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10項田野考古發現獎項目綜述

世界考古的盛典：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10項田野考古發現獎項目綜述

2015年12月14日在上海大學召開的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中，世界十項考古新發現榮獲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田野考古發現獎。

這十項發現來自世界各地，涉及各個時期，很多為多個國家合作項目。

大卡霍基亞：公元11 到14 世紀獨特的北美本土城市政權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托馬斯·艾默生教授發言

揭秘北美印地安人建立的最早城市：卡霍基亞遺址東聖路易斯區的再發現和大規模發掘。

此項目由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托馬斯?艾默生教授主持。

卡霍基亞包括至少三處大型祭祀區域，在公元11 和12 世紀形成歐洲人到來之前美國本土最早、最大的政治中心城市。

東聖路易斯發掘區鳥瞰

織物遺存

其中東聖路易斯中央祭祀區的部分保存完好。

發掘揭露出79座建築、100多道牆、籬笆和柱廊，一片小型倉儲建築群，55 根紀念柱（其中一根帶有人牲遺骸），5處土墩的地基，以及斷代為密西西比時期的許多籬笆殘片。

2008 年，伊利諾州立考古調查項目開始了持續40個月的東聖路易斯區新發掘，共揭露出除中央祭祀區核心區域之外14 公頃的居址區，發現近6300 件文化遺存，其中包括近1400 座建築、55 根紀念柱、19 個大型祭祀坑、許多人類遺骸，以及一處脊頂墩的地基。

這樣大規模的居址和祭祀景觀為了解大卡霍基亞的發展與衰落提供了新的視角。

「大爆炸」理論在這裡得到了驗證。

在考古學的時間軸上，卡霍基亞是突然出現的，東聖路易斯區的發現完美地闡釋了這一點。

建築的標準化朝向，以及儀式建築與住宅的特意區分，說明東聖路易斯區是事先規劃好的。

東聖路易斯發現包含專有產品和專業化作坊的貴族聚居區，屬於斯特林期。

貴族和禮制建築集中密集分布，包括貴族住宅，大、中、小型的圓形桑拿浴室和貴族集會廳，儲存特殊物品的小型倉房，以及可能是貴族寺廟或神殿的「T」形建築。

在斯特林時期東聖路易斯還發現大量專門製作海貝飾品、玄武岩斧、石耳環和宗教雕像作坊，以及貴族用的外來品，包括大型石刀、石鋤、銅製品、珍稀動物、彩色顏料和礦物，來自密西西比河下遊河谷地區的箭鏃和陶器等。

在大卡霍基亞地區，儀式用品的密集出現、專門化的作坊和建築，以及數量豐富的外來和貴重材料，均為東聖路易斯所獨有。

說明了該地與相鄰區域間嚴格的等級區分，顯示出社會與政治階層的強烈分化。

公元1200 年左右，大卡霍基亞地區突然人口銳減，許多祭祀場所被廢棄，土墩建造活動明顯減少，東聖路易斯與卡霍基亞開始走向衰落。

通過考古發掘可以說明大卡霍基亞地區在公元1200 年前後發生的劇變可能與毀滅東聖路易斯區的災難密切相關。

研究證明，大卡霍基亞是存在於公元11 到14 世紀的獨特的北美本土城市政權，由此顛覆了長期以來關於北美洲城市化歷程的一些理論。

獅子山遺址：公元前四千紀土耳其馬拉蒂亞平原最早的國家形態

義大利羅馬第一大學古物部「近東史前和遠古史」教授馬塞拉·弗蘭基潘發言

「土耳其馬拉蒂亞獅子山遺址最早的宮殿區：國家起源新說」是義大利羅馬第一大學古物部「近東史前和遠古史」教授馬塞拉?弗蘭基潘教授主持的項目。

獅子山遺址是公元前四千紀土耳其馬拉蒂亞平原一個繁榮的經濟、政治、宗教和行政中心。

發現了紀念性公共建築、陶器、金屬武器以及數千精美印泥，最早的宮殿區，是早期國家誕生重要標誌，證明最早的城市和國家不只限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還包括安納托利亞東部的山區。

獅子山遺址博物館公元前第四千紀宮殿入口

獅子山遺址的集會建築與庭院遺蹟

義大利考古隊對獅子山遺址開展了長達幾十年的大面積發掘，建立橫跨公元前第四、三、二千紀的建築居住層位序列，不僅深入了解了遺址的形成歷史，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近東地區整個幼發拉底河上游和安納托利亞東南部最早的原始古國的形成。

