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真的是起源於東北嗎？

（一）

在內蒙古赤峰市，有一片褐紅色的山巒，就是紅山。

紅山的聞名，在於它所代表紅山文化。

在紅山文化的牛河梁遺址中，發掘出了精美的玉器，這意味著中華遠古文明的起源在東北嗎

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東北方向的不遠處，有一片褐紅色的山巒，當地人稱它為「烏蘭哈達」，也就是紅山。

然而，紅山的聞名，不僅僅是由於它的美麗，而在於它所代表的悠久歷史和文化。

1906年的一天黃昏，一個個子不高的日本人，走進了建於清代康熙十八年、位於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

來人是日本人類學家、考古學者鳥居龍藏。

鳥居龍藏名義上是王府聘請的教師，但是，他的心思和興趣，都放在了考古調查上。

他曾經在赤峰一帶進行考察，發現了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並見到環繞著石頭的古墓。

其實, 鳥居龍藏看到的這些環繞石頭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後來震驚世界、被專家們稱為 「積石冢」的紅山文化墓葬。

因為他的考古活動僅限於地面採集，埋藏在地下的中國遠古文物才沒有受到襲擾。

1908年，結束了三年內蒙古生活的鳥居龍藏，帶著對紅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遺憾，離開了喀拉沁。

1919年，內蒙古東部的林西、赤峰、朝陽地區，再次出現了一個外國人的身影。

這個人是法國神甫、自然科學博士桑志華。

據有關資料記載，在1922年至1924年期間，桑志華多次到過赤峰。

在這裡，他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多達22處。

還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現了舊石器時代遺址。

並採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標本。

1930年的冬季，一個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頂著刺骨的寒風，由東北的通遼起程，經過天山、林東、林西等地，到達當時屬於熱河省管轄的赤峰。

這個人是梁啓超的兒子梁思永。

1923年，19歲的梁思永從清華學校畢業以後，遠渡重洋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考古學和人類學。

留學期間，他認真閱讀了鳥居龍藏和桑志華撰寫的赤峰考古調查研究的論著，開始關注紅山文化。

1930年，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的梁思永回到中國，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

就在梁思永整裝待發之際，傳來一個壞消息：通遼一帶爆發了嚴重的鼠疫，將原先打算從北路進入熱河的路口阻斷。

進退兩難之際，從東北傳來另外一個信息：有人在黑龍江的昂昂溪附近，發現新石器遺址。

梁思永立即打點行裝前往那裡。

1930年9月19日，梁思永從北平出發，於28日到達發掘現場。

工作三天之後，因為天氣變冷而被迫停工。

有著高度責任心的梁思永先生，當時幾乎是沒有任何猶豫，馬上決定取道東北，南下熱河。

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達林西。

梁思永下決心，準備在林西縣作一次較大規模的發掘，以解決這些遺物在地下的分布問題。

發掘的地點被當地百姓叫做「哈拉海」，這是一塊沙窩子地，距離縣城大約4公里。

當時，從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過。

位於大道西側的鍋撐子山高高聳立，它也是發掘遺址的最好標誌。

但是，梁思永到達林西幾天前，這裡就飄起了雪花。

他到達的那天，林西縣又颳起了西北風，溫度也降到零攝氏度以下，遺址地表上的土層凍得像石頭一樣堅硬。

在這種情況下，他將挖掘計劃改成在赤峰一帶進行地面採集。

在赤峰，梁思永收穫了新石器時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

11月27日，梁思永結束了在熱河的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

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從東北傳來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9·18事變。

在四個月之內，東北三省淪陷。

1932年2月25日，日本軍隊繼續進犯熱河省各縣。

3月2日，日軍侵占赤峰。

1933年的3月4日，日軍占領熱河省會所在地承德。

劉國祥：「日軍占領熱河剛剛4個月之後，也就是1933年的7月23日，打著學術研究旗號的日本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團，迫不及待地來到熱河，在朝陽、凌源、興隆、承德、赤峰等地，對一批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調查，兩個月之後返回日本。

