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星堆、金沙漫談考古學

20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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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勁松：1986年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93年畢業並獲歷史學碩士學位。

1993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系，1996年畢業並獲歷史學博士學位。

1996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99至2000年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考古學系訪學。

研究員，《考古》月刊副主編，曾任《考古》編輯部主任、考古編輯室主任、考古雜誌社社長。

主要研究領域：商周考古學、商周青銅器

川大明遠考古文物社（以下簡稱「明古」）：施老師，您好，首先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

今年年初您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採訪的時候，談到三星堆文明中心的轉移，在十二橋文化時期，權力中心轉移到金沙而不是十二橋，您在去年《考古》第2期發表的文章中也談到了這種觀點。

您提出了「三星堆－金沙文化」這樣一個很新的概念，您可以詳細地講一下您提出的這個概念嗎？

施勁松老師（以下簡稱「施」）：今年年初，《中國社會科學報》有一個採訪，我談了關於三星堆遺址與金沙遺址、三星堆文化與十二橋文化相互關係的一些看法。

三星堆城址是在三星堆遺址一期或者說寶墩文化時期興起的，到三星堆文化時期成為了成都平原的文明中心。

三星堆城址廢棄以後，成都平原的文明中心可能轉移到了成都地區。

成都地區有一系列與三星堆年代相接甚至有所重合的遺址，不只是金沙和十二橋。

從今天成都市的西部一直到市中心都有很多遺址點，你們應該很熟悉。

所以中心應當轉移到了成都地區。

成都地區的遺址中，我覺得金沙更重要，與三星堆的聯繫更緊密。

十二橋遺址發現早，當時認識到它的文化面貌和三星堆文化不太一樣，又出土了規模很大的木建築，這是川西繼三星堆之後的重要發現，所以學界提出了十二橋文化。

但後來發現的金沙遺址更重要，金沙的面積大，有宮殿區、祭祀區、墓葬區，雖然具體的界線可能還不好確定，但存在著明確的功能分區。

金沙有各種類型的遺蹟，從夯土基址到祭祀遺存、墓葬、手工業作坊，不像十二橋遺址，主要的遺蹟只有木構建築。

金沙遺址出土遺物的等級也高得多，有很多種貴重器物。

十二橋遺址主要出一些陶器，而且不見完整的遺蹟單位。

如果說當時發生過文明中心的遷移，那麼中心在金沙的可能性更大。

只是金沙沒發現城牆。

明古：您是說可能性比較大？

施：對，可能性。

相比於其他遺址點來說金沙更為重要，更能夠顯示出是一個中心，出土遺物也最接近三星堆器物坑的遺物。

也可以說當時的中心可能轉移到了成都地區，而在成都地區的諸遺址中，金沙目前來看是最重要的一個。

你說的「三星堆－金沙文化」，這個概念並不是我提出的。

以前徐學書先生就論述過「三星堆－金沙文化」。

還有一些著作、圖錄等雖然不一定直接用這個概念，但也都提到「從三星堆到金沙」，可見也是把三星堆和金沙聯繫在一起的。

那麼，為什麼強調金沙而不是十二橋？就是因為剛才我說的，金沙遺址更重要，更能反映這個文化，與三星堆遺址的關係更密切。

當然十二橋和金沙遺址的文化面貌相同。

按慣例，考古學文化多以首先發現的地名或遺址名來命名。

十二橋遺址發現早，所以命名為十二橋文化。

如果現在再提出一個金沙文化，似乎也沒有必要。

我想強調的是，從三星堆到十二橋和金沙可能是一個文化系統，它們面貌上有差別，但差別不足以表明這個文化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比如，三星堆和金沙的陶器有變化，但不是突變而是漸變。

我認為一個文化的陶器會發生漸變，日常所用的陶器有的會棄用、有的會改進，還會出現一些新器物。

在一定時段中不能沒有一點變化。

青銅器也有差異，但只限於形制、形體，這可能與金沙時期銅料匱乏有關，但青銅器、金器等的內涵都是相同的。

正因為這樣，我才借用了「三星堆－金沙文化」這個提法。

可能過去沒有充分認識到金沙遺址和三星堆文化的密切聯繫，所以此前學界提出的一些意見沒有引起更多重視。

明古：四川大學2013級的同學現在正在新津寶墩遺址進行田野發掘實習，現在大家很關心的一個問題是，有些學者認為三星堆文化可能是從寶墩文化中直接產生的，但也有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想請教您對這個問題是怎麼看的？如果要證明三星堆文化是從寶墩文化中產生的，我們需要有哪些證據？

施：我們首先需要明確三星堆文化最核心的內容是什麼，然後再與同一個區域之內的文化、周鄰的文化、或者時代相近的文化進行比較，以明確可比較範圍內的哪些文化與三星堆文化有關。