大量考古發現表明，獅子山遺址在公元前四千紀初葉開始凸顯其重要性，此時新興的精英階層通過管理與儀式活動相關的再分配實踐著他們最初的權力。

「三重台基」式巨大的神廟C建立於公元前3900 年到前3450 年間，清理出上千件批量生產的碗，以及大量封泥，說明廟宇不僅僅是宗教場所，還是公眾活動中心。

神廟C 在公元前3400 年已被廢棄，同時一座形態和功能各異的巨大建築組出現。

這座建築群占地超過4000 平方米，由兩座小神廟、儲藏室、庭院、走廊、代表性建築、行政區域以及貴族住所構成。

被認為是第一個已知的公共「宮殿」的實例,還發現疑似「王座」的遺蹟。

最早的中心位於建築群北部，由一處巨大的庭院、一條附有裝飾的入口廊道、一座相對較小的神廟（神廟B）和一座宏偉的建築（37 號建築）組成。

宮殿中發現了5000 多件封泥殘片，其中2200 個殘片上還有可以識別的220 個印章圖形，在貯藏室中發現了130多個封泥，封泥上戳印著同類的印章圖案，成為重要的 「檔案」。

2013-2015 年的最新發現表明, 宮殿的核心是由一個大型庭院和壯觀的儀式性建築37 號建築組成。

庭院前有走廊直通宮殿區；37 號建築位於庭院的北部與居民區相連。

宮殿區發現的12 件矛和9 把劍均是由砷銅製造的，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同類器物，同時也說明早期的權力軍事化現象的出現。

以武力和防禦性設施為特點的新的社會形式出現，替代了以控制勞動力為主的美索不達米亞文化。

在公元前兩千紀西臺王朝的影響下，以及早期鐵器時代安那托利亞帝國的瓦解，獅子山遺址的宮殿在遭遇了一場大火後也最終走向衰敗。

距今330萬年石器呈現出石器製作技術的多樣性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人類學系的副教授哈曼德博士發言

「技術的黎明：肯亞圖卡納湖發現距今330萬年石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人類學系的副教授哈曼德博士作為項目的負責人之一對項目做了詳盡的闡述。

2011 年，圖卡納湖西部考古項目（WTAP）開始在肯亞北部圖卡納湖西岸的Nachukui組Lomekwi段堆積進行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以了解早期人類的石器製造行為。

2015 年5 月，WTAP在Lomekwi第三地點（LOM3）發現了距今330 萬年的遺址。

該遺址出土有原地埋藏的石器，時空分布上與生存在茂密叢林中的上新世古人類化石有關。

這些發現在地理上和年代上均與肯亞人扁臉種的標準化石KNM-WT38350 吻合。

目前發現有149 件表面採集和原地埋藏的人工製品，其中包括83 件石核、35 件石片（包括完整的和殘片）、7 件被打擊過的石製品（可能是石砧）、7件石錘、3 件有加工痕跡的鵝卵石、2 件劈裂的鵝卵石，還有12 件人工痕跡不太明確、缺少可鑑定特徵的石製品。

石料來源於當地，主要為玄武岩和響岩。

發掘團隊

發掘現場的石器

LOM3 發現的石片和石核在技術和形態上人工特徵都非常明顯，石錘主要用於剝取單向加工的石片，而石核可以通過轉動繼續剝片或直接翻轉石核進行兩面加工。

然而，儘管有大量石片被成功剝離，但是大部分石片片疤末端呈折頁狀或階梯狀，說明仍然未完全掌握打擊的精度技術。

通過技術分析可知LOM3 的古人類將石核剝片和打擊行為結合起來，並對人工製品有多樣的使用方式，如石砧、石核既可以用來生產石片，也可以作為敲砸工具。

將單一工具用作多種不同用途的行為顯示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技術多樣性，這都遠早於目前的認知，也與其他靈長類使用的單一用途的石制工具有著非常明顯的區別。

LOM3 石器組合可能代表了一個從假設中的早期人類的簡單敲砸行為向晚期的奧都威石器製造者的石片打制行為過渡的技術階段。

LOM3 發現的石器刷新了考古記錄，把已知的年代提早了70 萬年，比最早發現的人類化石都早，這引發了一些有關人類演化過程中的諸多新問題，誰製造了這些石器？人類類人操作能力出現的時間問題成為學術界新的探討課題。