」

受到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團的誘惑，有日本考古學之父之稱的濱田耕作親自出馬，於1935年的夏天到達赤峰，在這裡進行了三個星期的大規模發掘。

席永傑：「當時，日本內閣制定了欲滅亡中國，必首先滅亡滿蒙的所謂大陸政策。

日本的史學界、考古學界，按照日本政府的這一政策對中國東北、內蒙古的東部進行了大量的考古和歷史研究。

為炮製滿蒙從來就不屬於中國和滿蒙獨立論，尋找所謂的歷史依據。

」

按照原來的打算，濱田耕作準備在紅山的山後，發掘幾座青銅器時代的石棺墓地。

但是，一個偶然的發現，使他改變了計劃。

六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日本人在紅山後調查遺址分布時，突然發現了史前遺址。

濱田耕作意識到了其中的寶貴价值。

於是，立即修改了原來的發掘方案，放棄了正在挖掘的青銅時代墓地，集中力量發掘史前文化遺址。

根據有關資料記載，在紅山後，日本人發掘了兩處新石器時代居住址、31處墓葬，出土人骨29具，動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顆，骨器33件，青銅器14件，採集品1000多件。

最後，日本的考古學家們將他們攫取的所謂「成果」，全部帶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國大學教研室。

三年之後，濱田耕作等人發表了名為《赤峰紅山後》的發掘報告。

認為紅山後遺址包括赤峰第一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進行文化掠奪的時候，梁思永因為患肋膜炎病倒了。

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漸康復。

剛剛恢復健康的梁思永，急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熱河採集的材料。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熱河考古報告發表。

梁思永的這篇考古報告，是由中國考古學者書寫的第一篇專論熱河新石器的文字。

在梁思永的熱河採集報告發表九年之後，一位23歲的青年教師來到了日本人發掘過的紅山後遺址上。

1942年，佟柱臣來到遼西地區的凌源中學擔任歷史教師，教課之餘，他把興趣全部放在了考古調查上。

一天，佟柱臣來到了遼寧省凌源縣與建平縣交界處一個叫牛河梁的地方，土坡上的石塊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河溝里的石塊是怎麼跑到山上來的？它們是幹什麼用的？佟柱臣不知道他發現的就是後來轟動考古界的紅山人的墓葬——積石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佟柱臣離開赤峰，到瀋陽博物院任職，從此走上專業考古的道路。

日本投降之後，在四川宜賓李莊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養。

1949年春天，梁思永迎來了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8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為副所長。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四個年頭，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尹達將自己撰寫的部分學術論文，準備取名為《中國新石器時代》發表。

在病中的梁思永仔細看了尹達撰寫的論文以後，建議他把赤峰紅山新石器寫進文稿。

1955年12月，尹達著的《中國新石器時代》出版。

根據梁思永的意見，尹達專門加寫了《關於赤峰紅山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章作為補充。

而此時，梁思永已經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在《關於赤峰紅山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章里，紅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

它的分布範圍，包括遼寧、內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長城地帶。

在紅山文化命名一年之後的1956年暑假期間，裴文中教授和教師呂遵諤帶領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三年級的7名學生，登上了前往赤峰的列車。

當時24歲的嚴文明就是這7名學生中的一個。

到達赤峰的第二天，北京大學的學生們就沿著崎嶇的小路，來到了紅山前。

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嚴文明：「日本人沒有在紅山前做過工作，所以紅山前，當時也算一個新發現，這個紅山前，就相當日本人講的所謂赤峰第一期文化，那個赤峰第一期文化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紅山文化。

日本人所謂赤峰的第二期文化，當時我們把它分了好幾段，這些我們就把它叫做夏家店上層文化。

其實在紅山上，更多的還有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東西。

」在紅山文化發現、命名之後的幾十年的時間裡，由於沒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沒有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

然而，1986年《人民畫報》第八期，刊登了一幅5000年以前，紅山文化c形玉雕龍的大幅照片。

玉雕龍的出現，立即引起了國內外的轟動。

（二）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農民張鳳祥，在離村子後面不遠處的文冠果林里修梯田的時候，腳下的鐵鍬突然碰到了石頭塊，他俯下身子一摸，發現一個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

