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伯官「漢代城址」解密:專家認定系「玄菟郡」

考古發掘現場。

上伯官「漢代城址」解密

近來，東陵區汪家街道辦事處上伯官村西頭格外熱鬧，在考古人員的指導下，男女老少村民們舞鍬揮鎬，挖出一個個規整的「探方」，連成蔚為壯觀的一道景觀。

人們不禁發問：這是在幹啥？一塊醒目的牌子上，給出了肯定的答案：「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瀋陽四環快速路BT工程六標段/上伯官漢代城址考古發掘工地」。

人們還要發問：這荒郊野外的，咋會有漢代城址？這漢代城址到底是咋回事？且聽專家一一道來。

上世紀60年代，考古專家關註上伯官[pagebreak]

東陵區汪家街道辦事處上伯官村一帶，早就進入了考古專家、史學專家們的視線。

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專家們便開始探究這個村落的悠久歷史。

後來，隨著上伯官村附近的一座座墓葬被相繼發現，上伯官村的身世，逐漸清晰起來。

資料記載，1963年10月11日至11月20日，考古人員在上伯官村附近，清理了6座漢魏時期的墓葬。

6座墓葬分為三種形式。

「1號墓」為雙室墓，平面呈「十」字形，長5米、寬3.2米，灰色繩紋磚兩橫一豎砌築墓壁，券頂豎磚為楔形磚。

墓門寬0.7米、高0.9米，拱形，門外左右有護牆。

墓門前為豎穴式墓道。

墓葬前室長1.4米、寬0.8米、高1.7米。

主室長2.1米、寬1.05米、高1.5米。

「2號墓」、「3號墓」均為長方形，南北長3.3米、東西寬1.4米。

「4號墓」、「5號墓」、「6號墓」均為南北向長方形磚室墓，三墓並列，墓壁相連，墓底相通。

3座墓葬均為二人合葬墓。

6座墓葬出土了銅鏡、銅鏃、銅扣漆奩、漆盒、釉陶雙耳小罐、陶罐、陶樽、陶碗、陶瓶、陶缽、陶奩、陶勺、陶盤、陶碟、陶井、陶水斗、陶灶，以及「半兩」、「五銖」、「大泉五十」等錢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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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挖果窖現身三墓葬

1988年10月，上伯官村供銷社在院內挖果窖時，發現了一座漢墓。

考古人員們清理該墓葬時，又發現了兩座墓葬。

3座墓葬分布成三角形，均為長方形豎穴磚室結構，採用子母磚橫向單行疊砌而成。

其中，「2號墓」為雙人合葬墓，墓長3.45米、寬近1.9米。

3座墓葬出土了56件器物，除兩枚銅錢外，均為泥質陶器。

顏色有灰、灰褐、灰黑色。

器形有罐、壺、奩、缽、灶、井、倉、瓮、耳杯等。

「3號墓」出土的兩枚「大泉五十」錢幣，是西漢末年王莽政權時期流通的貨幣。

考古專家分析，3座墓葬應為東漢早期至中期的墓葬。

挪動路邊電桿，驚現無骨殖「瓮棺」

2005年10月下旬，在擴路電力設施改造工程中，挪動上伯官村西側路邊電桿時，發現了兩座漢墓。

「1號墓」平面呈長方形，由墓道、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道為長方形斜坡狀，末端緊接墓門。

墓室平面呈長方形，長3.4米、寬1.68米、殘高0.5至1.78米。

墓頂部分起券，大部分不存，惟有東、西、北三面墓室磚壁上殘留少許券頂。

據此分析，該墓葬券頂應為縱向起券。

墓室東壁，自下而上共8行青磚，從第九行開始起券。

券頂採用長45厘米、寬18厘米、厚8厘米至10厘米的素麵「子母磚」砌就。

該墓葬出土了陶罐、陶瓶、陶缽、筒瓦等殘片，並出土了一枚完整的銀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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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號墓」為一座「瓮棺墓」。

該墓葬形制特殊，僅在地面挖一個平面呈橢圓形的墓坑。

墓坑長1.04米、寬0.67米，墓口距現地表1.35米至1.4米。

墓坑中的葬具為「瓮棺」，由陶釜和筒形器套接而成。

令考古人員詫異的是，「瓮棺」內並未發現人骨。

1963年10月間，在上伯官村附近，考古人員就曾發掘出3座「瓮棺葬」，「瓮棺」內亦未發現骨殖。

當年，考古專家初步認定，「瓮棺葬」應為兒童墓地。

「瓮棺」由兩個陶釜中間套接筒形器組成。

兩個陶釜完全相同，均為「泥質夾細砂紅陶」，輪制，直口，斜展沿，重唇，直肩，弧腹斜收，小平底。

陶釜口徑31厘米、底徑6厘米、通高25.2厘米。

筒形器材質亦為「泥質夾細砂紅陶」，輪制，直筒形，直口，方唇，器口至中間依次飾有凸棱紋、壓印條紋帶、拍印粗繩紋，筒形器內壁裝飾戳印麻點紋。

筒形器口徑28.6厘米、筒身中部直徑27.2厘米、壁厚0.8厘米至1.1厘米、殘高38厘米。

村民平整耕地，露出兩座較大墓葬

2007年4月下旬，「上伯官城址」西側的下伯官村農民平整耕地時，發現了兩座形制較大的漢墓。

該墓地位於下伯官村西南台地上，南距「瀋撫公路」1公里；西距瀋陽市區20餘公里；東距「上伯官城址」約兩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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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古工作者發掘，兩座漢墓形狀相似，墓底深度相差約1.2米。