埃及瓦迪伊爾加爾夫：世界最古老的海港，發現胡夫王國時期的紙莎草文檔

法國巴黎索邦大學的皮埃爾·塔利教授發言

埃及瓦迪伊爾加爾夫第四王朝胡夫法老時期海港的發現，是2001 年以來由開羅法國考古研究所和巴黎索邦大學合作研究的項目，致力於研究法老時期埃及在西奈半島以及紅海南部神秘的邦特之地的遠征。

法國巴黎索邦大學的皮埃爾.塔利教授介紹了瓦迪伊爾加爾夫遺址的主要發現。

發掘從2011年開始，先後進行了5次發掘，發現包含有30餘座窖穴的倉儲系統、埃及古王國時期的營地、巨型石質矩陣、海邊保護碼頭的防堤建築、瓦迪伊爾加爾夫的遠航隊登陸點--環型防禦建築等遺蹟。

最具特色的當屬洞穴聚落（此種形態可能是紅海地區法老時期港口建制的主要特徵之一）和結構獨特的堤防區。

海邊的營寨遺蹟和石錨堆積

瓦迪伊爾加爾夫遺址的考古營地

港口的年代在第四王朝時期（公元前2600-2550 年），發現兩個巨型石質建築和埋有99個船錨的窖藏，大多船錨都帶有朱墨題記，標明其歸屬的船隻。

倉儲遺蹟中已經清理其中的17座窖穴，3座發現大量陶器堆積，多為當地燒制的儲存罐，可能用於儲水；其他的窖穴發現大量木頭、船槳、繩索的殘片，可能是用於放置損壞的船隻。

封閉窖穴用的石塊和用於建造金字塔的石塊幾乎等積，每塊重達幾噸。

大部分石灰石塊上都有朱墨寫出的巨大標記，年代可以追溯到胡夫統治時期。

2013 年以來，發掘出近800件胡夫王國時期的紙莎草文檔殘件。

這是迄今為止最古老的埃及文檔。

大部分莎草紙文獻可追溯到胡夫統治末期。

文檔殘件可能為一組船員的檔案，一種為大量表格，另一種是記錄每日活動的日誌。

日誌里出現了定期匯報石塊從圖拉採石場經尼羅河以及相關運河運至「胡夫地平線」的金字塔施工現場的運輸情況。

這批文件說明一些曾修建王陵的專業技術團隊也在該港口負責一些設施的營建。

由於吉薩金字塔的建造需要大量的銅金屬製作的工具，瓦迪伊爾加爾夫港口很可能作為其附屬地，以供應南西奈的礦產。

瓦迪伊爾加爾夫港可能是目前已知的世界最古老的海港，發掘出的800多件胡夫王國時期的紙莎草文檔殘件對了解法老時期的行政運作系統及專制統治下所開展的一些大型工程的情況提供了詳盡的實物資料。

聖所的演變映射出伊特魯里亞地區的經濟和社會變動

義大利佩魯賈大學費奧里尼發言

「伊特魯里亞古城塔爾奎尼亞海港的格拉維斯卡希臘貿易站：蘇里與卡娃塔聖所的最新發掘"由義大利佩魯賈大學費奧里尼參與發掘。

格拉維斯卡貿易站是古代最重要的海港，是公元前7 世紀末至羅馬時期地中海東西部間商品、理念和人群往來的交叉口。

考古發掘研究成果表明，公元前580 年，來自福西亞（位於今土耳其北部）的希臘商人建立了格拉維斯卡貿易站，並在此建造了第一座供奉阿芙洛狄忒的祭拜小廟。

祭祀儀式非常獨特，祭品中有三件珍品，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7 世紀末至前6 世紀初：一件是所謂伊奧利亞式彩繪野山羊紋球腹碗，樣式奢華，產地可能在福西亞；一件是珍貴的銅罐，上飾精緻的透雕格里芬正面頭像；一件是手持矛、盾的阿芙洛狄忒銅像，產地可能在拉科尼亞，被認為是禮拜用像。

