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馬王堆漢墓陳列展」，最重大的一次帛書展 不要錯過

▲馬王堆一號墓發掘現場

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不僅是繼漢代發現孔府壁中書、晉代發現汲冢竹書、清末發現敦煌卷子之後的又一次重大的古文獻發現，而且是和清末以後陸續發現的甲骨、金文和簡牘書體同樣重要的中國書法史研究的珍貴資料。

由於帛書抄寫的時代正值中國文字發展史上最重要的隸變時期，故其獨特的書體風格、特殊的歷史地位和巨大的藝術價值，已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書法界同仁對之進行多角度的審視和專注的臨摹、研究和創作。

上世紀70年代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在處理帛書殘片

馬王堆帛書大都用墨抄寫在生絲織成的黃褐色細絹上。

絹幅分整幅和半幅兩種，整幅的幅寬約四十八厘米，半幅的幅寬大約二十四厘米。

帛書出土時，由於受到棺液的長期浸泡，整幅的帛書都因摺疊而斷裂成了一塊塊高約二十四厘米、寬約十厘米左右的長方形帛片，半幅的則因用木片裹卷而裂成了一條條不規範的帛片。

帛書的抄寫多有一定的格式：有的用墨或硃砂先在帛上鉤出了便於書寫的直行欄格，即後世所說的「烏絲欄」和「朱絲欄」。

整幅的每行書定七十至八十字不等，半幅的則每行二十至四十不等；篇章之間多用墨釘或朱點作為區別的標誌；篇名一般在全篇的末尾一兩個字的空隙後標出，並多記明篇章字數。

▲帛書《昭力》

共14行，朱絲欄，約930字。

篇首無墨丁，但篇末空一格有標題「昭力」二字。

其內容主要是討論君、卿大夫之義，借之而闡發師卦九二爻辭、六四爻辭、大畜卦九三爻辭、六五爻辭和比卦九五爻辭、泰卦上六爻辭等，具有較強的綜合性。

其所闡發的爻辭義理則全是儒家色彩很濃的政治思想。

帛書的抄寫年代，根據帛書中的避諱情況和帛書中既有的明確紀年，如《陰陽五行》甲篇中的「廿五年、廿六年」（即秦始皇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公元前222年、221年），《刑德》甲篇中的「今皇帝十一年」（即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和《五星占》中的「文帝三年」（即公元前一七七年）等可以推斷，馬王堆帛書的抄寫年代大致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公元前221年左右）至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之間。

帛書的內容相當豐富，涵括眾多學科，是一批久佚的珍貴歷史文獻。

按照《漢書·藝文志》的分類，我們以單篇作為計算單位，帛書大致可分為如下五大類五十餘種：

一、 六藝類

1、《周易》；2、《二三子問》；3、《繫辭》；4、《衷》；5、《要》；6、《繆和》；7、《昭力》；8、《春秋事語》；9、《戰國縱橫家書》。

二、 諸子類

1、《老子》甲本；2、《五行》；3、《九主》；4、《明君》；5、《德聖》；6、《經法》；7、《經》（或稱「十大經」，「十六經」）；8、《稱》；9、《道原》；10、《老子》乙本。

三、 術數類

1、《陰陽五行》甲篇；2、《陰陽五行》乙篇；3、《五星占》；4、《天文氣象雜占》；5、《出行占》；6、《木人占》；7、《相馬經》；8、《刑德》甲本；9、《刑德》乙本；10、《刑德》丙本。

四、 方技類

1、《足臂十一脈灸經》；2、《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3、《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4、《脈法》；5、《脈死候》；6、《五十二病方》；7、《胎產書》；8、《養生方》；9、《雜療方》；10、《卻食氣》。

五、 帛圖

1、《喪服圖》；2、《「太一將行」圖》（或稱「社神圖」、「辟兵圖」）；3、《長沙國南部地形圖》；4、《駐軍圖》、5、《導引圖》等。

應該說明的是，這種劃分的對象主要是指具有文獻意義的帛書，其中有幾幅帛圖之所以也劃在裡面，是因為它們各自都有相當多的文字題記和說明，至於那些完全沒有文字的帛圖，如《城邑圖》、《車馬儀仗圖》之類則不詳列。

