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偉民：湖南史前白陶的考古發現

湖南史前白陶是距今七千年前湖南地區的偉大發明，其獨特的工藝、繁複的紋飾、奇詭的圖像，造出一個遠古世界神秘美術與信仰圖景，使人嘆為觀止。

湖南史前白陶與彩陶、琢玉並稱中國史前三大藝術浪潮而居潮頭之首，對後來的中國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2018年10月，湘、浙兩省考古所聯手在蕭山跨湖橋遺址博物館隆重推出「早期美術中的信仰圖景——湖南史前白陶展」，並舉行「第九屆跨湖橋文化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早期美術與信仰研究論壇」，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郭偉民先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先生為這次展覽圖錄撰寫了序言，現全文刊發。

該篇為郭偉民先生撰寫。

湖南史前白陶的考古發現，是與湖南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緊密相連的。

1974年秋湖南省博物館發掘澧縣夢溪三元宮遺址，報告於《考古學報》1979年第4期刊布。

此前在1967年4月，該遺址曾進行過試掘，也發表過試掘報告，但由於試掘的地點位於年代較晚的屈家嶺文化墓地，因此沒有發現白陶。

1974年的發掘則是在年代較早的地層里發現了白陶殘片，器物形態似為豆形器，與白陶同出的還有橙黃陶。

白陶的陶土均經細緻淘洗，顯示比其他陶質在做法上更為講究，經湖南醴陵陶瓷研究所化驗，白陶的主要成分為SiO2(68.92%)和MgO(23.38%)，這是湖南史前白陶的第一次出土。

1978年11月發掘安鄉湯家崗遺址，報告於《考古》1982年第4期發表，該遺址出土了較多白陶。

早期遺存墓葬中出土的白陶或白衣紅陶印紋圈足盤為其一大特色，質地上多為泥質白陶，顏色潔白，內含極細砂粒，火候要比紅陶和褐陶要高。

此類白陶和白衣紅陶圈足盤製作精緻，紋飾變化多，圖案新穎。

紋飾有戳印紋、指甲紋、篦點紋、壓印紋、刻劃紋以及極少淺、細的繩紋等。

其主要特點如下：1、各組圖案花紋之間絕無重疊或上下錯位、距離不勻等現象。

發掘者推測是使用了特殊的製作工藝。

2、主要花紋之間的方格紋地比較稀疏，方格凹下，不似織物印痕，估計是陶拍或印模凸起部分有小方格形的紋路，然後和主要花紋一道印上的。

出現這種有雙重花紋的印紋，應該是進步的現象。

3、地層中不能復原的白陶和白衣紅陶殘片有數百片，這些殘片的紋飾千變萬化，有鏈條紋、彎月紋、弧線三角紋、盾牌形花紋、磚紋等等。

但從器形來看，有印紋的均屬於盤。

其中，頗負盛名的器底飾八角星圖案的白陶盤（M1:1）就是在本次發掘中出土，這是湖南考古第一次發現數量多而且形態完整的白陶。

白陶盤圈足底（湯家崗遺址出土）

1979年冬天發掘澧縣丁家崗遺址，該遺址的報告於《湖南考古輯刊》第一集，1982年11月出版，報告中報導有「數量很少的細砂白陶」，其中第一期有一件細砂白陶盤（M21:1），器表戳印由篦點組成的各種複雜圖案。

第二期還發現了一件灰白衣的泥質褐紅胎陶缽（M10:3）和一件泥質白陶盤（M14:1）。

紋飾方面是刻劃、戳印、壓印、拍印等，彩繪方面有紅底黑彩或紅底赭彩者。

發掘者意識到，丁家崗一期應是大溪文化年代最早的遺存。

1980年冬天發掘安鄉劃城崗遺址，其報告在《考古學報》1983年第4期發表。

在早一期的文化遺存陶系中，有10%的細砂白陶，紋飾的模印和戳印紋多施於細砂白陶。

報告發表了胎為細砂紅陶的白衣紅陶釜，及多件白陶盤。

早二期細砂白陶極少，僅見一豆。

1977、1981年兩次在石門皂市遺址發掘，報告在《考古》1986年第1期發表。

在下層新石器時代遺存中發現有白衣紅陶，並有施彩的做法。

其中數件圈足盤都是泥質白衣紅陶。

報告從測年和陶器形態上判斷，該遺存的年代早於丁家崗遺址一期遺存，與湖北城背溪發現的遺存有某些共同的因素。

這大概是1970年代後期和1980年代初期湖南新石器時代田野考古的大致情況，實際上，這也算是湖南考古的重點工作了。

和全國一樣，這個階段湖南地區考古工作的主要任務是構建考古學文化序列和文化譜系，建區系類型。

當時，在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中，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已經建立起從較為完整的序列和分期，但從湖南考古發現的實際情況來看，大溪文化顯然不是長江中游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越過大溪文化的時間界限向上溯源，是湖南考古工作者的一項任務。