面對著這個石洞，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決定把石塊揀乾淨，看看裡邊埋藏著什麼秘密。

張鳳祥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塊像鉤子一樣的東西。

它質地堅硬，拿在手裡沉甸甸的。

張鳳祥以為他挖到的是一塊廢鐵，也許能到廢品收購站賣上幾個錢，於是，在收工的時候，就順便把它拿回了家裡。

C形玉雕龍當年，張鳳祥的弟弟張鳳良，還是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子，看著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鐵鉤子」一樣的東西。

他找了一根繩子把它綁緊，開始拖著「鐵鉤子」和小夥伴們在村子裡玩耍了起來。

張鳳祥：「可能是有個七天八天的，哎，就拖出來（光澤），太陽再一曬，就能看出這是個玉。

」當張鳳祥發現這是一件玉器以後，就帶著它來到翁牛特旗文化館。

文化館裡一位叫王志富的幹部。

用了三十元錢，就徵集了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館的工作人員，並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的造型和製作的年代。

他們只是按照慣例辦理了入庫登記手續之後，把它當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鎖到了箱子裡。

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王時麒：「我們現在考古挖掘的許多東西，都可以測定年代，比方說陶器、瓷器，都可以測定它製作的年代，我們可以區別真假，都可以做鑑定，但是這個玉器它不行，因為玉器本身它沒有測定年代的手段，測不了它的製作年代。

」1984年，紅山文化的發現才有了重大突破。

在牛河梁，考古隊員挖開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紅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擺放著兩個精美的玉器。

考古人員經過仔細辨認和研究後，認為它們是屬於紅山文化時期的玉豬龍。

牛河梁發現5000年前的玉豬龍的消息傳出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這個消息傳到翁牛特旗，文化館負責人賈鴻恩，突然想起1971年他們徵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

他意識到，那件被他們鎖在箱子裡的玉器，極有可能是與牛河梁玉豬龍一樣珍貴的文物。

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裝進挎包，坐火車趕到北京，請蘇秉琦先生鑑定。

蘇秉琦是中國著名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他告訴賈鴻恩：這也是一件珍貴的玉龍，是一件重要的紅山文化遺物。

當聽說他要乘火車返回赤峰的時候，蘇秉琦囑咐道：小伙子，你要好好地保護它，這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

1971年在三星它拉發現的玉龍，終於在被忽視了十多年以後得到正式確認：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當時的紅山人精心製作的、是國內首次發現的「中華第一玉雕龍」。

玉雕龍為碧綠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體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狀，因此它以後被命名為c形玉雕龍。

它的鼻子前伸，嘴緊閉，有對稱的雙鼻孔，雙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細長上翹，頭上刻著細密的方格網狀紋，龍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長鬃，長鬃占了龍體的三分之一以上。