由於帛書眾多，抄寫的書體風格各不一樣，故早在原帛書整理小組給帛書定名時，就有「篆書《陰陽五行》」、「隸書《陰陽五行》」的說法。

後來又有人將帛書的字體分為篆、隸和秦隸（或叫古隸）三種，以至人們都以為馬王堆帛書中有著典型的篆書抄本。

其實，嚴格地說，馬王堆帛書都是由隸書抄寫而成。

只是這些隸書或因抄手不同，或因抄寫時代先後有異而呈現出各自不同的風貌。

我們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一種字體的確認，不只是看它的字形結構，而主要是看它的構形取勢和點畫線條的具體形態。

就以人們習慣稱之為篆書本的《陰陽五行》甲本來說，無庸諱言，這卷抄本上許多字都還保留著篆書的形體結構，例如「寺」寫作「」、「逆」寫作「」之類，看上去似乎確是篆書，但實際上與其稱為篆書，還不如稱其為隸書。

因為在其構形的文字偏旁中，已大量出現了隸變的痕跡，例如草字頭已絕大多數簡化為「」，已不是篆書迴環婉轉的形態；而水字旁則有些乾脆寫成了「」。

至於只有隸書中才有的點、挑、波、磔等筆劃形態更是俯拾皆是，如「朔」字寫作「」、「凶」字寫作「」等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此外，其構形的取勢也已由長變扁，橫向舒展。

因此，我們以為，這種已在隸變中的字體並不是典型的篆書，而是一種保留篆書形體結構較多的隸書。

又由於這種字體與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所倚存的秦隸有較大的差異，為了免生歧義，我們姑且將這種以隸書的筆意書寫篆書結構的字體稱之為「篆隸體」。

這種字體的抄寫時代較早，據其干支表中的紀年（「廿五年、廿六年」）來推斷，應該就是秦始皇二十五年左右抄寫的，它應該是漢字隸變過程中處於較早階段的代表性字體之一。

馬王堆帛書的眾多抄本中，比較接近這種「篆隸體」的有以《五十二病方》為代表的馬王堆醫書共十一種。

▲帛書《五十二病方》局部

帛書《五十二病方》是迄今所見最早、最完整的古醫方專著。

全書達一萬字，抄錄於高約24厘米、長450厘米的長卷之後。

帛書揭裱後分為24頁，黃褐色，多有殘破，共計有462行，它是馬王堆三號墓出土醫書中內容最豐富的一種。

它詳細記載了醫方283個，藥名254種，涉及內科、外科、婦科、兒科和五官科等103種疾病的治療醫方。

在各科疾病的記載中，最多的是外科疾病，諸如外傷，動物咬傷，癰疽、潰爛、腫瘤、皮膚病、痔病等等，而婦科疾病則僅有嬰兒索痙一個病名。

帛書所記的醫方中，均以用藥為主，包括外用、內服等法，此外還有灸、砭、熨、熏等多種外治法及若干祝由方，比較真實地反映了西漢初期以前的臨床醫學和方藥學發展的水平。

帛書的字體除上述「篆隸體」外，還有古隸和漢隸兩種。

這裡所說的古隸，也就是與秦隸極為相近的那種字體，它間於篆隸之間，結構上隸變和痕跡非常明顯，如「若「字多寫成「」，其中「」的折轉變成了挑勢的橫筆，「口」則有了明顯的斷口。

在筆划上則點、挑、波、磔並舉，在線條的運作中則方圓共用、粗細相間，章法上更是欹斜正側、參差錯落，具有極高的藝術觀賞價值。

▲《春秋事語》局部　　　《戰國縱橫家書》局部

《戰國縱橫家書》字體在篆隸之間，筆劃有篆、隸筆意，顯得蒼勁古樸，寫在半幅的帛上，是一部主要記載戰國時代縱橫家蘇秦等人的書信、說辭的古佚書。

其中16章屬佚文，主要是蘇秦遊說活動的記錄。

據此帛書來看，蘇秦與張儀不是同一時期的人，他是張儀之後主張合縱的策士，與張儀同時而相互鬥爭的是公孫衍。

這一戰國重大史實和歷史特點，對修訂和補充《戰國策》有很高的價值。

▲《老子》甲本局部　　　《陰陽五行》乙篇局部

該《老子》帛書用古隸抄寫，故稱之為甲篇。

絲帛已有破損，文字多有殘缺，與卷後四篇佚書《黃帝四經》一起寫在半幅的帛上，存464行，13000多字。

該本不分章節，以「德經」在前，「道經」在後，文中不避漢高祖劉邦諱，其抄寫年代當在漢高祖卒年之前。

這是《老子》最早的手抄本，它的出土，極有助於認識《老子》在漢初的真實面目，不僅對校勘傳世的諸本《老子》具有重要價值，而且為進一步研究《老子》的思想是指提供了最早的、也是最可靠的根據。