因此，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及略後的一個階段，湖南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就是搭框架、做編年、建譜系。

在這樣的使命中，陸續發掘了湘鄉岱子坪遺址、株洲磨山遺址、湘潭堆子嶺遺址、長沙大塘遺址、汨羅附山園遺址、黃家園遺址、臨澧胡家屋場遺址、澧縣彭頭山遺址、宋家台、李家崗遺址、華容劉卜台遺址、車軲山遺址等。

此外，益陽地區考古工作者在南洞庭湖的資水下游發掘了益陽蔡家園、絲茅嶺等多個遺址。

通過這些工作，洞庭湖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序列基本建立起來。

在此基礎上，湘資沅澧四水中上游的考古工作和文化序列的構建，也亟待有所突破。

於是，從高廟遺址的發掘開始，連續在沅水中上游地帶的辰溪、洪江、中方、吉首等地進行了一系列考古工作，發掘了包括高廟、征溪口、松溪口、高坎壠、譚坎大地、溪口、岩匠屋、壓祖山、河溪等在內的一批新石器時代遺址，豐富了湖南新石器時代區域文化的內涵。

通過這些工作，基本構建了湖南新石器時代的區域文化序列和譜系。

進入九十年代以後，如同中國考古學的變革一樣，湖南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從構建文化譜系轉向以重建史前社會為目的的聚落形態研究上來。