三星堆出現了城。

但在寶墩文化時期成都平原就出現了一系列的城址。

三星堆城址本身也是從寶墩文化延續下來的。

所以說三星堆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寶墩文化，而不是突然興起的。

但城址之間有差別。

你們去過寶墩，寶墩文化的城址結構簡單，主要是城圈，內部雖然也發現建築，但總體上遺蹟並不是特別豐富。

三星堆文化時期的三星堆城址則要複雜得多，我們至今還不能完全確定那些城牆是怎麼閉合的、幾組城牆間的相對年代，以及幾個小城之間的關係。

城內肯定有較為複雜的格局，現在已知有東西兩個城，北邊還有小城。

另外，三星堆城內的建築規模很大，還發現祭祀器物坑等重要遺蹟，城址的內涵比寶墩文化的城複雜。

所以，三星堆城址出現於寶墩文化時期，但三星堆文化時期有變化。

更重要的是在三星堆出現了很多新因素，最重要的就是金屬器。

大量出土的青銅器表明當時出現了青銅冶鑄業，這三星堆文化的核心技術。

另外還有大量非一般社會成員所能擁有的貴重器物，金器、象牙、玉器等，這些都是寶墩文化所沒有的。

這些遺物種類很多，反映的是祖先崇拜和太陽神崇拜。

所以，這個社會可能是王權和神權並行。

這類遺物在金沙一樣大量出土，表明了相同的社會形態。

也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將金沙和三星堆文化聯繫在一起。

所以，無論是三星堆還是金沙，王權與神權並存是這個文化的核心觀念。

如此，我們便可以發現，三星堆文化從技術到觀念的最核心的內容，都不見於或不產生於寶墩文化，至少從現有的材料來看是如此。

所以，目前還不能簡單認為三星堆文化完全由寶墩文化發展而來。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部分遺物，如部分青銅器、玉器，可能反映出對外的聯繫和交往。

如果有外來的影響，那三星堆文化是與北方還是與東方地區有聯繫？此類外來因素在寶墩文化中是否也存在？總之，三星堆文化和寶墩文化有多大程度的聯繫，我沒有明確的看法。

或許等以後關於寶墩文化的發現增多，或者是今後能夠建立起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平原以外其他文化的某種聯繫，那個時候可能會更清楚一些。

明古：接著剛才的問題，您認為現在關於寶墩文化探索的工作方向大概在哪裡？

施：首先還是它的源頭，寶墩文化自身也有來源。

現在在川西北做了很多的工作，寶墩文化和川西北的發現有沒有聯繫？寶墩文化的興起是與外來影響有關，還是完全獨立產生於成都平原的？這些都需要考慮。

其次，寶墩文化的城址、遺址，發掘和研究都需要不斷深化。

城內有什麼內涵、城址之間是什麼關係、當時是怎樣的社會結構和發展階段等等。

最後，還需要在不斷深化中找出它與三星堆文化更多的聯繫。

明古：剛才聽您談巴蜀史前的文化，您對此非常熟悉。

您的研究興趣是怎樣形成的？是源於以前您在四川大學求學的經歷？還是對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的研究？

施：都有吧。

我在四川大學學習七年，對四川、對西南的材料相對於其他地區要更為熟悉些。

後來研究南方青銅器，也與此有關。

研究青銅器需要擴大到文化，所以我主要的一個研究方向就是長江流域的青銅文化，成都平原的青銅文化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我的興趣所在。

明古：那麼您的實習也是在川大的時候參加的吧？

施：我在川大參加過實習，一次是1988年在西昌黃聯關東平村遺址，是個漢代的冶鑄遺址，那是本科的實習。

碩士研究生時的實習是1992年在湖北的雕龍碑遺址，讀博士時在二里頭遺址實習過。

明古：您認為本科實習的遺址在時段上是否有什麼要求？是做史前的遺址好還是做歷史時期的遺址好？

施：我認為重要的是遺址本身。

首先，最好不是內涵單一的遺址，內涵應比較豐富，遺址上有各種類型的遺蹟，現象比較複雜。

早期、晚期都有複雜的遺址。

訓練、培養學生，需要有足夠多的機會，所以複雜的遺址更好。

其次，如果是一個我們已知的、或有一定了解的遺址可能更合適。

已知的遺址，我們知道它的文化、時代、涉及的問題等，能更好地指導學生髮掘，包括從哪些方面做工作，怎樣發現問題、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等等。

