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賞｜考古學視角下的巴蜀印章研究

學界一般認為船棺葬也是巴蜀文化的特徵。

那麼巴蜀印章與船棺葬關係如何？究竟何人可使用巴蜀印章？它與使用者的等級、身份有無關係？代表怎樣的社會人群？性質、功用如何？這些都是以往較少關注的問題。

僅通過對巴蜀印章形制的劃分、印面符號的解讀，都無法回答，只有將其至於考古學的背景之下，展開系統的對比研究，才可能找到答案。

本文在考古學的視角下，在對幾個規模較大且公布材料較為詳細的巴蜀文化墓地的分析基礎上，結合對其他典型的巴蜀墓葬的考察，討論以上問題。

通過對巴蜀墓葬資料的系統分析和比較研究，可知是否隨葬巴蜀印章與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隨葬品數量的多寡及種類、性別等無關；巴蜀印章應非墓主身份等級、財富的標誌，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從事某種職業或具有某種技能。

巴蜀印章的分布以成都平原及周邊地區為核心區域。

戰國早期發現雖少，但已較為成熟；戰國晚期形制多樣化、複雜化。

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多見銅飾件，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為少見，應與印章有關。

巴蜀印章是指印面有巴蜀地區特有的圖語符號的印章。

一般認為巴蜀印章是巴蜀文化的特徵器物，是判斷其出土的單位是否為巴蜀文化遺存的標誌之一。

以往對巴蜀印章的研究，多圍繞印章本身展開，或討論其外觀、形制，或研究圖語符號的組合，或討論圖語符號是不是文字、如何釋讀，或從璽印的角度討論其性質、功用、源流等問題。

浙江省博物館 印章 巴蜀古印

一 什邡城關戰國墓地

四川什邡城關戰國秦漢墓地自1988年發現，至2002年，共發掘23次，清理了98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按葬具的差異可分為船棺葬、木板墓、木槨墓、無葬具的土坑墓四類。

