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網紅寫《考古四記》浙江宋墓有哪些說頭？

2018-01-30 07:41 | 浙江新聞客戶端 | 見習記者 黃慧仙

「17長卷代表著墓主人身份的文書，捲成一軸，放入金屬容器中，完全蠟封，泡在水銀里，就這樣一直從南宋到了現代，紙張保存如新的一般。

2005年的一場盜墓，打破了這座沉睡數百年的浙南宋墓的寧靜，盜洞卻只有一個小孔。

那麼盜墓者又是如何鑽進去的呢？後來案子一破才知道，原來盜墓者身高只有1米47……」

1月29日，在中國絲綢博物館·曉風書屋舉辦的《考古四記》新書分享會上，開場作者鄭嘉勵講述的一段武義徐謂禮墓被盜始末，一下子便抓住了在場諸人的興趣。

這位考古界網紅，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曾因一句「我是一個考古工作者，上班也就等於上墳」的段子而為許多人熟知。

此次，在這本不久前上市的新書中，鄭嘉勵以兼具學術韻味與田野氣息的筆觸，將一位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心路歷程和發現之旅，清晰而完整地呈現了出來。

朱熹家族子孫上墳需數日 江南真的無族葬嗎？

什麼叫族葬？用鄭嘉勵的話來說，就是同曾祖父、三代人或三代以上家族成員的合葬墓地，即可稱「族葬」。

中國傳統家族社會，崇尚生前聚族而居，死後聚族而葬，即所謂「生同室，死同穴」的理想。

加上儒家孝道等倫理觀念的影響，聚族而葬或夫妻合葬在原則上應當是較為普遍的一種葬制。

在《考古四記》一書中，位於金華市武義縣東明招山的呂祖謙家族墓地，就是族葬的一個典型例子。

據明人所編的《宋東萊呂成公外錄》載，明招山墓地有「墳九十六處」，形成了一片大型的南宋家族墓地。

然而，在江南之地，更多的卻是「不走尋常路」的墓葬。

南宋理學家朱熹便是其中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朱熹的祖父朱森，墓在福建政和縣蓮花峰下，祖母程氏，墓在政和將溪鐵爐嶺。

朱熹的父親朱松，初葬崇安縣（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後改葬崇安上梅里，朱熹生母祝氏墓，在建陽縣天湖之陽。

朱熹的祖父母、父母均未完成夫妻合葬。

此外，朱熹夫婦墓與其幾個兒子的墓又分散在建陽縣多處。

因此，世人調侃，朱熹的後世子孫清明上墳時，沒個小半個月是走不完這些地方的。

此外，開始時提到的徐謂禮墓同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證這一觀點。

據歷史資料記載，徐謂禮夫妻墓是「葬於長安鄉祖隴之側」，但在實際的考古工作中發現，徐謂禮沒有葬在徐家祖墳的旁邊。

其父徐邦憲墓與他的墓之間的直線距離約有五里遠。

由此可見，「父子合葬」的理念，在實際中並沒有真正執行。

那麼，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這麼多南方士大夫放棄族葬，甚至都沒有把父母合葬在一起呢？

「江南無族葬，一方面因為江南『卑濕之地』，氣候、地貌條件與中原迥異，難以實施族葬。

」鄭嘉勵說，南方地勢低洼，且多山地，少有大片空曠、乾燥的地域供家族同葬，為了使先人不至於葬到水窪處，逢年過節還能登高望遠，緬懷故人，江南人家往往只能將家族之人分散安葬。

