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故宮阿富汗珍寶展背後的故事②：戰鬥中的宗教考古美術

故宮的阿富汗珍寶展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很多人看完展覽後心生迷惑，為何稱作為「浴火重光」的展覽？這些寶藏從發現至今經歷多少波折磨難呢？本篇文章，一直研究阿富汗宗教考古美術的邵學成博士將解讀貝格拉姆城市考古和考古學家哈金的故事，確切一點說是解讀戰鬥中的考古學

貝格拉姆城市遺址在發現之前，法國需要給這個世界做一個了斷，給一個解釋。

從1922年開始，在歐化浪潮中的阿富汗向法國請求文化援助，法國加入了壟斷阿富汗考古學30年發掘權利的條款協議，並為此成立專門的考古代表團，簡稱DAFA。

DAFA匯集了研究亞洲領域的富歇（A.Foucher）、哈金（J.Hackin）等優秀學人，在阿富汗開始了未知的考古研究征途。

第一任負責人富歇雄心勃勃的制定了佛教考古計劃，熱衷於佛教美術的富歇布局整個國家形式——從巴爾赫（Balkh）到哈達(Hadda),富歇夢想著找到亞歷山大東征後留下的希臘化遺產，建立起與犍陀羅地區的聯繫，以及按照中國文獻《大唐西域記》記載尋找更多創造佛像的新證據、新材料。

這似乎是一個志在必得的命題。

富歇在印度和犍陀羅佛教美術研究領域所向披靡，獲得考古學家的讚賞。

擅長史料和圖像學研究的富歇自己主持田野發掘工作時，卻沒想到在阿富汗卻屢屢遭受打擊。

1922—1926

富歇在巴爾赫尋找古代巴克特利亞的希臘城市和佛像起源的考古行動失敗，被迫引咎辭職。

1928

在哈達，老百姓被當地宗教首領毛拉煽動發生排外運動，以褻瀆聖教的理由將考古發掘出來的大量佛像、佛塔、考古工地和博物館庫房摧毀。

1930年代

在巴米揚石窟，當地商隊和土人勢力控制石窟，阻礙調查工作的進行。

在這個伊斯蘭化千餘年的國家進行佛教考古，難上加難，富歇剛開始預料困難明顯不足。

而在每當出現困難時，軍人出身的考古學家哈金像個救火隊長一樣，在阿富汗境內到處支援著身陷囫圇的DAFA考古隊員。

在巴爾赫

哈金支援富歇夫婦的發掘工作，平息民眾工人的怨言，讓富歇可以順利脫身阿富汗。

在哈達

哈金千里走單騎，翻山越嶺闖進叛亂部落敵營，被關押後絕食抗議，堅決同部落領袖談判保存發掘文物，讓一部分文物幸免於難。

在巴米揚

哈金在大雨後，冒著塌方的危險從石窟中和當地土人手中搶救出一批文獻資料、出土文物，改寫了阿富汗佛教遺址無出土文獻的歷史。

這種傳奇色彩的考古故事還有很多，考古學的深入發展都是以這些傳奇和犧牲作為鋪墊，因為地區的不安定因素，也造成戰鬥中的考古學開端。

考古發掘面對紛擾的環境和地區動盪的局勢，需要考古學家身兼多職，他們都是一批扛著武器進行考古的學人。

簡單的說，哈金等人憑著大無畏的獻身精神、勇氣和智慧，支撐著法國在阿富汗和中亞考古事業的部分顏面。

而除此之外，另外一種無形壓力則越演越烈。

歐美學界緊盯著法國在阿富汗考古學的一舉一動，質疑著、批判著、也焦急地等待著成果。

法國考古到底行不行？為何已過十餘年一座古代城址還未發現，古代繁榮的希臘城邦、貴霜王朝為何都沒有任何考古學實證。

（言下之意，法國不行就換人，其他國家都在等著）

因為學人們常說，世界上有兩個文明中心，一個是環地中海沿岸，另一個則是中亞阿富汗。

歐亞大陸歷史上的帝國，皆擴張到阿富汗為止，希臘的亞歷山大、波斯薩珊、印度笈多、中國的唐帝國都是如此，阿富汗時常作為強大文明的邊緣地帶，也是歐亞帝國強盛與否的試金石，文明遺存必然豐富。

說說容易，實踐很難，證明則更難。

1936年，臨危受命的哈金開始就任第二任DAFA負責人，為了擺脫考古成果荒蕪的窘境，證明法國考古的榮譽，必然要發掘一座城池，做一件考古學的大事。

有著漢學背景的哈金在困頓中，將眼光投向了他數次旅行的中國，準確嗅到了一點「中國氣息」——唐朝《大唐西域記》中的「異方奇貨，多聚此國」的「迦畢試國」進入哈金的視野。

