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臨汾：洪洞、浮山兩縣陶寺文化遺址是解「迷題」的鑰匙

「山西臨汾市洪洞、浮山兩縣境內的陶寺類文化遺址有可能成為開啟陶寺遺址、石峁遺址關係迷題的鑰匙」這是9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山西考古隊何努在「中國社會科學論壇：早期都邑文明的發現研究與保護傳承國際學術論壇暨紀念陶寺考古40年研討會」總結時說到的。

他的發言引起了臨汾市參加研討會人員的熱議。

「何努先生給臨汾考古界及民間考古愛好者出了一道題，也指出了方向，平陽大地的傳說及大量的文獻記載，以及『活化石』國家非遺傳承數千年的『走親』民俗，舜嶺、媯汭溝、蒲坂等地理信息傳遞著堯舜禹在平陽」臨汾市三晉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藺長旺與臨汾市市委黨校教授石耀輝討論。

為期三天的研討會氣氛熱烈，學者與專家講台上與講台下的互動，彰顯了考古人的探索精神。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鄧聰從玉器雕琢工藝的角度分析稱，陶寺遺址出土玉琮、璧、聯璧、鉞、箍形器及玉獸面，存在有多姿多彩的旋轉運動鑽孔技術，其中包括正圓孔、圓角方形孔、「8」字形孔和不規則開孔等多種多樣的形態。

他認為，這顯示出在國家與文明形成階段的陶寺遺址玉器，既有匯聚四方特色，又展示出早期文明社會新的風格。

臨汾市老領導、三晉文化研究會負責人劉合心分析：「中國」一詞是個動態的概念，遠古的「中國」和現在的中國有著根本性的區別。

現在的中國是我們國家的簡稱，而我所探討的最早的「中國」則是指國家形成階段在地理方位和格局上的稱謂。

史載的「中國」一詞至遲在西周早期已經出現。

《何尊》銘日「唯(成)王初壅宅於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日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這就是說，周武王營建東都洛邑就是「宅茲中國」，表明當時視洛陽一帶為中國。

日本金澤大學特任助教久保田慎二認為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末期，起源在中國北方地區的陶鬲的分布範圍逐漸擴大。

通過對陶寺遺址出土的陶器的使用痕跡雙察等的方法，探討陶鬲分布擴大的背景，陶鬲的廣範圍的分布與陶鬲的熱效率和氣候的冷干化有一定的關係。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王樹枝在研討會上說，中國文明起源研究是目前學術界重要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在探索我國古代文明起源這一學術課題中有突出的地位。

……當年發掘者高煒先生將尚存的M1451的木板、M2067填土和H2007填土中木炭碎塊送檢。

在2002～2007年的考古發掘中，綜合應用了數種科技考古研究手段，其中就包括木炭分析方法。

木炭是燃料、建築、工具等木材經過不完全燃燒或高溫熱解所形成的。

考古遺址出土木炭的研究，能提供古代人類利用木材的信息，探索遺址的居民與自然界植物的相互關係。

通過科學手段測定陶寺文化時期，先民用黃櫨、櫟樹、柏樹、松樹的信息。

距今4000多年的陶寺遺址在中華文明形成研究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也是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歷史進程的關鍵證據。

其位於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1958年考古調查時被發現，1978年開始大規模發掘，已發掘墓葬1000餘座，出土完整或可復原文物5000餘件。

何努總結，本次研討大家形成了共識，對陶寺遺址與文化進行了全面的探討，百花齊放，譜系廣，文章多，學者與專家的格局高，起點也高。

陶寺玉器的研究和陶寺災害的研究還有潛力可挖。

作為考古的專家學者，在歷史的話語下，運用史學、史實辨別的標準，將無言的碎片連成完整的證據鏈，責無旁貸。

陶寺水系尚是空白，對於早期都邑文化遺產的發現、保護、傳承、利用，考古是基礎。

雖然保護和利用還是世界性難題，讓更多的人認識華夏先人，知道歷史的進程，讓廣大人民得到福祉，也是考古人的期盼。

17日，「中國社會科學論壇：早期都邑文明的發現研究與保護傳承國際學術論壇暨紀念陶寺考古40年研討會」即將結束時，山西洪洞媯汭虞舜文化研究會負責人董小星一行三人來到了研討會所在地——天鵝大酒店，他們整整等了一下午。

原來他們是向中國社會科學考古所研究員何努、臨汾市三晉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贈送明萬曆版、清雍正版《洪洞縣誌》，熱情邀請經常兩位專家，到洪洞、到萬安，指導舜文化研究工作。

贈書結束後，臨汾市文物局負責人、工作人員與何努研究員、藺長旺副會長及洪洞媯汭虞舜文化研究會負責人董小星一行三人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