或許是因為抄手的不同，馬王堆帛書中的古隸抄本具有各擅勝場的藝術風采，例如《春秋事語》的古隸字體用筆厚重樸實，橫平豎垂，波面不傾，磔而不張，一派雍容大度的古樸氣象。

至如《戰國縱橫家書》則筆道縱橫，方圓並舉，舒展俊逸，波則內斂，磔則外張，一種雄毅豪放的氣勢躍動於字裡行間。

又如《老子》甲本則取勢方正，用筆粗細適意，布字大小合宜，具有一種自然雅稚的墨韻。

再如《陰陽五行》乙篇則用筆秀逸而細勁，謀篇布白更是匠心獨運，多次出現兩字一行橫排書寫的帛書片斷，儼然一件刻意經營出來的書法作品，有著令人驚嘆的藝術魅力。

從藝術觀賞的角度論，馬王堆帛書中的古隸抄本是其精華所在，但從抄寫的規範和整飭等方面來看，那大批用漢隸（或稱為今隸）抄寫的帛書則給人們提供了比較工整、比較成熟的隸書範本。

這種帛書抄本和字體在構形上已比較規範，用筆已比較有規律，線條已完全失去了篆書圓轉的態勢，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是，其字形呈正方或扁方形，筆畫以方折為主，橫畫方入尖收或蠶頭雁尾並用，左波右磔對比強烈，字距間規整有序，儼然一種謹嚴、成熟而定型的漢隸字體。

這種字體的帛書抄本當以《相馬經》、《五星占》、《老子》乙本、《周易》等為其代表。

▲帛書《周易》局部

▲帛書《周易·六十四卦》

用隸書寫在整幅帛上，內容可以分為經文和傳文。

經文即《六十四卦》，與傳統的今文本、古文本等對比，不僅卦名不同，而且卦序、卦辭和爻（yáo） 辭也有差異，可稱別本《周易》。

帛書字體的不同形態，給中國書法發展史的研究，特別是給隸變研究提供了絕好的第一手材料。

書法界一般都認為，隸書起源於戰國晚期，成熟於西漢晚期，精熟於東漢末期。

隨著地下資料的不斷出土，這種傳統的看法都在逐一地進行更正。

例如對隸書起源問題的研究，裘錫圭先生更是在其《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八年版）一書中指出：「隸書在戰國時代就已基本形成了。

」而且關於隸書的起源，現在已至少追溯到了春秋末年的山西候馬盟書，常耀華先生曾專門撰寫了《開隸變端緒的東周盟書》（載《中日法史論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一文，明確提出：「東周盟書宜為隸變之濫觴」。

他指出，盟書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藏頭露尾、有輕有重、有肥有瘦的新型筆劃，例如撇、捺筆劃的出現，大大簡化了篆引纏繞的筆法，改變了筆劃的基本走向，由上下運轉變成左右舒展，從而使篆書的扭結得以解放，使字勢由二維向著四維空間擴張，形成八面來風之勢」。

由此可見，隸書的起源，保守一點地說，也應定在春秋晚期，即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後為宜。

隸書發軔於春秋晚期，歷經戰國時期的不斷演進，其隸變的過程，應該說在湖北睡虎地出土的大批秦簡的書寫時期，已基本上完成了，這也就是說，那以波挑的主要特色的秦隸，已為漢字的隸變作了總結性的工作。

馬王堆帛書中的古隸抄本其形態與睡虎地出土的秦隸基本相同，它完全擺脫了篆書的結構方式和用筆規律，以點、挑、波、磔等隸書的基本筆劃嫻熟地構就一個個橫向取勢、方正為主的字形，很顯然，帛書中的古隸抄本乃是隸變完成階段的秦隸在秦漢之交的長沙出現的一種範本。

隸變既然在秦代基本完成，那麼隸書的成熟期也就不會晚至西漢末年或東漢晚期。

現已有許多學者明確提出：隸書確立在西漢初年已經開始（參見牛克誠《簡冊體制與隸書的形成》一文，載《中日法史論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

