去。

第一次過長江，後來到丹江——— 丹江算長江的支流，那時候丹江水清到什麼程度？你坐著船橫渡丹江的時候，往下看可以看到底，跟魚缸似的，看到魚在裡面。

丹江的工作做完，我回到北京，就回研究室了，所以我最基本的工作是干編輯。

南都：在《考古》雜誌？

楊泓：對。

大學畢業以後到考古所，一直到現在退休、返聘還在這裡。

我實際上是當編輯時間最長，而且到現在為止基本上還沒有脫開。

1958年我在編輯室里管刊物，但是我是研究室的，哪邊有事在哪邊。

考古所分三個研究室，第一、第二、第三。

一室是史前考古，就是石器時代；二室就是夏商周；三室是漢唐考古，漢唐考古也包括元明清，也就是漢以後整個都在三室，我是這個室的。

我們過去說你是研究考古學的，你研究哪一段，考古所填表都是填這三段。

但是在漢唐考古裡面，大家還要分工，我一直管漢代到唐代之間，就是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塊。

石窟寺在這一段，佛教發展在這一段，這一段跟藝術的關係比較密切，也因為這個緣故美術考古的成果也比較多一點。

因偶然幹上了美術考古

現在年輕人老問我，你為什麼選擇這個學科做研究，我說那不是我選的，那是任務。

南都：你關於《高句麗壁畫石墓》的研究應該是這方面最早寫的文章吧？

楊泓：那是我大三的學年論文，也是我最早發表的文章，那時候還挺自豪，那時候學生能發表文章很不容易。

那篇論文是宿白先生指導的，從選題到找材料、列表、分析，到怎麼配圖，怎麼寫文章，都是宿白先生教給我的。

這篇文章也是我後來研究其他墓室壁畫文章的基礎。

但是文化大革命去了「五七幹校」，幹校回來就發現很多原來自己有興趣的題目不能再接著做了。

高句麗墓不能再寫了，因為當時做這個研究必須得黨員才行，我政治條件不夠。

直到後來寫《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夏鼐先生讓我加一些高句麗墓的研究，才又寫了一點。

佛教美術也是這樣，當時關於宗教的都不能寫，所以也放下了。

但是壁畫研究我一直在做，我指導中國的和外國的研究生，大部分是做的藝術史，他們好幾個都是做壁畫的。

南都：你做美術考古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怎樣的機緣呢？

楊泓：現在年輕人老問我，你為什麼選擇這個學科做研究，我說那不是我選的，那是任務。

有一個偶然的工作情況要說明，這跟中央美術學院有關係。

那時候有敦煌委員會，有幾位先生，包括常書鴻、夏鼐、宿白，還有美院的金維諾。

考古所經常跟敦煌委員會有些事，夏先生就派我去美術學院，這樣我跟金維諾認識了。

金先生歲數比我大，美院的美術史系是金維諾先生一手創立起來的，我們一直是有各種聯繫。

「美術考古」準確講是考古學下面的一個分支學科。

中國的考古學一開始設定時，就分成兩條線索：一條是按時代劃分的，比如分成史前考古學、歷史考古學等等不同時期；另一條線索是跟它相關的其他交叉學科，必須用自然科學等其他方面的知識來談考古學的學科，美術考古就是這樣一個學科，在大百科全書的詞條里叫特殊考古學。

南都：美術考古學的概念應該是中國獨有的吧？

楊泓：什麼叫中國美術考古學？現在的習慣就是跑外國找根，比如外國人說了什麼。

他們不懂得在50年代的時候咱們國家是一個封閉的國家，跟外面根本沒有聯繫。

我們那時候所有學科發展都是中國自己弄，說是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實際上社會科學方面的借鑑非常有限。

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從50年代開始，可以說是在我們國家獨立的脈絡上發展起來的，跟外國考古學沒關係。

雖然像夏鼐、梁思永、李濟這些先生都是在國外接受的教育，但真正安陽發掘走入正規是梁思永先生開始的，解放以後，主持考古所工作的也是梁先生，考古所田野規範等等也是梁先生主持的，具體工作是夏鼐先生做的。