龍的脊背上有一個圓孔，經過試驗，如果用繩子穿過圓孔懸掛，龍的頭尾恰好處於同一個水平線上。

這件玉龍是用一整塊玉料雕刻而成。

而紅山出土的這件c形玉雕龍無足、無爪、無角、無鱗、無鰭，它代表了早期中國龍的形象。

三星它拉的c形玉雕龍的年代被確認三年以後，翁牛特旗又傳來喜訊，在距離三星他拉60公里的廣德鄉紅山文化遺址，又出土了一件高16厘米黃色的c形玉雕龍。

它的造型與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龍基本一致。

赤峰發現玉雕龍的消息傳遍了全世界，渴望了解玉雕龍的人們，把探詢的目光投向中國塞外的紅山。

而關於龍的原型的討論也因為c形玉雕龍出土而開展起來。

考古界普遍的觀點認為，這兩條色澤不同的c形玉雕龍，是以蛇的身軀為主體的多種動物的複合體。

但是在龍的頭部，是什麼動物的看法上卻引起了爭論，有的人認為龍的頭是豬的頭顱，有人則認為是鹿頭，還有人把龍的頭看成是熊的腦袋。

那麼這兩條龍最初原形是什麼呢？龍，是中華民族自上古以來一直崇尚的神異動物。

但是，它的真相，卻是中國文化史上最大的謎團之一。

近年來，隨著古人崇尚龍的遺蹟不斷出現，從而引發和激起人們對龍的原型探討的熱情。

於是，關於龍的最初原型的種種設想便應時而生。

遼寧師範大學文博系主任田廣林：「關於龍的原型，學者們的說法是種種種種，歸納起來大概有四種，就是四大類，一種說法認為呢，龍的原型是出於動物，某一種動物。

那麼還有人認為，龍啊，它的原型是自然物。

你比方說，彩虹、雲、龍捲風、河水，這都認為是龍的原型。

還有一類就是植物，比方松樹，是龍源於松樹，最近有些學者認為，龍的原型它是昆蟲。

中國龍的最初形象到底是什麼樣子呢？翁牛特旗出土的兩件c形玉雕龍的頭顱是豬首的造型嗎？2003年，一批考古隊員，來到了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的興隆窪文化遺址上。

興隆窪文化遺址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時代最早、保存最完整、遺蹟十分清晰的原始村落,因而被譽為「華夏第一村」。

在發掘的3萬平方米麵積里，有170多座房址，400多座窖穴，經過碳14測定：興隆窪人生活在距今8000年以前，是紅山人的先輩。

那個時候，人們過著狩獵採集的生活，原始農業剛剛萌生。

2003年10月21日，在興隆窪文化遺址的一處現場，考古隊發掘一個面積為4平方米的灰坑。

在灰坑裡，他們清理出了6個存放食物的窖穴，考古人員清理完六個小坑之後，發現中間還有一個大的灰坑，被六個小坑緊緊環繞。

當考古人員小心翼翼地將大坑中的灰土清理乾淨，一個意想不到的東西出現了：由許多石塊和陶片組成的s型動物靜靜地躺在那裡，那是一條距今8000年以前龍的形象。

更讓人吃驚的是，在這條龍的頭部，竟然擺放著一個野豬的頭骨。

有的學者認為，用野豬的頭顱作為龍的頭，充分說明了先民們對野豬的崇拜。

田廣林：「在這個宗教發生，這個早期宗教發生有個特點，人們崇尚的對象，往往都是他們依以為生的衣食之源」劉國祥：「興隆窪文化時期，是狩獵採集經濟占主要地位，農業經濟已經出現，但是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主要是靠這種打獵、鹿、豬、狍子、熊，打這樣的動物，來作為他的主要的肉食資源。

其中，豬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而且當時成群的野豬啊，活動在這個地方，植被條件非常好，那麼是人們獲取肉食的，主要的動物，所以說呢，他就開始對它崇拜，祈求獵物的繁盛，並祈求狩獵活動的成功。

」20世紀的80年代初，一批考古隊員的身影出現在赤峰市敖漢旗趙寶溝文化遺址上。

趙寶溝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考古證明，紅山文化是它的繼承者。

一天， 考古隊員們在一個小山坡上，發現了一批7000年前用於祭祀的陶尊。

令考古隊員感到意外的是，在其中的一件陶尊上，竟然有一幅透視畫。

畫中的動物分別是被趙寶溝人神話了的豬，鹿和鳥。

有的學者認為，陶尊上刻畫的是一種綜合性的動物合體。

它集中了多種動物的神通和特長，這樣的客觀特徵，為人們從根本上揭開龍的原型之謎找到了科學的依據。

六、七千年之前，野豬、鹿和鳥，都是趙寶溝人最常見、最熟悉的動物。

因為這些動物，都是他們狩獵的目標和賴以生存的給養。

第二地點一號冢四號墓出土的玉豬龍趙寶溝人懷著虔誠的心，把這些與他們的生存密切相關的動物，精心描繪在神聖的陶尊上加以膜拜，目的是讓它們成為溝通人與天的媒介，祈求豐衣足食。