在祭拜小廟周圍發現20 多個用於融化銅、鐵的冶煉爐。

這項重要發現對理解聖所貿易的性質、用伊特魯里亞鐵器交換希臘奢侈品、以及希臘人選擇阿芙洛狄忒作為貿易站守護神的原因意義重大。

公元前550年，來自愛琴海東部的希臘薩摩斯島的商人也來到了格拉維斯卡，建造了一座祭拜赫拉的神廟，它與祭拜阿芙洛狄忒的神廟基本同時。

這時的希臘貿易站進入了發展期：來自地中海各個中心的、琳琅滿目的財貨匯聚於此，又轉運至塔爾奎尼亞及其領地。

有科林斯式的精緻手工藝品、尼羅河三角洲的貴重物品、造型簡潔的陶器（特別是來自希臘東部的陶器和愛奧尼亞的杯子）。

格拉維斯卡俯視

新聖所

希臘貿易站的出現和繁華促進了伊特魯里亞的格拉維斯卡城的形成。

公元前520 年左右，人們建造了一座新的聖所，聖所有兩座祭壇，兩座祭壇旁各有一座火壇，沒有發現貢品。

公元前480～470 年之後，格拉維斯卡走向沒落。

其衰敗可能與公元前474 年伊特魯里亞人在庫邁海戰失利以及商業活動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塔爾奎尼亞城內有關。

本研究從考古學角度研究祭祀區的演變，有助於更好地理解伊特魯里亞地區的經濟和社會變動。

朝聖場所的發掘和研究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了解希臘文明和伊特魯里亞文明的動態關係，尤其是貿易來往在地區發展和社會變革中的重要作用。

羽蛇神廟地下隧道：特奧蒂瓦坎人通往冥界之門

墨西哥國家人類與歷史研究所查維茲教授發言

墨西哥國家人類與歷史研究所查維茲教授介紹了墨西哥特奧蒂瓦坎羽蛇神廟地下隧道的調查成果。

希烏達德拉遺址是古特奧蒂瓦坎文明最重要、最大的建築群之一。

2003 年，在建築遺址的羽蛇神廟祭台的台階前面發現一個約長100-120 米的地下通道，其東連羽蛇神廟，西達大廣場的中心。

2010 年-2015年開始採用各種科技手段對地道進行勘探和發掘，地道位於金字塔底下，地道兩側建有密室，密室的頂部和壁面似乎用金屬礦物粉（如：黃鐵礦、赤鐵礦、磁鐵礦）進行了裝飾。

密室在火炬的映襯下熠熠生輝，仿若繁星之夜或是波光粼粼的水面。

在南部的前廳，發現了400 多個金屬球，兩個側室後面，地道逐級下斜。

在地道的盡頭，發現了三間分別面向北、南、東的密室。

2015 年發現並記錄了75000 余件器物，並對它們進行分類、研究、保護。

動物考古學家已經從遺存中鑑定出大量水禽、大型貓科動物、海貝個體，以及甲蟲翅膀。

植物考古學家已經鑑定出15000 余種植物種子、花粉、植矽體。

機器人首次進入地下通道

男女玉石立像

在發掘過程中，還發現了上千件由玉、蛇紋石、綠岩、孔雀石、泥岩、綠長石、綠松石、板岩、黑曜石、水晶，以及液態汞製成的物品，還有上百件圓板和黃鐵礦鏡。

我們發現了四件特殊綠岩製成的擬人雕刻，大量巨型貝殼（這些貝殼一部分刻有字符，一部分被製成樂器）、橡膠球、貝殼項鍊、玉石項鍊、黃鐵礦項鍊。

此外，還有許多不明用途的陶器。

還發現了保存完好的人皮碎片和4000 余件木製品、木殘件。

研究團隊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對無機材料進行了無損微量元素分析、對有機物（木、骨等）進行了放射性碳素測年、對其它有機物（橡膠、琥珀等）做了紅外和拉曼光譜分析。

