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遺珠：遠在瑞典的中國史前彩陶堪稱海外第一

20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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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中國之前的中國」展廳

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船島上，有一座看似很不起眼的明黃色建築，它與老城皇宮隔湖相望，並與國家博物館、現代藝術博物館和瑞典皇家藝術學院為鄰。

這裡就是著名的遠東古物博物館，以其豐富的東亞文物館藏和高水平的漢學研究在國際博物館界和學術界享有盛譽。

在多達十萬件的藏品之中，來自中國的文物約占百分之八十，年代跨越了新石器時代至晚清民國，最為知名的藏品當屬史前彩陶，其收藏之富、之精，在中國本土之外首屈一指。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彩繪人頭陶器蓋甘肅出土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藏

每一座博物館的成立都需要一個契機。

對於遠東古物博物館來說，它的故事可以從首任館長，考古學家、地質學家約翰·貢納·安特生的中國之行開始講起。

安特生在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

一九二五年秋，安特生搭乘一艘氂牛皮筏沿黃河一路向東，將一批至少二十五箱貨櫃，來自中國西北的珍貴文物從蘭州經北京運回瑞典。

在那個土匪肆虐的年代，陸路運輸過於兇險，很難避免劫匪。

這位被稱為「仰韶文化之父」的瑞典人在一九一四年辭去了瑞典國家地質調查所所長的職務，受北洋政府地質調查所之邀，以農商部礦政司顧問的身份首次來到了中國，主要負責調查華北礦產的分布與儲量。

安特生手繪廣河縣齊家鎮邊家溝存墓葬平面圖

1924年採集員莊永成在廣河縣齊家鎮邊家溝村發掘墓葬

在勘探過程中，他無意發現了黃河兩岸的土層中埋藏的大量古生物化石，此後，從一九二一年河南澠池仰韶村的史前彩陶出土，到一九二六年北京周口店發現「北京人」牙齒化石，再到此次西北遠征，安特生不僅完成了從地質學家到考古學家的轉型，並且為中國近代考古學揭開了序幕。

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收藏的甘肅彩陶

一九一九年，安特生在中國的學術活動開始得到有瑞典政府背景的中國委員會的全力支持。

他從委員會得到了將近八十六萬瑞典克朗的巨額資助。

此外，在瑞典皇太子古斯塔夫以及考古學家蒙特留斯等人的支持下，瑞典國會也通過投票表決對安特生的研究活動給予國家財政支持，金額為九萬瑞典克朗。

安特生收的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彩陶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藏

一九二四年起，安特生在陝西、甘肅、青海等地的野外考古調查基本是以蘭州為中心，在半徑四百公里的範圍內進行。

仰韶發掘之後，安特生的興趣轉向西北，試圖在仰韶以西的甘肅、青海發現類似的器物，這是因為他認為仰韶彩陶與中亞出土的安諾彩陶、特里波列彩陶存在著明顯的相似性，如果能將這條相似性的鏈條銜接起來，也許可以論證彩陶是由中亞東漸到達中國內陸的假說。

然而此後的一系列發掘和研究證明他的猜想錯得離譜。

但儘管如此，安特生作為研究構建中國上古史的第一人，首次將中國上古史帶入了現代考古學和世界文明史研究的整體框架，其歷史地位無法否定。

安特生收集的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彩陶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藏

在當時的西北地區，彩陶根本無人識貨，直到安特生大張旗鼓地搜尋和問價，人們開始意識到它的價值。

消息很快就傳開了，蘭州的古董商都知道有一個外國人高價收購這些古老的陶罐。

於是，新出土的陶器源源不斷地被送到了安特生面前。

但收購陶罐並非安特生的最終目的，他更需要掌握這些器物的出土地。

收購陶罐的同時，他也通過當地傳教士的關係打探到了彩陶的出土地點，並於一九二四年夏天開始系統的考察和發掘工作。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彩陶旋渦紋雙系罐甘肅省寧定縣出土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藏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彩陶罐甘肅省寧定縣出土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藏