四類墓葬各自並無專門的分布區域，而是相互滲透、雜處。

但近百座墓葬，僅有6座存在3組打破關係。

墓地分六期八段，時代從戰國早期早段到西漢中晚期。

發掘者認為什邡城關墓地屬同一文化系統，即巴蜀文化系統， 學界普遍認可這一觀點。

時代屬戰國的墓葬有82座， 其中船棺葬49座（45座為單人墓，4座為合葬墓）、木板墓2座、土坑墓31座。

出土巴蜀印章的墓葬僅4座，占戰國墓葬比≈0.05。

4座墓葬中船棺葬僅1座，其他3座均為土坑墓，船棺葬在隨葬印章的墓葬中比值為0.25。

出土印章的墓，時代均較晚，2座為戰國中期偏晚，1座為戰國晚期偏早，1座為戰國末期。

先看船棺葬的情況。

隨葬巴蜀印章的M33，在49座船棺葬中占比僅≈0.02， 在保存完整的37座船棺葬中占比≈0.03。

M33的時代為戰國中期晚段，墓室口部面積約6.7平方米，在未被破壞的37座船棺葬中僅排第12位。

一般認為墓室面積的大小與墓主身份的高低有關，若如此，M33墓主的身份顯然不是最高的。

49座船棺葬（53具船棺） 中有8具船棺形體巨大、製作講究，艙、舷俱在且較深。

從船棺體量、製作細節來看，這8具船棺的墓主可能屬同一階層，但僅1具出土了印章，說明印章並非墓主等級、階層的象徵。

因屍骨保存不好，葬式無從考察。

從隨葬品的數量觀察，出土印章的墓，隨葬品數量均相對較多，但並不是隨葬品數量多的墓葬，就出土印章。

M33出土16件隨葬品；未出土的印章的墓葬中，隨葬品數量比M33多的有5座。

就隨葬品的種類而言，M33與其他40餘座船棺葬一樣隨葬了圜底罐，且隨葬了什邡墓地多見的釜甑。

其獨特之處在於隨葬的8件銅器中，飾物占了很大比重，包括瓶形飾、雙魚飾、豬形飾、旗形飾各1件。

M33也是49座船棺葬、73座戰國墓、甚至什邡墓地發掘的98座墓葬中，唯一隨葬此類器物的。

這些形制特殊的器物，可能反映出墓主的身份有所不同。

犍為出土的巴蜀印章

再看土坑墓的情況。

隨葬巴蜀印章的M10、M54、M95，在31座土坑墓中占比≈0.1，在保存完整的16 座土坑墓中占比≈0.19。

年代為戰國末期的M95，墓室口部面積11平方米，是土坑墓中墓室面積最大者。

但M10、M54的墓室面積分別為5.4和5平方米，在保存完好的土坑墓中分別為第12、13位，僅有4座墓的面積比M54小。

據此推斷，就土坑墓而言，是否隨葬巴蜀印章，與墓室的大小無關。

土坑墓的屍骨保存相對較好，有4座墓葬的葬式可辨。

出土2枚印章的M10為二人合葬墓，均仰身屈肢。

但同為仰身屈肢葬的M49卻未隨葬印章。

採取側身屈肢葬的M88，墓室面積4平方米；採取仰身直肢葬的M52，墓室面積為5.6平方米，亦未隨葬印章。

推測葬式的差別與是否隨葬印章無關。

從隨葬品的數量觀察，與船棺葬情況相似，出土印章的土坑墓，隨葬品數量均相對較多，但並不是隨葬品數量多的墓葬，就出土印章。

隨葬印章的M95和M25均出土34件器物。

但未隨葬印章的墓中，戰國早期的M25和戰國晚期的M49，均出土34件器物；戰國晚期的M38雖遭破壞，可辨別的隨葬品仍有33件。

可見隨葬品數量的多寡，也即墓主擁有的財富的多寡，與是否隨葬印章並無必然聯繫。

就隨葬品的種類而言，3座出土印章的墓葬並無明顯的特別之處。

就陶器而言，三墓與其他二十餘座墓葬一樣，均出土了陶豆和陶圜底罐；陶釜、陶釜甑、陶器蓋雖非每座墓葬皆有，但也屬什邡墓地常見的器物。

就銅器而言，三墓出土的器物也多為什邡土坑墓常見的器形，唯銅盤、銅璜形器、銅鑾鈴較少見。

但未隨葬印章的M98、M100亦出土銅盤；M98出土銅鑾鈴；土坑墓中雖僅出土印章的M54、M95隨葬了銅璜形器，但未出土印章的船棺葬M27亦隨葬1件銅璜形器。

可見就隨葬品的種類而言，隨葬印章的土坑墓無明顯特別之處，唯銅璜形器可能與印章有關，但僅M27一例孤證，似不足為據；且隨葬印章的M10未見銅璜形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什邡城關墓地出土較多青銅兵器，這些銅兵器上大多有圖案、符號。

雖然有些符號既出現在銅兵器上，又出現在印章中，但同一座墓出土的印章和青銅兵器上的圖案、符號並不相同。

總而言之，就什邡城關戰國墓葬的材料來看，是否隨葬印章與墓葬的形制、規模、葬俗、葬式；墓室面積的大小；隨葬品的數量、種類均無明顯關係。

就什邡城關墓葬代表的人群而言，印章應非墓主生前階層、等級的象徵，與墓主的財富也無過多關係。

我們尚不知道巴蜀墓葬中採用不同的葬具是否與族屬有關，若有關，則印章與族屬似也無必然的聯繫。

隨葬印章的墓均出土銅質兵器和生產工具，就以往的認識來看，與性別的關係不大。

要言之，印章更可能是墓主從事某種職業或擁有某種技能的象徵。

巴蜀符號

二 宣漢羅家壩戰國墓

四川宣漢羅家壩遺址自20世紀50年代始，多次發現巴蜀青銅器。

1999年至2007年，在此清理墓葬65座（7座空墓），1座為無葬具的曲尺狀豎穴土坑墓，其餘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