地質學研究表明特奧蒂瓦坎人在地下水位以下打通地道以重現冥界的水文狀況。

羽蛇神金字塔象徵聖山，是宇宙各層面和區域的紐帶和聯合體。

地下的密室和創世神話有關。

羽蛇神廟下面的地道代表「冥界」，也正是統治者接受和傳遞權力的地方。

對於特奧蒂瓦坎人而言，希烏達德拉與眾不同，因為它是一個涉及宗教活動、重現天神事跡的地方。

因此，特奧蒂瓦坎人試圖在這個原始場景中通過祭祀、犧牲、殺殉等活動，打開通往冥界之門。

通過綜合研究，我們有機會了解當時人的思想觀念以及獨一無二的世界觀。

新型城市化模式：「低密度城市化」的特里波耶聚落

英國杜倫大學查普曼發言

「歐洲的早期城市化？ 烏克蘭特里波耶文化巨型遺址」項目由英國杜倫大學查普曼主持。

公元前4800至2800年的庫庫泰尼-特里波耶文化是「舊歐洲」分布最廣、持續時間最長的文化之一，是「舊歐洲」最後的文明。

居址、雕像和彩陶在特里波耶文化和思想領域長期扮演著重要角色。

幾何秩序在特里波耶文化中具有重要意義，如幾何形圖案的陶器與其他高等級遺物，幾何形元素的居址等。

陶土燒制的人形雕像大多殘缺而且均發現與類似神龕的特殊結構之中。

精緻的彩陶不僅是身份的象徵，也是喪葬活動中「焚燒房屋」儀式時的主要隨葬品。

特里波耶中心遺址面積可達320 公頃，是公元前四千紀歐洲最為龐大的遺址。

戈登?柴爾德認為這不僅意味著史前社會的複雜化，更有可能是獨立的城市化進程。

2012 年所發掘的特里波耶最大的集會建築

被有意燒毀的房址B17

通過採用地磁遙感、田野發掘和碳十四測年等方法以及新地球物理學的運用，對該文化有了更深的認識。

探明面積達236公頃環壕，壕溝與外側建築之間是庭院，兩組環形建築之間是庭院和農田，壕溝內共發現1500多個遺蹟單位，包括14個居住區，每個居住區中都有一兩座異常巨大的建築，即「聚會大屋」。

除了一件金制的髮飾和少量的石器之外，這座「聚會大屋」內很少發現有高等級的遺物，出土了大量裝飾陶器、少量雕像和動物骨骼，幾乎沒有銅器。

特里波耶聚落模式：周邊並沒有發現以此為中心的聚落，也沒有發現等級分化現象，周圍尚未發現任何為其提供後勤服務的任何小型遺址。

以上研究結果表明，大遺址的居住密度遠比我們想像的要低。

這說明遺址的人口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少，或者他們具有與想像中不同的居住模式：可能是季節性的或者特殊的、具有朝聖地性質的遺存。

在探尋如何解釋特里波耶大遺址及其起源、發展和衰落的同時，本課題力求有助於全球早期城市化問題的探討。

與中國的龍山時代和早商遺址相同，「低密度城市化」是對特里波耶遺址群的貼切描述。

這個大遺址的特徵可概括為「低密度、小規模常住居民附帶大規模季節性集聚人口的無等級差別的城市遺址。

這將是一個與傳統概念中的城市（例如烏魯克）不同的新型城市化模式。

中國西南土司遺址:帝國擴張及其與邊疆的動態關係

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必素髮言

由中國湖南、湖北、貴州等地區的考古研究所對中國西南土司遺址考古調查和發掘是此次論壇的一大亮點。

中國土司制度主要推行於元、明、清時期的西南、西北等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雖然只推行700多年，但其獨特的文化面貌為探討元明清時期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係以及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政體和經濟形態提供了新的視角。

中國土司遺存考古工作開始於建國之初，主要針對墓葬展開，至今已走過60 多年的歷程。

2010 年以來在西南各省對土司遺址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尤其是湖南永順老司城、湖北咸豐唐崖土司城、貴州遵義海龍囤三處土司遺址的發現和研究, 將土司遺存考古工作推向了深入。

老司城遺址核心區右街與西城門

楊輝墓出土陶俑

播州土司遺址：今日貴州遵義所在地，始置於唐貞觀十三年（639）。

楊氏對播州的世襲統治開始於唐乾符三年（876）。

由唐代延至明代，楊氏家族實際統治播州共傳27 代共30 世，長達725 年。

1980 年代，開始對播州楊氏土司遺存進行系統調查，摸清了海龍囤、養馬城等關囤遺址及田莊堰塘遺址的分布情況。

目前已發現與播州楊氏土司相關的遺存100 余處，主要有：楊氏領播早晚兩期司治白錦堡、穆家川遺址；以海龍囤為核心的軍事防禦網絡體系的關囤遺址；反映其經濟模式的田莊堰塘遺址；已清理髮掘並確認的楊氏土司墓葬9 座。