主動發掘的遺址，可以讓學生知道學術目標，學會如何選擇發掘對象，最後還可以總結髮掘的結果是否與目標契合等。

而對於一個完全陌生的遺址，工作就有更具探索性，實習難度可能會更大。

當然這也能讓學生學會探索，但要有意識地引導可能就難一些。

我沒想過這個問題，你們實習、發掘過，不知道是不是也這麼認為。

明古：剛才談到了您的研究興趣。

我們看到去年和《十二橋遺址與十二橋文化》那篇文章差不多同時，您在《南方文物》發表了一篇關於考文垂教堂的文章。

那麼，請問您的這個研究是突然有感而發呢，還是您對文化遺產保護已經有了一定研究興趣後才去寫這麼一篇文章呢？

施：我對文化遺產保護並沒有什麼研究，但對一些問題有興趣，有的問題也不限於考古學。

有時寫一些學術短文，包括參觀考察或閱讀後的感受等。

對於感興趣的問題，就想把自己的一些思考表達出來。

明古：現在考古學的研究領域越來越廣，比如文化遺產、文物保護。

考古學的分支也越來越多，比如美術考古、科技考古……科技考古還有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等。

那麼，您在考古編輯部工作了這麼多年，我想請問一下，《考古》對不同領域的文章是怎麼選擇的？

施：這可以分為兩個問題。

一是文章的選擇。

《考古》對文章的基本要求，就是利用科學發掘的考古材料來研究考古學的問題。

滿足了這兩點，利用什麼樣的具體材料、從哪些角度和方法來研究哪些具體問題，都沒有限制。

二是學科分支。

分支增多，表明考古學的研究越來越細、專門化了。

但很多分支就是考古學，否則考古學是什麼呢？學科剛起步時，材料和方法有限，研究目標單一，現在從資料到理論、方法、手段都比過去豐富得多，研究有不同層級的目標，研究越來越細化。

我們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把各種研究歸為不同的分支，或者領域、方向。

有些研究我們今天認為它是一個分支，但今後或許就不再被稱為分支了，它就是考古學本身。

明古：您剛才提到考古的區域性，這裡有一個問題，現在很多研究生學習的地方和他希望研究的地區並不一致，是否最好要選擇自己能進行實地田野工作的區域作為自己研究的興趣？

施：研究興趣是由個人決定的。

在一個地方學習而對其他地區更感興趣，這也可以。

考古學研究不能脫離實踐，需要有一些親身經歷。

研究某個區域、某個時段的問題，需要對該區域、該時段的材料有具體的了解，最好能參加發掘或其他具體的、實際的考古工作。

因為這樣可以直接了解材料，得到很多從其他渠道不能獲得的信息，這非常重要。

但另一方面，也很難保證所有的研究材料都親自從田野中獲取，這就需要利用考古發掘報告或由其他途徑了解考古資料。

有很多事我們不可能都親身經歷，也不是所有的事都要直接經歷才能知道。

我們擁有的大量的知識其實並不來自直接經驗，而是間接獲得的。

考古學研究也需要利用別人發表的發掘成果、借鑑別人的研究成果。

之所以需要發表考古報告，就是需要將發掘成果貢獻給學術界，供大家共同研究。

另外，不同的區域具體的考古材料有區別，但有些考古學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理論、方法、手段是共同的。

當然，要研究其他區域難度會更大，要從頭熟悉當地的材料、了解研究的概況、熟悉學術史，還有必要到當地去接觸具體材料，畢竟只研究考古報告是有欠缺的。

研究生還處於學習階段，不必一開始就去研究大問題。

可以先從一些具體的問題、個案開始，有了積累就能考慮更多的問題了。

比如剛才說的區域性，首先體現為材料不同，然後可能是材料反映出來的文化和社會的特點，可以由淺入深去認識。

當涉及到社會、歷史層面時，很多問題就是共同的，理路也是相通，甚至超出到考古學外也如此，不同的學科也會有共同的終極問題。

明古：剛才您提到《考古》對稿件的基本要求是對考古出土的材料進行研究。

那麼如果不運用類型學，只運用歷史學的，只要用了考古材料，可以算是考古學的研究嗎？

施：什麼是考古學研究？研究歷史從文獻出發而不用實物資料，或者是像金石學那樣研究非考古出土的實物材料，這些都不是考古學研究。

我說的基本要求是用考古發掘的資料研究考古學的問題。

至於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那是開放的，也是發展的。

考古學研究也需要歷史地看待，比如在上世紀前半葉的考古學研究，從對資料的掌握、到研究的理論方法，和今天都有所差別。

不能以今天的標準衡量過去，更不能只固守過去的方法。

不同時期的研究會有很大的不同，但從學術史看，都是考古學研究。

明古：也就是說還是要放在當時的背景下來看。

施：對。

明古：您剛才提到金石學，您覺得金石學與考古學的關係是什麼？您也做了很多青銅器的研究，金石學與考古學的關係是怎麼樣的？

施：考古學和金石學不一樣。

金石學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而考古學是一門科學。

作為科學的考古學是在西方產生的，之後影響、傳入到了中國。

中國有金石學傳統，考古學與金石學就研究古代銅器、石刻等而言，對象上有重合，中國考古學產生之初，一些具體的器物研究也有金石學印跡。

但是，如果沒有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沒有新思維、新方法的出現，沒有對科學精神的追求，沒有西方考古學的傳入，金石學不可能發展為現代的考古學。