後者按葬具的不同，又分為船棺葬、木棺墓和無葬具的土坑墓三類。

墓葬排列整齊，分布密集而有序，雖墓葬間距較近，但疊壓打破關係較少。

發掘者將羅家壩墓葬分為六期8段，時代從春秋晚期到西漢中期。

發掘者同時認為，雖然羅家壩墓地前後六期並非一脈相承，但均屬巴國的一個重要民族———賨人。

出土隨葬品的58 座墓葬中，1座年代為西漢中期；7座出土隨葬品甚少，時代不明；其餘50座年代大致均為戰國時期。

這50座墓葬中，有曲尺形土坑墓1座、船棺葬2座、木棺墓8 座、土坑墓39座。

出土巴蜀印章的墓葬僅7座，占戰國墓葬比≈0.14，若幾座年代不明的墓葬均為戰國時期，這個比值會更小。

7座墓中，6座為土坑墓，1座為木棺墓；2座船棺葬中均未發現印章。

出土印章的墓葬，時代均為戰國晚期。

先看土坑墓的情況。

隨葬巴蜀印章的土坑墓有6座，在39座土坑墓中占比≈0.15。

M51的墓室口部面積最大，為3.3平方米，在39座土坑墓中僅排第9。

墓室口部面積最小的M12為1.1平方米，也是整個墓地土坑墓中面積最小的，但M12為二次葬。

另一座出土印章的M10為一次葬，面積僅1.3平方米。

6 座墓中，2 座為仰身直肢葬，1座為側身直肢葬，2座葬式不明,1座為合葬墓。

就葬式而言，出土印章的墓葬似無一定規律，與整個墓地以仰身直肢葬為主的情況一致。

出土印章的土坑墓，隨葬品的數量多寡不一，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現象；但並非隨葬品數量最多或最少的墓葬，就出土印章。

印章墓中隨葬品數量最多的為戰國晚期的M51，計28件；其次為同時期的M57，計27件；第三為同時期的M25，計21件。

然而在39座土坑墓中，隨葬品在20件以上的還有8座，其中隨葬品在30件以上的有5座。

如時代為戰國晚期的M53，出土57件器物；同期的M30，出土37件器物，等等。

同樣出土印章的M10、M12、M21的隨葬品卻甚少。

戰國晚期的M10 僅有4件隨葬品，其中2件為印章；同期的M12為二次葬，僅出土1枚印章、1件管珠。

時代在戰國末期至西漢早期之間的M21出土6件器物，其中1件印章。

但有7座未出土印章的墓葬，隨葬品數量也少於10件，如戰國中期的M34，僅出土2件器物；同期的M3，僅出土6件器物。

可見是否隨葬印章，與墓主生前擁有的財富關係不大。

就隨葬品的種類而言，隨葬品較多的M25、M51、M57，均出土幾乎見於每座墓葬的陶豆；而圜底罐、平底罐、陶瓮、陶盂、陶缽、陶紡輪等，也是羅家壩墓地較常見的陶器；出土的銅劍、銅鏃等兵器，亦為此墓地常見的類型。

比較特殊的是，M51出土1面銅鏡，這是羅家壩墓地出土的唯一1件銅鏡。

M57出土2件銅璜形器，除此外，僅戰國晚期的M31出土了1件銅璜形器。

這兩類器物，可能反映出墓主的身份有所不同。

巴蜀圖語印章 攝影 陸蘇倩

再看木棺墓的情況。

隨葬印章的木棺墓僅有M24，在8座木棺墓中占比≈0.13。

M24墓室口部面積1.8平方米，是8座木棺墓中最小者。

而墓室面積最大的戰國早期M61，達20.1平方米；與M24同為戰國晚期的M65，為8.7平方米。

雖M61、M65均為合葬墓，墓室結構與單人葬有所不同；但同為單人葬的戰國中期M44，墓室面積4.8平方米；M40為4.2平方米；M28和M64均為2.2平方米。

可見是否隨葬印章，與墓室面積大小的關係不大。

雖然木棺墓中可辨識的葬式均為仰身直肢，但出土印章的M24葬式不明，故是否隨葬印章，與葬式之間的關係無從考證。

從隨葬品的數量觀察，M24出土20件器物，是8座木棺墓中隨葬品最少的，其他7座未出土印章的木棺墓，隨葬品數量都多於M24。

如戰國中期的M44，出土器物達56件，同期的M64出土器物46件，等等。

就器物的種類而言，M24與其他7座墓相同，均出土了陶豆；出土的陶圜底罐、銅鉞等，也都是木棺墓中常見的器物。

總而言之，就羅家壩戰國墓葬的材料來看，是否隨葬印章與墓葬的形制、規模、葬俗、葬式；墓室面積的大小；隨葬品的數量、種類均無明顯關係，反而是在墓室面積不大、隨葬品數量相對較少的墓中出土印章。