因之，以城頭山遺址為核心的澧陽平原聚落考古成為了重點。

湖南史前白陶的考古工作，就是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取得了一系列收穫。

從洞庭湖平原來看，早前石門皂市遺址的考古發掘，就已經發現了白衣紅陶，這似乎意味著廣泛分布於大溪文化和湯家崗文化中的白陶有更早的淵源。

而墳山堡、塗家台遺址的發掘則將這一推測變為了現實。

1990年4月，岳陽地區文物工作隊發掘了岳陽錢糧湖農場墳山堡遺址，該遺址出土了白衣陶和黃白陶，而且還有一定的數量。

此外，同處於洞庭湖區的南縣塗家台遺址的調查也發現了灰白陶，這兩處遺址的新石器時代遺存的年代均早於大溪文化和湯家崗文化，屬於皂市下層文化，不晚於距今7000年。

但是，這些白陶的紋飾簡單，陶色也不純正，與後來湯家崗文化的白陶有較大差異。

這意味著它們之間有一定的缺環，最終解決和彌補這一缺環的，則是來自於沅水中上游地區高廟遺址的發現。

高廟遺址於1991年進行第一次發掘，收穫頗豐，其下層發現了大量的文化遺物，也發現了白陶。

其中T1015⑧：16夾石英細砂粒白陶罐最引人注目。

該罐頸、肩飾篦點紋組成的獸面紋。

其中頸部有對稱的二組，獸面橢圓形、方口、獠牙外毗、有門齒，唇上部有三尖冠，下部有垂須。

獸面兩旁附有雙翼，無軀幹。

獸首下的附加裝飾類似柴薪，獸面圖像兩側各有一座木構建築，有梯子盤旋而上。

該罐的肩部還有四組相同題材的獸面像，這成為了後來高廟文化的標誌性圖像。

另外還有白陶盤、簋等，器表都有複雜的紋飾。

高廟遺址的發掘極大地豐富了湖南史前白陶的文化內涵，將人們帶入一個神奇而遙遠的國度，充滿神秘色彩的陶器圖像紋飾一經刊布，很快就在學術界產生了轟動。

此後，又陸續在沅水中上游發掘了松溪口、征溪口遺址，均發現了白陶，在年代上與高廟下層遺存有先後，但應同屬於一個文化譜系。

從此，高廟文化作為沅水中上游地區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而為世人所知。

陶盤（高廟遺址出土）

白陶直口罐（局部，高廟遺址出土）

白陶簋（局部，高廟遺址出土）

與此同時，在湘江中上游地區，即長沙以南的湘江流域，也陸續有一些考古發掘，如大塘遺址、磨山遺址、堆子嶺遺址和獨嶺坳遺址的發掘。

這些遺址中，以大塘遺址的年代最早，距今約7000年，獨嶺坳遺址略晚一些，接下來則是磨山和堆子嶺遺址，其年代也在距今6000年前後，這些遺址也發現有白陶。

整體而言，這類白陶遺存較早階段與高廟文化和皂市下層文化的白陶特徵較為相似，較晚階段則與湯家崗—大溪文化的白陶相似。

雖然這些遺址都有白陶發現，但是它與高廟文化及皂市下層文化的關係尚不清楚。

2011、2012年千家坪遺址的兩次發掘，則大致解決了湘江中上游地區白陶遺存的性質和地位。

千家坪遺址位於南嶺北側的郴州市桂陽縣，這裡的考古發掘發現了年代不晚於距今7000年的大量白陶遺存，其白陶的造型和紋飾，與高廟文化有極大的相似性，因此有觀點認為千家坪白陶遺存應屬於高廟文化。

千家坪遺址的地理位置和文化遺存特點的研究，部分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著的湖南史前白陶的性質、內涵及文化傳播的問題，為湖南史前白陶南下珠三角大灣區找到了另一條文化傳播線路上的節點。

亞腰白陶罐（千家坪遺址出土）

亞腰白陶罐（局部，千家坪遺址出土）

湖南史前白陶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的一道天光，照亮了幽暗晦暝的史前叢林。

種種跡象表明，白陶是史前湖南的一大創造，它產生於遠離江湖平原的河谷山川，那裡充滿了神秘的色彩和浪漫情調，白陶隱於深山又大白於天下，對中華史前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不可低估。

湖南史前白陶的紋飾，與其說是特定環境下的產物，毋寧說是古人的精神意識的圖像表達。

白陶的紋飾，顯然不是簡單的裝飾藝術，而應該是具有象徵的意義，其所傳達的應該是信仰和情懷。

從這個意義上說，白陶是藝術神器。

白陶紋飾所涉及的題材，無非是天地萬物，其所表達的旨趣，或許是萬物皆可溝通。

仔細觀察湖南史前白陶紋飾圖像的內容，多以自然界事物為題材，潔白紛繁、絢爛靈動。

從動物而言，是鳥獸魚蟲，從植物而言，是樹幹建木，從天地而言，是日月星辰、風雨雲氣、水土山川，這一切，似都在白陶圖像的表達之中。

或許，在當時人們的精神世界裡，人可以與天地萬物同構，從意識形態的層面來看還未脫離萬物有靈的多神崇拜，可謂巫風遍地。

宏觀考察這個時期的社會文化背景，在距今6000年左近及其以前，中華大地各區域都有自己的精神文化傳統，這些傳統大致可以從當時的相關陶器圖像上得到體現，這些圖像或為彩繪，或為刻劃戳印。

歸結起來，有南北二元：南方為白陶，北方為彩陶。

二者的紋飾圖像雖方式不同，但表達的意義或許異曲同工。

二者的構圖都講究二方連續，等分、平衡、對稱而富於動感是其特點。

題材方面，北方多為花葉魚蟲，南方則多為日月鳥獸。

因此，在南方長江流域的各地，太陽、鳥和獸面往往被提倡，北方黃河流域則是對魚蟲和花葉青睞有加。

發展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後，情況就有了變化，多神崇拜漸漸消散，崇拜的神靈有單一化的趨勢，南北二元也開始合流。

於是，魚蟲和獸面開始結合演化為龍，鳥的形態演化為鳳，花葉演化為葉片玫瑰花瓣後很快悄然消失，日月天地雲氣，則演化為陰陽五行。

這些中國最基本的宇宙觀，均可以在古老的新石器文化中找到根源，並與史前白陶所表達的圖像意蘊多有相似之處。

雖然現在我們還無法重建這個久遠古老的觀念體系，但愈來愈多的考古發現證明，蘇秉琦先生關於中國文化和中國文明有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的提法絕非虛言，而要填補和充實這一文明框架里的內容，則需要我們無數代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

編輯：呂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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