對海龍囤遺址進行發掘，較為全面的揭露出了「新王宮」和城垣、道路、關隘等的整體面貌。

對養馬城遺址進行勘探試掘，理清了城垣、城門的分布、結構以及城內衙署等建築遺址的分布情況等。

對新蒲、楊輝墓等土司墓地進行了全面發掘，揭示出其墓地的整體格局。

石槨墓一般有精美雕刻，遺物有成套金銀器、陶瓷器、建築構件等。

老司城遺址：位於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順縣靈溪鎮司城村, 系由彭氏第十一世首領彭福石於南宋紹興五年（1135）創建。

它是永順彭氏土司統治古溪州地區近六百年的治所。

老司城的考古工作揭露出老司城遺址的格局，包括核心區——主體區( 中心城址)——外圍區。

核心區面積25220 平方米，包括生活區和衙署區。

衙署區面積8520平方米，釐清了建築遺蹟的格局，勘探確定了衙署區的道路和排水系統。

貴族墓葬區面積約15400 平方米，摸清了老司城土司不同等級的墓葬及其分布，明確了紫金山墓地的墓垣及神道、石像生。

外圍區25 平方千米，包括祖師殿建築群、觀音閣、俞家堡建築群、監欽灣建築區、碧花山莊、棧道、哨卡以及其它外圍建築遺存，為老司城遺址功能攸關和互補區域。

唐崖土司遺址：位於湖北省恩施州咸豐縣尖山鄉唐崖司村唐崖河西岸，設立於元至正十五年（1355），其主要遺存年代為明代中後期至清初（17 世紀-18世紀初），占地約80 公頃，為土家族唐崖覃氏土司治所。

唐崖土司遺址周邊群山環繞，分布在由玄武山、朱雀山、白虎山、青龍山圍成的狹長沿河地帶內。

遺址包括城址、墓葬、狩獵區及外圍設施等。

城址是遺址的主體，四周有城牆圍合，與壕溝一起構成雙重防禦體系，面積約35 公頃。

以上、中、下三街、三條下河道、三條橫道構成遺址還有宗廟區、苑囿區、軍事區、墓葬區、普通居民區、採石場等。

通過系列考古工作，摸清了土司遺存以司治（衙署）、關囤、墓葬、宗教遺存等為主體的遺址格局，其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徵，是13-20 世紀中國西南部多民族，山地文化多樣性、獨特性的體現，揭示出土司制度的社會組織結構、軍事理念、文化面貌、經濟制度等的獨有特徵，土司制度及其統治權力的高度自治。

以海龍囤、老司城、唐崖土司遺址為代表的中軸線對稱分布的中央官式建築規模宏大、格局完整、遺物豐富，在歷史時段、行政級別、功能構成、聚落形態、建築風格等方面具備和中原文化的共性特徵，體現了中國西南土司在意識形態上對國家的認同。

土司墓葬高等級高規格。

墓園格局及墓葬形制規整、規模宏大，出土器物成套成組，以金銀器為大宗，類型多樣，是深入認識宋元明時期土司的喪葬制度、喪葬禮儀和文化藝術及交流的重要材料。

中國西南土司遺址的系統發掘和成功申遺，為從考古學角度全面深化對中國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研究，探討元明清時期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係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視角，有利於方興未艾的「中國土司考古」的整體推進。

搶救性考古發掘揭示台灣5000年歷史

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臧振華發言

為配合南科基地的建設，保護周邊文化遺產，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隊擔起搶救南科考古遺址的任務。

在1995 至2010 年之間，考古隊在南科及其周邊地區將近3000 公頃的土地上，前後進行了五個階段的搶救工作，總計發現了58 處考古遺址，並在其中34 處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總面積達到12 萬多平方米，出土的考古遺物與遺蹟，數量龐大、類別繁多。

在遺物方面，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鐵器、銅器及玻璃器等文化遺物，以及植物種子和動物骨骸等生態遺物，總數達到數百萬件。

在遺蹟方面，主要包括墓葬、建築遺存、溝渠和灰坑等，其中墓葬數目高達2000 具以上。

這些考古材料的多樣性及其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變異性，不僅是為台灣南部地區人類住居與開發的過程提供了豐富而具體的數據，對於整個台灣的古代歷史也提供了許多關鍵性的證據，而備受重視。

發掘現場

人骨

項目還組織了對遺址進行多學科研究，包括植物學、化學、地質學、遺傳學、古生物學、孢粉學、岩石學、體質人類學和動物學，以更好地解釋與重建古代人類的生活方式及其在過去5000 年間的變遷。