夏鼐先生曾明確說過，「只有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中國的近代考古學才得興起和長成」。

明古：還想請教您，在史前沒有文字，歷史按照有無文獻記載被分成了新舊石器時代和歷史時期。

我個人的理解，有沒有文獻是個關鍵問題。

史前沒有文獻，研究史前史肯定要靠考古學，那麼對於歷史時期，到底是要依靠歷史學還是考古學？

施：史前沒有文字，沒有記錄史前歷史的文獻，所以構建史前史只能依靠考古學。

歷史時期有了文獻，研究這段歷史，考古學和歷史學有各自不同的作用。

兩者都為構建歷史，但卻是兩門不同的學科

文獻的記錄和考古學面對的實物並不一樣。

歷史話語構建的主要是「線性」發展的、具有連續性和統一性的宏觀的歷史圖景，而且為觀念所貫穿。

在中國，文獻記載的一條主線就是王朝的歷史，考古學就很難用實物遺存去完整地構建出這樣一部不斷更迭的王朝史。

考古學面對的是「過去」的生活「痕跡」，是「過去」直接遺留下來的物質遺存。

這些物質遺存只是宏觀歷史圖景中的「碎片」、「片斷」，但它們卻是「過去」生活的活生生的「橫斷面」。

因此，「實物」構建或「書寫」的歷史是多元化、多層面、分叉的「複線」歷史，它也不會被歸到某種觀念之下。

根據詞源學，西文「歷史學」History意思就是描述、記錄發生的「事實」並「高度濃縮」，但歷史話語總是為觀念性的「中心」、「原則」等影響和左右。

而「考古學」Archaeology中的Archi則有「本原」的意思，考古學就是「本原學」，考古學所面對的實物遺存沒有摻雜觀念。

我與人合寫過一篇《三星堆啟示錄》，發表在《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輯上，談到過這些問題，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

明古：剛才您談到了本原的問題，其實我們研究的都是歷史，但是我們是選擇用實物去研究歷史還是用文本去研究？

施：這就是我剛才說到的問題。

如果是構建文字出現以前的歷史，那要依靠考古學。

重建文字產生以後的歷史，歷史學和考古學是兩條不同的路徑。

考古學與歷史學還有一個重要區別，那就是考古學不局限於那些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而是向所有曾經存在過的生活樣態和個體開放。

任何人，無論高低貴賤，都會在他（她）們的生命歷程中留下生活的「痕跡」和這樣那樣的實物，這些「痕跡」和實物都會引起我們的關注，讓我們對過去的生活樣態進行探究。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考古學更貼近「過去」，也更具有本原性。

當然，考古學研究並不能完全拋開歷史文獻，歷史文獻可以為我們理解、闡釋考古材料提供線索和歷史背景。

明古：《歷史研究》最近做了一個關於歷史學界研究碎片化的專題。

那麼您認為考古學界是否存在這種碎片化的問題？還是我們現在細化的東西做得不夠，還沒有達到碎片化到程度？

施：「細化」不等同於「碎片化」。

「碎片化」也許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向。

當研究的面變得越來越窄、問題越來越具體時，有些研究就會走向「碎片化」。

另外，「碎片化」也還存在研究取向的問題。

關於考古學研究，有幾點需要注意。

一是對於任何一項研究，我們需要明確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對一些非常細節的問題進行繁瑣的研究，比如對一類簡單器物或局部特徵進行繁瑣的描述、分類，甚至超出了詳盡分期之類的需求，那我們就要問這樣做的意義何在。

諸如為分類而分類的做法並不可取。

考古學研究當然要關注細節，研究也需要細化，但一定要明確所有的研究最終將回歸到哪裡、解答什麼問題。

二是對考古材料不能孤立地看待和解釋，而是應當將所有相關聯的材料都放在一起考察，否則對考古資料的認識和解釋就會具有隨意性和無限多的可能性。

比如我們研究一批材料，如果只去考察其中很具體的一類物品，那就會有很多完全不同的解釋，但如果把所有的出土物和所有的現象放在一起，那就會得出和孤立看待一類器物截然不同的認識。

考古資料之所以不同於傳世品而成其為「科學資料」，也就在於它們具有各種層次的、可供我們深入研究的「出土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