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伯官「漢代城址」解密：專家認定系「玄菟郡」

上伯官「漢代城址」解密:專家認定系「玄菟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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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伯官「漢代城址」解密

近來，東陵區汪家街道辦事處上伯官村西頭格外熱鬧，在考古人員的指導下，男女老少村民們舞鍬揮鎬，挖出一個個規整的「探方」，連成蔚為壯觀的一道景觀。

人們不禁發問：這是在幹啥？一塊醒目的牌子上，給出了肯定的答案：「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瀋陽四環快速路BT工程六標段/上伯官漢代城址考古發掘工地」。

人們還要發問：這荒郊野外的，咋會有漢代城址？這漢代城址到底是咋回事？且聽專家一一道來。

上世紀60年代，考古專家關註上伯官

東陵區汪家街道辦事處上伯官村一帶，早就進入了考古專家、史學專家們的視線。

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專家們便開始探究這個村落的悠久歷史。

後來，隨著上伯官村附近的一座座墓葬被相繼發現，上伯官村的身世，逐漸清晰起來。

資料記載，1963年10月11日至11月20日，考古人員在上伯官村附近，清理了6座漢魏時期的墓葬。

6座墓葬分為三種形式。

「1號墓」為雙室墓，平面呈「十」字形，長5米、寬3.2米，灰色繩紋磚兩橫一豎砌築墓壁，券頂豎磚為楔形磚。

墓門寬0.7米、高0.9米，拱形，門外左右有護牆。

墓門前為豎穴式墓道。

墓葬前室長1.4米、寬0.8米、高1.7米。

主室長2.1米、寬1.05米、高1.5米。

「2號墓」、「3號墓」均為長方形，南北長3.3米、東西寬1.4米。

「4號墓」、「5號墓」、「6號墓」均為南北向長方形磚室墓，三墓並列，墓壁相連，墓底相通。

3座墓葬均為二人合葬墓。

6座墓葬出土了銅鏡、銅鏃、銅扣漆奩、漆盒、釉陶雙耳小罐、陶罐、陶樽、陶碗、陶瓶、陶缽、陶奩、陶勺、陶盤、陶碟、陶井、陶水斗、陶灶，以及「半兩」、「五銖」、「大泉五十」等錢幣。

上世紀80年代，挖果窖現身三墓葬

1988年10月，上伯官村供銷社在院內挖果窖時，發現了一座漢墓。

考古人員們清理該墓葬時，又發現了兩座墓葬。

3座墓葬分布成三角形，均為長方形豎穴磚室結構，採用子母磚橫向單行疊砌而成。

其中，「2號墓」為雙人合葬墓，墓長3.45米、寬近1.9米。

3座墓葬出土了56件器物，除兩枚銅錢外，均為泥質陶器。

顏色有灰、灰褐、灰黑色。

器形有罐、壺、奩、缽、灶、井、倉、瓮、耳杯等。

「3號墓」出土的兩枚「大泉五十」錢幣，是西漢末年王莽政權時期流通的貨幣。

考古專家分析，3座墓葬應為東漢早期至中期的墓葬。

挪動路邊電桿，驚現無骨殖「瓮棺」

2005年10月下旬，在擴路電力設施改造工程中，挪動上伯官村西側路邊電桿時，發現了兩座漢墓。

「1號墓」平面呈長方形，由墓道、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道為長方形斜坡狀，末端緊接墓門。