迄今，已經進行的分析項目包括C-14 年代測定、古環境重建、居住方式和聚落模式分析、制陶技術研究、石器採料來源分析、人類古食譜分析、豬骨之形態學與遺傳學分析、人體骨骼的健康指標和古DNA 分析，以及考古脈絡中儀禮分析等。

另外，台灣新石器時代早期大坌坑文化遺址——南關里與南關里東的發現與發掘也至關重要。

發掘不但充實了台灣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生活方式的了解，包括稻米與小米的農業耕作及狗的畜養，同時也提供更多有關古代南島民族由亞洲大陸向海洋擴散的新證據與新理解。

南科搶救考古同時還積極開展公眾考古方面的活動，考古資產讓台南科學園區的內涵變得更為精彩。

另外，配合搶救考古所辦理一系列為學生和社會大眾所開設的公眾考古活動，也成功地提升了社會大眾對文化資產保存的意識，並強化了小區的認同。

諾音烏拉古塚發掘新收穫：中亞遊牧人群的隱秘生活

諾音烏拉墓地位於蒙古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市約120 公里處，是一處著名的匈奴墓葬遺存。

近年來，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考古與人類學研究所的南阿爾泰考古隊與蒙古國考古學家在諾音烏拉墓地開展了聯合研究，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

共發掘了四大四小八座匈奴古墓，與已知匈奴墓葬相比，此次發掘的墓葬規模並非最大，但無疑屬於精英階層的墓葬，反映了本地匈奴墓葬的典型特徵，其墓坑周圍均有五層階梯，其上鋪石塊；墓坑底部有雙墓室，其四周用木結構加固；墓坑最後用挖出來的土回填。

墓室及木棺中出土有裝飾品、衣物殘片、漆盤及氈毯殘片等。

大部分隨葬品出土於內外槨室之間。

男性墓東西走廊中還出土裝飾精美的馬具、裝飾神獸（如獨角獸或龍）的銀牌。

以及匈奴墓葬中常大量出土的髮辮，通常被認為是馬飾的替代品。

棺槨俯視圖

貼花羊毛氈毯殘片

此次發掘還出土了大量令人驚嘆的珍稀遺物，包括繡花毛毯、長袍殘片、褲子、鞋子及為數眾多的絲綢殘片（其上有刺繡或紡織紋樣）。

這些隨葬的紡織品極其珍貴。

紡織品通常不易保存，從科茲洛夫發現的織物殘片來看，其保存相當好，這或許與當地自然環境有密切關係，而保存較差的標本可能是由墓室中的地下水侵蝕導致的。

這次對匈奴墓葬的田野發掘和研究表明，匈奴社會上層階層墓葬是整個時代匈奴文代遺存的寶庫。

其中的遺物不僅代表了世界上最早的遊牧文明，也代表了直接或間接與匈奴相關的古代文明。

這些文明包括中國（漢王朝）、帕提亞、花剌子模及中亞的巴克特里亞，還有塔里木盆地的緑洲王國。

這批匈奴墓葬中還出土了與古埃及和羅馬相關的遺物。

對這批匈奴貴族墓葬的研究表明，古代中原漢文化對遊牧人群影響深遠。

大量隨葬品來自中原漢地或由漢地工匠製作，包括漆耳杯、刺繡、絲織品、紗、金或玉裝飾品、塗漆軺車、玳瑁髪簪、飾有漢字的銅鏡或漆棺。

當然其中也有一些遺物是漢王朝皇帝給予匈奴單于的禮物，進而被單于分配給內部各首領。

也有很多隨葬品是由西方輸入的，包括有高質量的毛織物和毛紡織品，以及產自地中海周邊地區有很高藝術價值的珠寶。

這些物品通常來自漢王朝的「絲綢之路」，而這段路線在某些時期常由匈奴來強力掌控。

豐富多樣的隨葬品為我們了解匈奴部落的生活提供了大量信息，尤其是定居點及農業在其生活中的角色問題。

墓葬中隨葬有來自中原漢地的高等級隨葬品（其象徵意義與表明特權的性質遠大於其本身的價值）的匈奴貴族墓葬表明，匈奴牧人生活品質的高低更多的是建立在其對自身掌控的資源上，但針對古代匈奴部落日常生活方式信息的研究，並沒有太多文獻資料可循，而本次匈奴貴族墓葬出土的豐富遺物，為這批墓葬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信息。

這些重大發現涉及人類起源、複雜社會發展、國家形成、文化交流、人群遷徙等考古學的各項重大問題，充分反映了世界考古學在過去的兩年中的重要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