中國僧人玄奘曾誠實記載了這一地區古代繁榮的景象，描述的奇珍異寶細節讓哈金怦然心動，同樣假設會有收穫也會讓全世界轟動。

在經歷過數次小心翼翼的探查之後，哈金和助手卡爾在阿富汗開始發掘貝格拉姆（Begram）遺址，儘管初期沒有抱太大期望，只是忠於職守的服務於自己熱愛的考古事業。

幾次試掘和小探溝挖掘後，新發現的貝格拉姆王城並沒有城牆，是一個長約500米的遺址，包括新舊兩個城池遺址，歷史上曾經發生過遷徙。

1937年註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在貝格拉姆新城標號10的房間遺址中發現著名的貴霜王朝玻璃器皿、羅馬青銅器等。

1939年在標號13的房間陸續發掘出土了印度的象牙、希臘風格的石膏浮雕板模型和青銅製品等，中國的漆器和絲綢也被發掘出來。

因為貝格拉姆出土文物與世界各個文明古國都有著聯繫，在當時都含有奢侈品的意味，貝格拉姆珍寶的名稱被正式提出來了，世人皆大驚喜。

除去熱鬧和好看，請您冷靜下來觀察，這些珍寶出土品中並沒有屬於阿富汗境內製作的產品，這些器物是從四周國家交流過來，在貝格拉姆形成一個匯集中心，但是這些珍寶對阿富汗美術產生什麼樣影響，還不清楚。

這種奢侈物品交流存在的可能性是與貴霜帝國政治勢力相關，也由此可以推斷當時貴霜帝國的疆域和影響力可能會達到亞洲的大部分區域。

關於這批寶藏埋葬原因和時間有幾種推論，讓人信服的證據是和龐貝古城類似的象牙雕刻指明被掩藏的最後時間點，珍寶掩藏可能是與241年波斯伊朗的沙普爾一世入侵該地區的事件密切相關。

貝格拉姆珍寶的發現扭轉了法國文化宣傳上的頹勢，但人文研究終究需要良好的大環境。

1937年歐亞大陸上空的納粹軍事威脅的陰雲密布，邪惡勢力威脅著一切熱愛和平的人們。

此時，阿富汗的右鄰中國卻在進行著一場偉大的抗戰行動，傾國之力在抵抗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襲擊。

熱愛中國考古學、一直從中國文獻資料汲取營養的哈金也陷入了焦慮——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歐洲也一直不太平，1940年，法國本土也終於淪陷於德國納粹鐵蹄蹂躪之下。

當法國敗北的消息傳到喀布爾時，哈金正在進行貝格拉姆的第5次發掘。

哈金已經無法在阿富汗安心工作下去，愛國心和責任的趨使，在阿富汗的數次誓死保衛考古成果經歷，使得他不能像其他考古學家一樣變節至法國南希偽政權下面繼續研究。

儘管貝格拉姆是法國在阿富汗第一個發掘的完整規模考古工地，價值和意義不言而喻，但這次人生抉擇中，考古學家哈金選擇了投筆從戎回到法國戰鬥。

面對強大的納粹黑暗勢力，這次選擇也許就是直面死亡。

哈金迅速和阿富汗國王簽訂共享文物協議，確保考古遺蹟和出土文物的安全，貝格拉姆的出土文物被陸續暫時存放在喀布爾、白沙瓦的英國大使館、法國的吉美博物館裡面，這批新挖掘的貝格拉姆寶藏的研究就這樣暫時擱淺了。

還有這批考古學家們也好聚好散，各自選擇新的政治陣營，重新工作。

哈金夫婦、卡爾等考古學家回到英國後，加入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運動，積極宣傳抗戰，鼓舞法國人民士氣。

哈金夫婦在一次前往敘利亞執行任務時海途中，被德國潛艇擊沉，壯烈殉國。

哈金死後，格瑞斯曼(R.Ghirshman)繼任DAFA考古主任，1941年—1946年他繼續在貝格拉姆發掘，正式引入了考古地層學研究方法，分期分類進行研究該城址，考古學意義重大。