現在考古發掘的標籤還是夏先生當時設計的，到今天基本上沒什麼太大變化。

梁先生去世我還在北大念書。

夏先生解放前回到了老家溫州，還在那邊教書，他沒去台灣，是在溫州那邊解放的。

成立科學院，郭沫若寫信給夏先生來考古所當副所長，夏先生回信說我不當副所長，我就做發掘。

因為郭老去世以後要整理通信，他們把這些信都拿來讓編輯室清抄一遍，所以我們看過他們來往的信。

夏先生一再推辭，不願意做副所長。

考古所往事

那個時候郁風在美協做執行書記，丁聰、李松濤都在那兒。

他們找我，隔著矮牆就是我那邊的窗戶，一叫我就能聽見，時不時過去轉一圈。

我加入美協也都是他們介紹的。

南都：當時所長是誰？

楊泓：考古所第一任所長是鄭振鐸。

現在很多人不知道，為什麼解放初期文物局和考古所關係那麼好，那個時候鄭振鐸先生是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兼考古所所長，兼文學研究所所長，他精力充沛，鄭先生最後一段日記後來發表了，那裡面有記錄。

我分配到考古所還是鄭振鐸經手的，我到考古所他就去世了。

鄭振鐸去世以後所長是尹達。

尹達原來是干考古的，他原來的名字叫劉燿，那些考古報告上的「劉燿」就是尹達。

安陽發掘跟著梁先生的幾個人，有的後來去台灣了，有的在抗戰的時候上延安了，尹達是一個。

他是歷史所的所長，兼考古所的所長。

所以我在考古所經歷了所有的所長，從鄭部長開始一直下來。

中國考古學完全是自己摸索，自己創出來的，除了基本發掘方法、基本學科是外國移植來的。

實際上50年代封閉是沒有辦法的，並不是政府不許這些學者跟外國人接觸，我們想去接觸也沒法辦，像考古所只有圖書還能夠了解到外面這個學科新一點的信息。

我們所圖書室有比較完整的西方的、美國的、日本的考古材料，而且台灣出的東西我們也能看到，當時管這個叫「內部書」。

相反台灣學者看不到我們的，我到台灣才知道，他們《文物》、《考古》根本看不到，只有中央研究院有一套《考古》雜誌，包括台灣大學都不全。

從國外來看，對應的沒有「美術考古學」這個詞，美國的學校裡面也沒有考古專業，他們前面一段是人類學系，後面一段是藝術史系。

所以咱們這一套系統跟國外不一樣。

北京大學創立考古專業，說是學習莫斯科大學，實際上莫斯科大學不是這樣的，咱們有自己的一套系統。

南都：家具研究你是怎麼開始的呢？

楊泓：這個說起來很偶然。

原來我的宿舍在中國美術館後面，現在美術館的展廳西邊有一個畫庫，那個畫庫就是原來我住的那個樓的位置，我的宿舍就在畫庫大門東邊的窗口，我到考古所要經過美術館。

那個時候郁風在美協做執行書記，丁聰、李松濤都在那兒。

他們找我，隔著矮牆就是我那邊的窗戶，一叫我就能聽見，時不時過去轉一圈。

我加入美協也都是他們介紹的，美術家協會每年春節會組織茶話會，有一年茶話會上，王世襄說想和我合作搞家具史。

我說那我先寫一個提綱，談談對家具史研究的看法，提綱整理之後就是後來在《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年論文集》上的那篇《考古發現與中國古代家具史的研究》那一篇。

王世襄看了提綱，覺得可以，我們就開始合作了，但實際上很遺憾，我們彼此後來都越來越忙，說是合作，並沒有太多實踐。

但是在《文物》雜誌「文物叢談」上我寫過一些家具的小文章，其實我做的不是真正的家具研究，是從考古學發現的材料著手進行一些分析，是從復原社會生活的角度。

南都：上次在王世襄百年紀念座談會上你還談到當時經常去王世襄那兒聊天的往事。

楊泓：我們特別熟是我到考古所以後，因為那個時候他不斷到考古所查材料。

而且那個時候國外送來的圖冊、各種書，北京圖書館都沒有，只有文物局有，他管這個，我們那時候專門跑他那看書，就更熟了。

另外，我經常上他們家聊天是「文化大革命」後期，大家從幹校都回來那一段，大家都沒有正式恢復工作，也沒有太多事情。

文革後期，在故宮武英殿的「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覽」是最早恢復的展覽，然後是《文物》和《考古學報》兩個刊物副刊，這是郭老打報告恢復的，是1972年，那時候我還在幹校，當時從幹校調了一撥人回來，後來我們都回來了，原來說永遠不回來的。