安特生組織發掘的洮河流域多個遺址，是中國彩陶文化類型最為豐富、埋藏最為集中的區域。

整理出土的彩陶，再結合之前的工作，他最終得以將甘肅彩陶分期斷代。

馬家窯文化彩陶罐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藏

按照安特生與中國地質調查所的最初協議，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瑞典中國委員會主席古斯塔夫皇太子致函中國地質調查所丁文江、翁文灝兩位所長，提出中國和瑞典兩國將安特生在中國的收藏平分，先全部運去瑞典記錄和初步研究，而後將一半退還給中國。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彩陶罐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藏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丁、翁二人在徵求上級部門同意後，代表中國地質調查所覆信給瑞典中國委員會，同意關於平分安特生收藏的辦法，並要求有關研究資料只發表在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出版系列中。

這封公函即代表中國官方對相應協議的批准。

如今，在遠東古物博物館的展廳里，我們還能看到關於此協議的珍貴文獻。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彩陶罐甘肅省寧定縣出土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藏

在一封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安特生寫給翁文灝的信里，他這樣描述回到瑞典後馬上開始進行的工作：「在新環境安頓下來花費了我太多的時間，還有就是過去的幾個月我把所有的時間都傾注到我們的考古採集品的拆包和安置上。

這裡的地方當局給予我儘可能多的方便，目前工作進展順利。

當局為我在博物館安排了多間房屋，還有一個很好的實驗室，差不多一半的甘肅採集品現在已經取出並準備照相描述。

我有五位助手可以支配，因此工作進展順利。

完整隨葬陶器的照相和細緻描述工作剛剛開始，我希望來年春天能夠完成更多採集品的照相和描述工作，以便將其重新打包並歸還給中國地質調查所。

」當時，為了避免混淆，每件陶器的底部都標出了它們歸屬地的第一個字母：歸屬北京的標有P，留在斯德哥爾摩的則標有S。

辛店文化彩陶罐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藏

對於這批來自中國的文物，瑞典中國委員會認為自己是正式的所有者，因為它確實為相關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支持。

然而此時更為重要的問題是：究竟如何妥善合理的保存這批珍貴文物。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瑞典國會通過了將收藏國有化的提案。

而中國委員會則把成立一個國立博物館來保存這些文物作為所有權國有化的前提，國會據此決定成立遠東古物博物館，並將其列為瑞典人文科學院的下屬機構。

同年三月五日，安特生被任命為遠東古物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考古教授。

彩陶罐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藏

博物館初建時，面臨種種困境，但安特生堅持不懈地積極奔走，他的學術熱情得到了公眾的回應，藏品逐年增加，使得遠東古物博物館成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中國文物收藏中心之一。

與此同時，安特生也開始著手進行向中國退還仰韶文物的準備工作。

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期間，遠東古物博物館分七次將標有P的文物運回中國，但遺憾的是，這批文物抵達中國之後正逢抗日戰爭爆發，從此下落不明。

最後一次有據可查的記載來自安特生最後一次亞洲之行：一九三七年，他在南京地質調查所親眼見到過這批運回的文物。

彩陶罐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藏

二〇〇〇年，時任遠東古物博物館館長的瑞典漢學家馬思中在研究館藏文物時找到了安特生當年留下的文物退還記錄，並把它們交給中國相關機構，希望能夠找到這批遺失的珍寶。

二〇〇五年，在他卸任館長之際，北京傳來了好消息：中國地質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在庫中找到四個木箱，其中有二十九件彩陶文物，根據當時的文物編號，可以確定這批文物來自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四年間安特生的考古發掘，但無法進一步確認是否屬於從瑞典運回的那一批。

其中僅有一件編號為K6371的文物曾出現在安特生所列的返還文物清單之上。

在馬思中編著的《中國之前的中國：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國史前史的發現》一書中，曾提到在這批消失了的文物之中，有一件編號為K5473的人頭形器蓋尤為珍貴。

與其相似的兩件彩陶如今仍藏於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中，已成為該館的鎮館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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