其實，不僅是隸書的確立，而且是隸書的成熟也在西漢初年就完成了。

這裡所說的隸書也就是人們平常所說的今隸，或者叫八分隸書。

一般說來，所謂八分隸書的顯著特點乃是構形扁方，筆劃已具有規律性的波勢和挑法，左波右磔對比強烈，字形內斂而外張，構形部件穩定一致。

如果我們根據這些特點來檢測帛書中的隸書抄本，那麼，誰都會很容易發現，這些八分隸書的主要特徵，在帛書中已充分地顯示了出來。

以帛書《相馬經》為例，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歸納出如下特點：

一、 構形比較規範，結構趨於扁平方正。

二、 用筆已很有規律，橫畫切鋒重人，方起尖收，呈蠶頭雁尾之態，點、挑、撇、捺已成為構形的主要筆劃，並且各以成熟而定型的姿態組構字形。

三、 線條以方折為主，長短相聚，粗細相間，已完全沒有篆書線條圓轉纏繞的態勢。

四、 章法上則分行布白，整齊有序，或行距推近、字距拉開，或行距較寬、字距較密，均疏密有致，整齊劃一。

▲帛書《相馬經》局部

《相馬經》是我國動物學、畜牧學的重要古代文獻，是早已失傳的《相馬經》的抄本，內容包括經、傳、故訓三部分。

其內容主要是對馬頭部和有關相馬的理論，全文用隸書書寫，間有米絲欄，現已全部斷為兩截。

其行文近似賦體，較有文學色彩。

它的出土對研究我國畜牧史，提供了歷史文獻上從未見過的漢初關於相畜方面的材料，證實了我國古代相馬有著悠久的歷史。

由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帛書中的隸書抄本，無論是在用筆和結構上，還是在線條的運用和構形的規律上都是一種已經相當成熟、相當規範化了的八分隸書了，以之與東漢後期的碑刻隸書相比較，也毫不遜色，就是將化與晉唐以後的經抄本相比較，也各占勝場。

馬王堆帛書不僅給書史研究，特別是給隸變研究提供了詳實而嶄新的珍貴資料，而且亦給傳統的隸書臨摹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境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範本。

眾所周知，在中國書法史上，傳統的帖學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直到有清一代，隨著清代漢學的復興，隨著清代金石學研究的不斷深入，才出現了以碑學改良帖學的主張和理論，也只有在這種提倡碑學的旗幟下，漢代的諸種隸書名碑，才得到充分的利用和肯定，以至眾多的書法愛好者，都或多或少地在漢代碑拓的海洋中尋求隸書的神韻和意趣。

但不無遺憾的是，這種種碑刻，不論其刻工技藝怎樣超群拔俗，終不能完全表達當時書定者筆下的韻味，而加上碑拓效果的好壞東西，更決定了人們很難直接領略和把握漢隸的真實面貌。

馬王堆帛書的出土，無疑是極大地彌補了這個缺憾。

它既不是如竹木簡那樣是單分書，也不是如碑刻那樣經過刻刀的修飾，而是成篇地用墨直接抄寫在絲絹上的漢代人的隸書抄本，它可以讓我們從中品味帛書書法的行氣、布白和章法，尋覓漢初隸書的用筆規律和結構方式，從而免除了過去看碑拓時那種霧裡看花、難得其真的煩惱，充分領略法帖那種惟妙惟肖地傳達書寫者思想情緒的筆墨神韻。

或許正因為如此，帛書出土以後，即得到書法界同行的寶愛，臨摹，其研究創作之風氣正在日漸形成。

可以預見，隨著帛書書法藝術研究的不斷深入，隨著帛書藝術愛好者的反覆臨摹和實踐。

一種具有漢初書風氣象的帛書法藝術將以其特殊的風格和雋永的文化內涵而矗立於中國書法藝術之林。

康有為曾在《廣藝舟雙楫》中強調，習書法者，需「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隸意以厚其氣，旁涉行草以得其變，下觀諸碑以借其法，流觀漢瓦晉磚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釀而醞之，神而明之」，其實，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是兼具康氏所言「源、氣、變、法、奇」五大要素之藝術瑰寶，凡有志於此者，自可從中領略其無窮的藝術魅力，成就其書法藝術創作的獨特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