趙寶溝文化陶尊的出現告訴人們，龍的起源，首先是來源於人們自身的生活和物質生產。

幾乎在這件陶尊出土的同時，在紅山文化遺址中又有一些神秘的「玉豬龍」 不斷出土。

「玉豬龍」目光溫順，肥頭大耳，鼻子短平，鼻樑上刻著細密的皺紋，這些特徵，配上彎曲的身軀，顯得十分有趣和令人喜愛。

如果，拿「玉豬龍」與三星它拉發現的「C」形「玉雕龍」作個比較，人們不難發現它們在造型上有著明顯的差異。

殷志強認為，玉豬龍的這種造型特徵，是當時'農耕文明的一種表現。

遠古時期，豬在畜牧業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人除了把豬作為食物以外，還把它作為「水獸」，在祈天、求雨、防洪等祭祀中，經常把它作為祭品，這些觀念反映到玉器造型中，玉龍的出現就不足為奇了。

龍體的形狀為什麼源於蛇的身軀呢？有人認為，這是紅山人對蛇崇拜的原因。

因為，蛇的活動與季節的循環是相符合的，因此，古人以蛇象徵土地和繁殖力。

再加上當時發達的養豬業，於是，就出現了豬首蛇身龍的形象。

紅山文化玉龍的大量發現，使人們看到從興隆窪文化到趙寶溝文化，在對豬的崇拜上一脈相承。

它們的出土，不但為人們解開了龍的起源之謎，也為人們展示了龍被逐漸演化的軌跡和不斷被神化的過程。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朝宏：「紅山文化的玉龍，應該說在史前時期，出現的最多的，而且製作最精美，應該說是屬於一種比較成熟一些的龍，不是最初形態的這種龍了，但是對於龍的崇拜，應該說呢，出現的時間是比較早的，你比如在興隆窪文化這個階段，就出現了用石塊堆砌的龍，在趙寶溝文化階段，也出現了出現在陶器上的龍的形象。

」1984年，83歲的中國現代小說家沈從文先生，得知三星他拉出土了C形玉雕龍的消息，他通過有關部門，表達了自己渴望在有生之年，能親眼目睹玉雕龍的願望。

玉豬龍這一年秋天，翁牛特旗文化館的工作人員，把玉雕龍送到了沈從文先生在北京的寓所。

翁牛特旗文化館文物組工作人員蒙景新：「他呢，看了這件玉龍以後呢，就是說，非常非常的激動，好半天呢，才說出一句話來，他老重複的一句話就是，哎呀，這件東西呀，是很難得的一件珍品。

」1989的六月，為了迎接建國四十周年的到來，三星他拉出土的c形玉雕龍作為珍貴的展品被調往北京參加展出。

此後，它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三）

內蒙古赤峰市的巴林右旗，位於沙漠和草原接壤地帶的紅山文化分布區域裡。

1969年春天，在一次大雨過後的早晨，巴林右旗那斯台村的布和朝魯在出去放牛的時候，不經意間，在一個坡地上撿著了一個玉器。

為這個發現所激動的他，連忙趕回家去拿了一把二齒鉤，再跑回發現玉器的坡地上挖了起來。

不大的工夫，他就挖出了不少玉器。

布和朝魯的父親丹巴，是那斯台村的黨支部書記，他把布和朝魯挖到的玉器裝在一個特製的布袋裡，鎖進了家裡的大木箱子。

一天，一個文物販子趁著丹巴書記到北京看病的時候，來到那斯台，找到了布和朝魯，想出大價錢購買他挖到的那些玉器。

但是，文物販子沒有如願。

1979年的一天，巴林右旗文化館文物組的工作人員，走進了丹巴書記的家。

和青格勒一起到丹巴書記家裡的，還有巴林右旗文化館的領導韓仁信。

當年，丹巴書記就是坐在這張緊靠著大木箱子的木質沙發上，同韓仁信拉起了家常。

青格勒：「完了，老頭呢給拿出幾件，我們看完了以後，就做了老爺子的工作，就是丹巴書記呀，做他的工作，做他的工作呢，就是這個書記呢，當時呢，嗯，覺悟也挺高，說對國家還是有用，你們就拿去吧。