幹校回來，我當時住的宿舍是只有10 .8平方米的一個小房間，我們夫婦倆人再加兩個孩子，所以晚上孩子們做作業，我就出去散步，到王世襄住的芳嘉園聊天，幾乎天天晚上去。

王世襄如果有事的話就去黃苗子他們家，黃苗子住在王世襄的東房。

有時候如果他們有興趣，我們再往南走兩個胡同到沈從文那聊天去了。

那個時候每天晚上幾乎都這麼瞎聊，我雖然比他們歲數小點，但是大家聊得來，所以我們很熟。

考古學者和藝術學者的不同角度

做考古的人不做很多的推測，但是做壁畫研究你又不能不聯繫藝術史，但是我基本上不去研究壁畫具體繪製方法和它的畫法、筆韻這些方面，這是搞藝術史的人研究的。

南都：我們老說西班牙的阿爾塔米拉岩畫，最早也是考古發現，但是後來進入了藝術史，是不是說這兩個學科交融的地方很多？

楊泓：我在中央美院講美術考古，首先給他們強調的就是美術考古不是藝術史，它們是兩個學科，但是這兩個學科的聯繫和互動又是非常多的。

美術考古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的任務和做的研究都是為田野考古學服務的，是田野考古學的一部分，因為不牽扯到藝術史研究的部分，而藝術史研究是美術史學，它是從意識形態的審美觀念出發研究各種美術品，有原則的區別，它是史。

遺憾的是我們國家始終沒有很好的真正的中國美術史研究，為什麼？他們沒有作為歷史去研究，在西方藝術史一般設在綜合性大學，是和歷史學聯在一起的，咱們這藝術史是和學畫畫和做雕塑的人在一塊，不是一回事。

再有一個問題，藝術史的問題涉及面更廣，比如宋徽宗的畫，藝術史你得講，但我講美術考古用不著研究它，因為這不是美術考古能發現的東西。

宋代的美術史、繪畫史畫院起重要作用。

宋代的美術史真是有點階級性，它是兩個傳統，一個是上層的、供欣賞的、以政府的畫院為代表的藝術創作，還有一個是民間美術。

我們考古發掘的這些壁畫墓，就是匠師畫，是民間那個系統。

宋徽宗畫《瑞鶴圖》自我欣賞，又得讓別人欣賞。

工匠畫的這些墓室壁畫是功能性的美術，它不是給你欣賞的，這些畫工不是要做藝術創作，而是生活需要，這兩者是完全分開的。

現在很多研究者把美術考古和藝術史放在一塊談，我始終反對。

南都：美術考古的局限性有哪些？

楊泓：美術考古有考古學的局限性，最簡單的一個問題，考古學是門遺憾的科學，不是我要想挖什麼就能挖出什麼。

因為古人不是把什麼都留在地下，也不是把什麼都寫在書上。

我們現在發掘也不是把古人留在地下的全挖出來了，始終是有局限的。

所以有人說考古學是瞎子摸象，有點道理，特別是歷史考古學，我們沒有歷史學支撐的話，很局限。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現在一個城市變成廢墟了，我們發掘的那一塊正好是一個大飯店，能夠發現一些餐具和炊具，還有殘留下來一些我們可以檢測的脂肪酸的殘渣。

過去挖出東西都講究刷得乾乾淨淨的，現在不成，現在挖出的東西不能刷。

為什麼呢？古人用過的陶器上會遺留下一些跡象，我們可以用現代儀器檢測，比如這個碗有茶垢還沒清理，根據茶垢你可以知道這碗是喝茶的，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做這個。

也許挖到的剛好是西餐廳，那發掘出來是以脂肪酸為主的，要是是素菜館可能連脂肪酸沒有。

但是你不能推論這個地方所有人都是吃肉或者吃素。

比如在廣州發掘南越王的宮殿遺蹟，就挖了一塊，整個什麼樣還不知道，因為壓在現在城市裡面了，沒辦法。

現在挖墓也是這樣，不是什麼墓我們都敢挖，解放後挖了一個定陵，定陵是我從學生到考古所工作人員那幾年，定陵開的時候我是以學生身份看的，後來到考古所工作，再去的時候是後期。