就羅家壩墓葬代表的人群而言，印章應非墓主生前階層、等級的象徵，與墓主的財富也無明顯關係。

羅家壩遺址的2座船棺葬均未出土印章，據此推測印章與使用船棺葬的群體未必有必然的聯繫。

但羅家壩發掘的船棺葬數量過少，其真實情況還需更多的材料來證明。

三 其他典型巴蜀墓地分析

（一） 四川滎經同心村巴蜀墓地

1985 年至1986 年，在四川滎經縣同心村清理了26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根據葬具的不同，分為無葬具的土坑墓和船棺葬兩類。

墓坑排列有序，方向基本一致，均為南北向。

葬制、器物特徵、紋飾風格、組合關係基本一致，時間較為接近，屬戰國晚期的巴蜀文化。

這26座墓葬除3座殘毀外，5座為土坑墓，其餘均為船棺墓。

1626座墓葬中有16座出土印章，比率≈0.62，是迄今發現的巴蜀文化墓地中，印章出土比率最高的。

座出土印章的墓葬，13座為船棺葬，1座為土坑墓，2座葬具不明。

先看船棺葬的情況。

18座船棺葬中有13座隨葬印章，比率≈0.72，是迄今發現的巴蜀墓地船棺葬中，印章出土比率最高的。

總體而言隨葬印章的船棺葬墓室面積都比較大，面積排在前6 位的，均出土了印章；面積在5平方米以上的有10座，其中8座出土印章。

而未隨葬印章的船棺葬中，面積5平方米以上的僅2座，且相對較小，分別為5.7、5平方米。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船棺葬中面積最小的兩座也出土了印章：M22 （也是同心村墓地面積最小的1 座） 僅2平方米；M7僅3.3平方米。

據此看來，在同心村墓地船棺葬中，雖然隨葬印章的墓也有面積較小的，但總體而言較大，這可能與墓主的身份、地位有關。

在葬式方面，無論是否隨葬印章，均有仰身直肢葬，暫無規律可尋。

從隨葬品的數量來看，出土印章的船棺葬，隨葬品幾乎均在30 件以上，僅2 座少於30 件，一為M7 （24 件）、一為M22 （19 件）。

而未出土印章的船棺葬，隨葬品無一超過30 件。

從陶器的種類來看，無論是否隨葬印章，均以豆、圜底罐、平底罐、釜、缽等為主。

從銅器的種類來看，無論是否隨葬印章，均以戈、矛、劍等兵器，釜、鍪等容器為主。

而鐵器、漆器等則在兩類墓中均有發現，看不出必然的聯繫。

值得注意的是，同心村墓地的銅飾物，如瓶形飾、橋形飾、鳥形牌飾、鎏金飾等，均出在印章墓中，未隨葬印章的墓則無一發現。

據此推測這類銅飾物應與巴蜀印章有關。

綜上所述，同心村墓地的船棺葬中，隨葬印章的墓總體而言墓室面積較大、隨葬品較多、且多出土銅飾物。

這種現象在無葬具的土坑墓中也有發生。

5座無葬具的土坑墓中有1座出土印章，比率為0.2。

隨葬印章的土坑墓M11，墓室面積為4.8 平方米，出土17件器物，是5座土坑墓中面積最大、隨葬品最多的。

其他4座墓室面積均小於4平方米，隨葬品均少於15件。

M11也是土坑墓中唯一一座隨葬銅器的，除1枚銅印章外，還出土1件銅手鐲。

這種現象表明，在同心村的土坑墓中，是否隨葬印章與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財富等有關。

巴蜀印章

（二） 重慶涪陵小田溪墓群

重慶涪陵小田溪墓群發現於20世紀70年代，曾多次搶救發掘，至2003年，共清理墓葬11座，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