「2號墓」建於「1號墓」之後。

「1號墓」較大，由墓道、甬道、前室、後室，以及東、西耳室組成。

墓道為階梯狀，保存較好，殘長約4.2米、寬約1米。

甬道長約0.9米、寬約1.4米，已嚴重破壞。

墓室主體呈「T」形，南北長約7.4米、東西長約8米。

後室有兩個早期盜洞，以致墓內隨葬品較少，而且嚴重破碎，可辨器形有陶俎、陶瓢、陶槽、陶器座、陶灶、陶樓等。

墓葬內散落的白灰塊上，還有彩繪的痕跡。

這些白灰塊應從墓頂上塌落下來。

「2號墓」亦呈「T」形，但僅有前室、後室，未見隨葬遺物。

專家認定，「上伯官城址」為「玄菟郡」

「上伯官城址」所在地的東陵區汪家街道辦事處上伯官村，地處瀋陽與撫順之間，「瀋撫公路」從城址南側0.5公里處通過。

城址東側緊依牤牛河，北為渾河支流二道河子。

由於河水長年沖刷，城址東側、北側遭到破壞，早已不見城牆址，形成高約6米的斷崖。

斷崖上露出大量的兩漢、魏晉時期的文化遺存。

城址西部、南部城牆早已夷為平地，但城牆夯土基礎尚存，村民在城牆夯土基礎上建房，不用打地基。

從地表觀察，現城址內外高差約1.5米。

城址內業已被村民房舍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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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城址內的古街道主要有東西向、南北向的十字街。

修築「瀋撫公路」之前，東西向街路是一直通向撫順的「官道」。

從道路和村內自然格局分析，該城址原應有東、西二門。

城址南牆中部，與南北向街路相通的出入處，應為城址南門遺址。

因河水沖刷破壞，北門遺址位置已無法認定。

經實測，城址現存南側牆址殘長326米，其中，南門至西牆址為200米。

東側城牆址殘長537米，其中，「官道」至南側城牆址為370米。

該城址原為長方形，南北稍長，其周長約2500米，應有3座或4座城門。

該城址內漢代文化遺存十分豐富，文化堆積層厚達1.5米左右，土質灰黑，內含大量的繩紋筒瓦、板瓦、磚等建築材料。

生活器具多為細泥灰陶，有罐、瓮、壺、豆、盆、甑、瓶等，火度較高，器具除素麵外，大多為繩紋、弦紋等紋飾。

其中，一塊陰刻「廿六年」字樣的細泥灰陶「陶量」口沿殘片，為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度量衡時，頒行天下的標準量具。

該「陶量」在此間出土，標明這座城池在歷史上的重要位置。

該城址周圍，分布著許多兩漢、魏晉時期的墓葬群。

已發現的墓葬多為券頂磚室墓，有單室、雙室、三室墓葬，以及「瓮棺葬」。

墓葬中隨葬品有細泥灰陶壺、鼎、豆、耳杯、瓶、罐等，以及成組的青銅器、銅鏡、琉璃耳璫、銀手鐲等。

這些墓葬的主人，均為當地的居民和官員、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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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城址的名稱，歷來眾說紛紜。

通過考古人員對該城址實地調查，從其地理位置、規模、文化內涵等諸多方面分析，並參照古籍文獻進行考證，認為該城址地理位置險要，交通方便，西南至遼陽(遼東郡治襄平)約100公里，與《吳書》記載的「玄菟郡在遼(遼東郡治襄平)東北，相去二百里」相吻合。

《晉志》記載，玄菟郡為漢代設立，統領望平、高顯等三縣。

經考古專家考證，玄菟郡為東漢安帝設置，所轄望平縣城遺址，在新民前當鋪大古城子，距玄菟郡城址西約65公里；高顯縣城遺址，在蘇家屯區沙河鄉魏家樓子，距玄菟郡城址西南約31公里。

《中國歷史地圖集·說明書》記載，瀋陽以東，撫順以西，上伯官屯附近的古城址，為玄菟城遺址。

玄菟郡再次遷徙的郡治，就在此地。

由此可見，「上伯官城址」，便是玄菟郡的三遷址。

東漢安帝永初四年，便有「玄菟」字樣記載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漢紀四十一，孝安皇帝」，東漢永初四年(110年)九月、元初五年(118年)六月的記載，均提及「玄菟郡」。

由此可見，東漢安帝時期，便在遼東地區設置了「玄菟郡」。

據了解，眼下，考古人員們在上伯官村西頭考古發掘，主要尋找這座漢代城址的城牆遺蹟。

目前，該城址的南城牆西端夯土基礎已被發現。

尋找該城址城牆遺蹟的艱苦工作，仍在進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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