定陵剛挖出來的時候，三個棺材旁邊的箱子裡是成批的綢緞，顏色跟新的一樣，真的是驚人。

現在只保存下來一部分，那時候學習蘇聯老大哥，蘇聯最先進的是用水玻璃保護，水玻璃就是一種塗料，結果我們用水玻璃塗過的東西全毀了。

挖了定陵以後，考古學的學者就堅決要求不能再挖了，等有條件能夠保護的時候再挖，所以考古發掘是有局限性的。

南都：美術考古和文物研究的不同在哪裡？

楊泓：考古學和文物研究最基本的不同就是考古學是依靠田野考古發掘為基礎的，我們中國的文物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傳世的、流傳的；第二部分是考古發掘裡面的精品，就是漂亮的，能夠在博物館展示給人看的，有文物價值的，但不一定是歷史價值，這個是文物。

這個區別是很大的。

南都：所以面對同一件文物，考古學者和美術史學者會有不一樣的角度？

楊泓：對，研究目的和分析是不同的。

我是做考古的，我首先看這個墓葬發掘出來是不是合乎考古學規範，比如說曹操墓發掘，合不合規範這是第一個問題，然後再說別的。

做考古的人不做很多的推測，但是做壁畫研究你又不能不聯繫藝術史，特別是魏晉南北朝這個時期。

比如北朝的墓裡面的壁畫，它是不是受南朝藝術的影響？因為當時的藝術，從傳世的藝術史來講，藝術新風都從南方興起往北來的，反映在雕塑、繪畫，當然得接觸到這些個問題。

但是我基本上不去研究這個壁畫具體繪製方法和它的畫法、筆韻這些方面，這是搞藝術史的人研究的。

我自己現在特別有興趣就是粉本問題，也就是說底本的問題。

南都：壁畫的粉本問題？

楊泓：對，因為壁畫不是人家說讓你畫什麼，畫師進去就畫，像畢卡索畫畫，鼻子上這，眼睛上那，那是藝術創作。

畫壁畫的人是要有底本的，不是隨便畫的，現在缺乏這個底本的研究。

好多人研究說它是肖像，畫的墓主像。

現在咱們看起來不是肖像，為什麼？因為墓主像畫得跟別人都一樣，這是什麼情況？還有一個是制度問題，什麼人的墓地可以畫壁畫？壁畫怎麼畫法？在不同地區有什麼特點？這是我們考古學的問題。

和藝術史相關的有大量的問題，他們應該研究，也是我們研究不了的。

前幾年西方特別流行個案研究，從一個個案來剖析研究，實際上個案研究也有好多問題，我們要看個案選的是不是對。

就像解剖麻雀，你解剖的是不是最普通的麻雀，還是一個特殊的樣本。

大量的(墓室壁畫)是什麼樣的，什麼樣的階層是什麼樣的，你研究這個是不是有代表性？可是做發掘的，我們不知道它究竟有沒有代表性，這很難。

比如在河北發現一大批遼墓壁畫，但是這一批壁畫的死者身份和它的內容，是不是代表整個遼壁畫的主流？這個你得考慮。

美術考古只是就發現的材料做有限的分析，考古學挖不出來其它東西，我必須研究墓葬來進一步來分析當時整個社會的其他東西，比如漢代墓葬的壁畫雖然不是當時繪畫最好的作品，但終究是漢代人畫的畫，可以反映那個時期繪畫的一些問題，但是不是能涵蓋所有墓室壁畫的規律和內容，那不一定。

還是要不斷積累新的材料來判斷。

有些研究者出一個漢墓壁畫就覺得好的不得了，但等到新的材料發現，你會看到這樣得出的結論有的是站不住的。

怎樣全面分析古代文獻和考古發現是一個很艱巨的工作。

監製：崔向紅 戴新偉

統籌：劉煒茗

題簽：白謙慎

刊頭設計：嚴麗萍

B18-19版

采寫、攝影：

南都記者 李昶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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