而江南無族葬的另一重要原因，在鄭嘉勵看來，則是「形勢派」風水在當時的影響，使得江南人在下葬先人時都各自追求獨立墓地，從而尋求最佳的風水。

南宋的風水擇址到底是怎麼回事？

江南風水，主要有江西的「形勢派」與福建的「理氣派」，其中形勢派又是其中絕對主流。

「墓地擇址，講究背後有靠山，左邊有青龍，右邊有白虎，前面還要有條長流水。

」在當天的分享會上，鄭嘉勵用所坐的靠背沙發比劃給眾人看。

他說，這是大環境裡的擇址，而從小環境來說，像溫州的椅子墳、沖繩的龜甲墳其實都是類似的建造原理。

鄭嘉勵說，在南宋堪輿（風水）家看來，背風、向陽、面水、藏風、納氣的「懷抱地」，適合建墓。

「這與現代的水利專家選擇水庫位置的方式是高度重合的，因此很多古墓便往往是在水庫旁發現的。

像朱熹家族這樣，為了追求風水，父母、手足四散分離而葬的行為，給儒家合葬倫理造成困擾，也常為後世詬病。

一位名叫方大琮的南宋文人在與友人的信中就說到了這一點。

在他看來，像埋葬於明招山的呂祖謙家族墓地才是儒家所謂的「昭穆相從」的族墳墓，符合儒家禮制。

在此之外，他卻又認為呂祖謙家族的人普遍短壽，呂祖謙本人45歲就去世了，原因正在於家人全葬在明招山，將山挖得太空的緣故。

這樣一種矛盾的心態，正說明了當時南宋士大夫既有著追求族葬的願望，又時常被世俗的禍福觀念、風水之說所困擾，徘徊於禮俗之間的一種心境。

「一個優秀的考古領隊 也能勝任村長」

除了那些考古「正文」，在《考古四記》中，也可以看到作為考古學家的鄭嘉勵抒情文藝的一面。

正如他在書中所說：「其實這些年，我主要從事大範圍流動作業的搶救性考古發掘，鐵路、高速公路修建到哪裡，我們就追隨到哪裡……」從1995年進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他一直從事著浙江地區的宋元考古、瓷窯址考古的發掘研究，踏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也見識過不少浙江鄉間的奇人異事。

考古，既是器物的溯源，更是人文風土的片羽拾遺。

這本書里，有慈眉善目、長著一口整齊好牙的聾啞擺渡人。

「天氣漸漸冷了，我見他獨守江邊，烤一堆火，抱成一團。

然而，一有客人來，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他立馬起身，容光煥發，滿臉堆笑，轉眼好像換了一個人。

」 寥寥幾筆，浙南山區里，這個默默度過考古隊一程又一程的老人，脫去了神秘，讀來卻頗多世事慨嘆。

這本書里，有考古時遇到過的一個個經歷各不相同的房東。

「我讀過很多宋人墓誌，作為人生的蓋棺定論，墓誌通常以最多的篇幅，描述志主的美德——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然而，再完美的人生，歸宿依然是死亡。

人生最後的美德，是圍繞死亡書寫的。

」在經歷一位房東父親過世時的喪禮後，對於村中人面對死亡的心態，鄭嘉勵考古之餘，也考究著遺落在鄉間的「事死」古風。

這本書里，還有隱沒鄉間、終身未娶的博物館點校奇人。

這位「丁先生今年83歲了，正坐在藤椅上，閱讀剛改版的花花綠綠的《文史知識》。

見我們來了，起身，抽著『雙葉』牌香菸」，但為人倔強，「他的定稿，絕不允許別人動一字」。

鄭嘉勵說，考古的時候，踩到了村民的青苗，要和他們解釋、商議賠償；開始挖掘工作，要招募考古民工，又成一大難題，與村民們的瑣碎溝通皆成日常。

因此，在鄭嘉勵看來，考古學家長期在田間地頭練就的這身專業之外的本事，已「可以勝任街道主任，也能勝任一個村長的工作」。

「一個考古領隊，他並不像電視上所描述的那樣，是一個純粹的科學探索者，其實他在其中扮演著科學家、人文學者，一個野行者，一個探險家，還有一個包工頭。

」鄭嘉勵說，多年考古，積澱下的不僅是專業上的收穫，還有諸多對社會、對人生的感悟。

而這片塞不進考古報告和學術論文里的考古學家的文藝心，這次都裝在《考古四記》裡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