進行了年代學的分期，卻也一直沒有建立起明確的地區地層學和類型學。

此外，如世人所關心的再也沒有在貝格拉姆城市發掘中發現類似的奇珍寶藏。

關於這批埋葬寶藏的研究，哈金的第一手發掘資料非常重要。

哈金死後的考古日記被後人頑強的整理出來，饋贈學界。

但是一些關鍵問題仍然爭迭不休，例如是否包含有佛教文物的討論。

經常有人幻想假設哈金不死，持續的研究阿富汗考古美術，關於貝格拉姆的一些難題或許將會揭開，這並不是一廂情願。

哈金曾經研究藏學、巴米揚佛教美術和東亞考古學，都獲得了充分的成就，哈金的早逝導致這些研究的中斷，造成了很多至今難解的謎團。

1945年抗戰勝利後，哈金的好友伯希和，這位在二戰中「變節」的漢學家在美國做二戰時學術報告時，談論在偽政府下的學術研究，也聲淚俱下的追悼這位好友時情緒波動的不能自已，伯希和能代表法國考古學家在美國講述二戰時的亞洲研究成就時，自己非常羞愧，因為同樣曾是軍人的他，更明白古漢語「士可殺、不可辱」的含義。

哈金和伯希和這兩位好友曾經一起在1930年代一起北京旅行，一起參觀故宮，也都是中法大學的聘任教授，工作中多有交集，兩人經常就中國文獻在阿富汗的研究使用交換意見。

哈金還曾許願要在故宮博物院策劃一場阿富汗的文物展覽，增進中阿兩國了解和友誼。

這些學者之間的軼事有些被歲月遺忘，有些卻隨著時間流逝而變的更加清晰。

我在研究巴米揚佛教美術時，偶然知道了哈金這個心愿和信息，也知道了這些塵封往事中戰鬥著的佛教考古美術學者的故事。

儘管現在不需要戰鬥，但是將他們講述出來卻也同樣不易。

價值衡量、意義判斷，都需要多方面比較比對，但比起學界長期對於這一研究領域的缺失的現狀，漠視鄰國阿富汗的研究則更讓人焦慮。

阿富汗的未來也在一些混沌中摸索著，但是負面的消息總是刺激著人們的神經。

從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這個國家水深火熱的一天不如一天。

21世紀新舊交替，當世界再次年輕的時候，當阿富汗需要再次重建自信的時候，當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重新關注阿富汗，當人們充滿希望的目光審視這片古老土地的時候，當人們再次懷抱英雄情節觀看這批珍寶的時候：有誰知道這個法國考古學家也曾保護了這批貝格拉姆寶藏？又有誰知道這個法國考古學家沒有苟且偷生、以卵擊石的去抗擊納粹黑暗勢力？又有誰知道一個中國年輕人一直悉心的收集著這些快被堙滅的檔案信息？這些問答的形式如果結果一樣，一切都在等待。

這個故事是否應該再次在中國講述出來的時候，這個巡迴世界的展覽的籌備也經歷一波三折開幕了，儘管沒人提到這段往事，但是哈金的心愿經歷70多年後似乎終於實現了。

人生亦是如此，前行路上也說不定會有一天再次跌倒，只要身邊還有伴我前行的人，那困難和苦痛將會化為荒誕，這是這些年研究的心得。

生活總會教給我們很多，這些年研究阿富汗宗教考古美術經歷中我唯一學會的就是等待，儘管我們的目光也總會被時代局限，但面對阿富汗苦難的現實，從等待轉為行動，也更需要時機和勇氣。

看不見未來的阿富汗，戰爭產生的文明交融與毀滅是同步的，烽火連天中文物浴火重生的故事，也經過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傳頌，傳到了中國故宮展廳。

我們參觀展覽、思緒順流逆流到達崎嶇不平的阿富汗山地的時候，去努力感受這些貝格拉姆的文物風采，也許會明白哈金當年的抉擇，那位一直戰鬥著的考古學家，他殊死發掘的物品，讓後來的阿富汗人繼續誓死保衛，經歷過血與火的洗禮，今天安靜的陳列在他曾經夢想著展覽的中國故宮。

一切都在等待，一切又都在等待觀看。

考古學家哈金簡介

哈金（JosephHackin，1886—1941）出生於盧森堡，藏學家、考古學家，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盧森堡人。

1907年開始在吉美（Guimet）博物館工作，後升至主任；1912年加入法國國籍，參加一戰獲得兩次嘉獎。

1916年在巴黎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任教於羅浮宮，1929年升任教授。

1923年從研究調查巴米揚石窟開始，將阿富汗境內主要考古學遺址都進行調查。

1930－1933年擔任東京日法會館的主任，期間參加雪鐵龍穿越亞洲探險活動（ la Croisière jaune, ou «Mission Centre Asie»），調查中國新疆地區石窟。

數次考察中國、朝鮮等地區，參與東亞考古學會部分發掘工作，擔任原中法大學客座教授。

二戰中支持戴高樂流亡政府，1941年死於輪船遇難。

轉載自絲綢之路與阿富汗宗教考古美術

作者：邵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