對於小田溪墓葬的族屬，學界普遍認同發掘者的意見，為巴族墓葬；對墓地的時代則有爭議，綜述各家意見，大致在戰國末期至西漢初年。

M1 的規模較大，長約6、寬約4.2米，雖遭盜掘，仍出土了92件隨葬品。

其中既有銅罍、銅釜等大型容器，又有銅鋪首、鎏金泡釘等小件，但未發現印章，極可能M1並未隨葬印章。

M2亦遭破壞，出土30餘件隨葬品，未發現印章。

同期發掘的M3保存完好，長4.4、寬2.1米，棺內外塗漆，葬式不明，出土錯銀銅壺等58件器物，但未發現巴蜀印章。

2002年發掘的M12，是小田溪墓地規模最大、隨葬品最豐富的。

M12槨室以上遭破壞，但隨葬品保存完好。

墓底長約7.6、寬5.66～5.84米；一槨一棺；墓主上肢彎曲、下肢伸直，頭向東南；殉1人。

M12隨葬品編號158件，包括銅器48件（套），分容器、樂器、兵器、車馬器、雜器5類；陶器8件；1套玉組佩及玉璧等。

此墓亦未出土印章。

鑒於M12是已發現的巴文化墓葬中規模較大、隨葬品甚為豐富的墓葬之一，發掘者認為其與M1、M2均為小田溪墓地中身份最高的墓主之一。

M1、M2 等幾座大墓的墓主應當是當時巴族的上層統治人物，M12 的主人可能為巴國王族後裔。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發掘的小型墓葬M4、M5各出土1枚陶印章。

M4長3.2、寬1.15米，M5長3.06、寬1.82米。

二墓除少量陶器外，隨葬品均以銅器為主，但印章卻為陶制，殊為獨特。

因缺乏更多材料佐證，小田溪墓地出土的陶印與巴蜀銅印章是否屬同一類型的器物，具有同樣的功用，僅材質不同；抑或並非同一類器物，尚待考證。

但小田溪墓地幾座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墓葬均未發現印章，據此推斷戰國末期至西漢初年，巴族中身份等級甚高的貴族不使用巴蜀印章。

印章出自小型墓中，說明使用印章的人群，身份地位未必很高。

小田溪墓地出土的陶印可能也是從事某一特殊職業或擁有某種技能的人群標識身份之物。

四 結語

（一） 時代性

縱觀出土巴蜀印章的墓葬，年代屬戰國早期的甚少，一是四川大邑縣M4，為一坑三船棺的合葬墓，1號棺內出土1枚石印章；一是成都商業街船棺葬，為一座大型的多棺合葬墓，1號棺內出土3枚銅印章、12號棺內出土1枚銅印章。

有學者指出大邑五龍M4出土的石質印章及其上的符號（圖一∶1），質地和刻劃均較原始。

但年代同為戰國早期的成都商業街船棺葬出土的銅印章，既有扁方形，又有紡輪形；前者又有橋形鈕和鳥形鈕之分，印面刻紋類似巴蜀符號，與戰國中晚期的巴蜀印章形制相差無幾（圖一∶2～5）。

可見戰國早期巴蜀印章發現的雖少，但已較為成熟。

即使巴蜀印章早期使用的材質是石質，但其起源可能更早。

圖一 戰國早期巴蜀印章

1.大邑五龍M4∶15 石印章 2～4.商業街船棺葬1 號棺∶31、36、55 5.商業街船棺葬12 號棺∶6

戰國中期，隨葬印章的巴蜀墓有所增加，如規模甚大的新都縣馬家公社木槨墓，為帶一條墓道的長方形豎穴墓，多次遭盜掘，仍出土2枚印章，發掘者推測墓主為蜀王，年代為戰國早、中期之際，也可能是秦滅巴蜀以前，總之不會到戰國早期。

又如浦江縣東北公社PDM1，為1坑2棺的合葬墓之一，葬具為一獨木棺，出土印章1枚，年代為戰國中期。

前文統計的什邡城關墓地8座戰國早期墓，無一出土印章。

43座戰國中期墓中有2墓出土印章，但比率僅為0.05。

這說明戰國早期印章被使用的較少，戰國中期才增多。

到戰國晚期，以巴蜀印章隨葬的墓遠較戰國中期普遍。

如前文所舉滎經同心村戰國晚期墓地，隨印章的比率高達0.62。

這雖是孤例，但同期的宣漢羅家壩墓地，時代從春秋晚期到西漢中期，出土印章的墓均為戰國晚期以後。

在巴蜀地區其他地點也多有戰國晚期的印章墓發現。

且戰國晚期的巴蜀印章與前期相比，形制多樣化，有扁長方形、紡輪形、覆斗形、鈴形等；印面除方形、圓形，還有長方形、「山」字形、多邊形等形狀；印鈕有橋形、鳥形、動物形等；印面符號更加豐富、複雜化。