墓室平面呈長方形，長3.4米、寬1.68米、殘高0.5至1.78米。

墓頂部分起券，大部分不存，惟有東、西、北三面墓室磚壁上殘留少許券頂。

據此分析，該墓葬券頂應為縱向起券。

墓室東壁，自下而上共8行青磚，從第九行開始起券。

券頂採用長45厘米、寬18厘米、厚8厘米至10厘米的素麵「子母磚」砌就。

該墓葬出土了陶罐、陶瓶、陶缽、筒瓦等殘片，並出土了一枚完整的銀指環。

「2號墓」為一座「瓮棺墓」。

該墓葬形制特殊，僅在地面挖一個平面呈橢圓形的墓坑。

墓坑長1.04米、寬0.67米，墓口距現地表1.35米至1.4米。

墓坑中的葬具為「瓮棺」，由陶釜和筒形器套接而成。

令考古人員詫異的是，「瓮棺」內並未發現人骨。

1963年10月間，在上伯官村附近，考古人員就曾發掘出3座「瓮棺葬」，「瓮棺」內亦未發現骨殖。

當年，考古專家初步認定，「瓮棺葬」應為兒童墓地。

「瓮棺」由兩個陶釜中間套接筒形器組成。

兩個陶釜完全相同，均為「泥質夾細砂紅陶」，輪制，直口，斜展沿，重唇，直肩，弧腹斜收，小平底。

陶釜口徑31厘米、底徑6厘米、通高25.2厘米。

筒形器材質亦為「泥質夾細砂紅陶」，輪制，直筒形，直口，方唇，器口至中間依次飾有凸棱紋、壓印條紋帶、拍印粗繩紋，筒形器內壁裝飾戳印麻點紋。

筒形器口徑28.6厘米、筒身中部直徑27.2厘米、壁厚0.8厘米至1.1厘米、殘高38厘米。

村民平整耕地，露出兩座較大墓葬

2007年4月下旬，「上伯官城址」西側的下伯官村農民平整耕地時，發現了兩座形制較大的漢墓。

該墓地位於下伯官村西南台地上，南距「瀋撫公路」1公里；西距瀋陽市區20餘公里；東距「上伯官城址」約兩公里。

經考古工作者發掘，兩座漢墓形狀相似，墓底深度相差約1.2米。

「2號墓」建於「1號墓」之後。

「1號墓」較大，由墓道、甬道、前室、後室，以及東、西耳室組成。

墓道為階梯狀，保存較好，殘長約4.2米、寬約1米。

甬道長約0.9米、寬約1.4米，已嚴重破壞。

墓室主體呈「T」形，南北長約7.4米、東西長約8米。

後室有兩個早期盜洞，以致墓內隨葬品較少，而且嚴重破碎，可辨器形有陶俎、陶瓢、陶槽、陶器座、陶灶、陶樓等。

墓葬內散落的白灰塊上，還有彩繪的痕跡。

這些白灰塊應從墓頂上塌落下來。

「2號墓」亦呈「T」形，但僅有前室、後室，未見隨葬遺物。

專家認定，「上伯官城址」為「玄菟郡」

「上伯官城址」所在地的東陵區汪家街道辦事處上伯官村，地處瀋陽與撫順之間，「瀋撫公路」從城址南側0.5公里處通過。

城址東側緊依牤牛河，北為渾河支流二道河子。

由於河水長年沖刷，城址東側、北側遭到破壞，早已不見城牆址，形成高約6米的斷崖。

斷崖上露出大量的兩漢、魏晉時期的文化遺存。

城址西部、南部城牆早已夷為平地，但城牆夯土基礎尚存，村民在城牆夯土基礎上建房，不用打地基。

從地表觀察，現城址內外高差約1.5米。

城址內業已被村民房舍覆蓋。

該城址內的古街道主要有東西向、南北向的十字街。

修築「瀋撫公路」之前，東西向街路是一直通向撫順的「官道」。

從道路和村內自然格局分析，該城址原應有東、西二門。

城址南牆中部，與南北向街路相通的出入處，應為城址南門遺址。

因河水沖刷破壞，北門遺址位置已無法認定。

經實測，城址現存南側牆址殘長326米，其中，南門至西牆址為200米。

東側城牆址殘長537米，其中，「官道」至南側城牆址為370米。

該城址原為長方形，南北稍長，其周長約2500米，應有3座或4座城門。

該城址內漢代文化遺存十分豐富，文化堆積層厚達1.5米左右，土質灰黑，內含大量的繩紋筒瓦、板瓦、磚等建築材料。

生活器具多為細泥灰陶，有罐、瓮、壺、豆、盆、甑、瓶等，火度較高，器具除素麵外，大多為繩紋、弦紋等紋飾。

其中，一塊陰刻「廿六年」字樣的細泥灰陶「陶量」口沿殘片，為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度量衡時，頒行天下的標準量具。

該「陶量」在此間出土，標明這座城池在歷史上的重要位置。

該城址周圍，分布著許多兩漢、魏晉時期的墓葬群。

已發現的墓葬多為券頂磚室墓，有單室、雙室、三室墓葬，以及「瓮棺葬」。

墓葬中隨葬品有細泥灰陶壺、鼎、豆、耳杯、瓶、罐等，以及成組的青銅器、銅鏡、琉璃耳璫、銀手鐲等。

這些墓葬的主人，均為當地的居民和官員、官兵。

該城址的名稱，歷來眾說紛紜。

通過考古人員對該城址實地調查，從其地理位置、規模、文化內涵等諸多方面分析，並參照古籍文獻進行考證，認為該城址地理位置險要，交通方便，西南至遼陽(遼東郡治襄平)約100公里，與《吳書》記載的「玄菟郡在遼(遼東郡治襄平)東北，相去二百里」相吻合。

《晉志》記載，玄菟郡為漢代設立，統領望平、高顯等三縣。

經考古專家考證，玄菟郡為東漢安帝設置，所轄望平縣城遺址，在新民前當鋪大古城子，距玄菟郡城址西約65公里；高顯縣城遺址，在蘇家屯區沙河鄉魏家樓子，距玄菟郡城址西南約31公里。

《中國歷史地圖集·說明書》記載，瀋陽以東，撫順以西，上伯官屯附近的古城址，為玄菟城遺址。

玄菟郡再次遷徙的郡治，就在此地。

由此可見，「上伯官城址」，便是玄菟郡的三遷址。

東漢安帝永初四年，便有「玄菟」字樣記載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漢紀四十一，孝安皇帝」，東漢永初四年(110年)九月、元初五年(118年)六月的記載，均提及「玄菟郡」。

由此可見，東漢安帝時期，便在遼東地區設置了「玄菟郡」。

據了解，眼下，考古人員們在上伯官村西頭考古發掘，主要尋找這座漢代城址的城牆遺蹟。

目前，該城址的南城牆西端夯土基礎已被發現。

尋找該城址城牆遺蹟的艱苦工作，仍在進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