宣漢羅家壩的巴蜀印章墓中，有數座年代或可到西漢初年。

而年代為西漢早期的什邡城關M103，所出的2枚印章均為漢字印，可能至此期前後，帶有巴蜀符號的印章逐漸消亡，而漢字印開始流行。

但巴蜀印章與漢字吉語印的功用有何差別，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二） 地域性

巴蜀印章雖在多個地點出土，但大致以成都平原及周邊地區為核心區域，在這一區域，有十餘個地點出土巴蜀印章（圖二）。

目前出土巴蜀印章的地點中，最北為昭化寶輪院；24西南至越西華陽； 25南至雲南昭通；26東南沿長江水系經宜賓向家壩、27巴縣冬筍壩、28重慶涪陵小田溪，29到雲陽李家壩；30東北到宣漢羅家壩。

31在這個範圍之間，今內江、遂寧、南充、廣安等地，存在一片空白區域。

宜賓至重慶的長江水系以南，目前也未發現巴蜀印章。

這可能與考古發掘的局限性有關，也可能存在更深層的歷史原因。

圖二 巴蜀印章出土地點分布圖

（三） 性質及功用

通過上文分析可見，在大多數地點，是否隨葬巴蜀印章與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隨葬品數量的多寡及種類、性別等無關。

一般認為一個墓地的墓葬屬同一族系，上文所舉的巴蜀文化墓地，雖墓葬形制及葬具有所不同，但以此即認為墓主不同族，證據不足；且不論採用何種葬具的墓葬，均有印章出土，除滎經同心村墓地甚為特殊外，印章墓在其他各個墓地、各類墓葬中的比例大致相同（表一）。

如此則巴蜀印章與族屬似亦無關。

要言之，巴蜀印章應非墓主身份等級、財富的標誌，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從事某種職業或具有某種技能。

結合出土印章的墓葬在墓地中並非面積最大、隨葬品最多的現象推測，從事這種職業或擁有這種技能的人，在所處的社會群體中的地位並不甚高。

表一 戰國時期巴蜀印章墓葬比例統計表

值得注意的是，滎經同心村戰國墓地26座墓葬中有16座出土印章，若說這16座墓的墓主都是等級較高的貴族，似不足信。

可能同心村墓葬代表的這一群體的成員，大多從事某種特定的職業或具有某種特殊的技能。

同心村船棺葬M22墓室中部略偏南處發現2 枚印章，此墓長2.5、寬8米，除去墓室兩端器物堆放的位置外，中部僅剩1米左右的空間，簡報據此推測墓主為小孩。

這說明巴蜀印章代表的某種職業或技能，可能是家族世代相傳的。

（四） 巴蜀印章與銅飾件的關係

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比較具有共性的一點是，墓中多見銅飾件，雖形制各異，但此類飾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為少見。

如什邡城關墓地4座出土印章的戰國墓中，有3座出土銅飾件，比例高達75%；而未出土印章的78座戰國墓中，僅2座出土銅飾件。

銅飾件以銅璜形器為主，共17件，分別出於3座墓葬，其中2座為印章墓∶M54出土9件（圖三∶1～5）、M95出土4件（圖三∶6、7）。

出土印章的M33隨葬的8件銅器中，飾件更是占了很大比重，包括瓶形飾、雙魚飾、豬形飾、旗形飾各1件（圖四∶1～4）。

M33也是城關墓地唯一出土此類器物者。

滎經同心村墓地有6座墓葬出土銅飾件，這6座墓葬均隨葬印章。

銅飾件雖僅十餘件，但種類豐富，有瓶形飾（圖四∶5）、璜形飾（圖三∶8、9）、32 鳥形牌飾（圖四∶6）、叉形鏤空鈴飾（圖四∶7）、鎏金飾。

而同心村未隨葬印章的墓葬，無一發現銅飾件。

年代為戰國早期的成都商業街船棺葬中，出土印章的1號、12號棺內也發現了銅飾件，如十字形飾（圖四∶8）、圓泡形飾（圖四∶9）、鉤形飾（圖四∶10），這類銅飾件不見於同墓地其他未出土印章的棺。

上述銅飾件不論形制如何，形體均較小，長度不超過10 厘米。

這些形制特殊的銅質飾件，雖在不以印章隨葬的墓中偶有出土，但多出於巴蜀印章墓中，應與巴蜀印章有關。

（作者：郭明 高大倫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文刊於《四川文物》2018年第1期與中國社科院考古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