」

從丹巴書記家徵集到的玉器有玉蠶、玉鴞和幾十個玉珠。

它們現在被精心收藏在巴林右旗博物館，成為研究紅山文化的珍貴文物。

紅山人生活的區域在萬里長城以北的塞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裡留給一些人的印象是天高地廣，風吹草低的蠻夷之地。

當紅山玉器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被確定下來的時候，面對那裡發達的玉文化，有的學者不禁驚呼，這裡應該就是五千年以前中國歷史上傳說的「玉器時代」。

原始人類在迎來文明的曙光之前，曾經走過了幾百萬年漫長的發展道路。

從人類誕生到新石器時代之前，人們使用的勞動工具主要是打制的石器，考古學上把這個時期稱作舊石器時代。

在舊石器時代，人們過著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處在對自然物簡易加工的初級階段。

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也就是距離今天4萬年至1萬年之間，隨著製作石器工藝的提高，生活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

在一些原始人類中，逐漸萌發出審美意識。

到了新石器時代，伴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人們的審美意識越來越強烈。

於是，他們就從眾多的石頭裡面，挑選出美麗而溫潤的玉石，加工成可以佩帶的裝飾品。

於是，就出現了玉器。

劉國祥：「玉器的起源階段，往往都是突出他的裝飾功能，人們在最早識別加工雕琢玉器的時候，重點突出的是玉器的美，玉器的裝飾美，把玉器雕琢成器用來裝飾和美化人的生活。

」

而遼寧師範大學的田廣林認為，玉器從出現那一天開始，就披上了神秘的面紗，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劉國祥的見解與田廣林不同，他認為，玉器的產生，是原始人類在美感驅動下的產物。

只是到了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時期，玉器的裝飾功能才發生了轉移和變化。

而這種變化，已經體現在紅山人製作的玉器中。

那麼，紅山玉器又分多少種類呢？

專家從造型和雕琢工藝的角度，把紅山文化玉器分為裝飾類、工具類、動物類、人物類和特殊類五大類型。

在特殊類里，三聯璧、勾雲形玉佩等是主要的代表器形。

在眾多出土的紅山玉器中，數量最多的是動物類玉器，除了c形玉雕龍和玉豬龍之外，還有玉鳥、玉蠶、玉鴞、玉蟬蛹、玉龜等等。

諸多動物造型的玉器出現，說明了什麼呢？

南京藝術學院教授殷志強：「紅山文化玉器豐富多彩，其中有很多動物的造型，尤其是描寫我們生活中常見的，像鴞，就是叫貓頭鷹，還有豬的形狀，還有龜的形狀，這一些都是生活中間、環境中間看得到的一些動物，那麼，這個可能跟紅山文化，就是生物、生態、生活環境的多樣化有很大關係，因為周圍的一些（動物）形象，對它藝術的造型實際有影響。

」

有人認為，如此多的動物造型玉器出現，說明紅山人對動物的崇拜。

因為紅山人相信，有些動物能為他們免除災難，帶來好運。

對於紅山文化玉器中出現的玉鷹，有的學者推測，它的出現，寄託著紅山人嚮往著能夠像雄鷹那樣展翅高飛，自由翱翔，達到通天接地的願望。

玉蟬，是紅山文化墓葬中常見的一種動物造型的玉器。

有的學者發現，紅山文化的玉蟬中有羽翼的數量較少，而大多數是蟬蛹的造型。

這又是為什麼呢？

有人這樣認為，蟬在紅山先民的眼中，是一種神奇的東西，它的幼蟲生活在土中，化成蟬蛹後不食不動，就像死了一樣，當夏天來臨的時候，它能破土而出，爬上高高的樹梢，蛻變成能飛的知了。

勾雲形玉佩

紅山人用蟬蛹造型的玉器為死者陪葬，是希望死者有一天能像蟬蛹一樣蛻變復活。

紅山文化玉器中既有玉龜也有玉鱉。

玉龜和玉鱉出土的時候時常為一對，分別放置在死者的左右手中。

有人這樣分析，在古代，龜和鱉被視為長壽的吉祥物，是人們崇拜的神。

中國的民間早就有了「千年龜」和「萬年鱉」的說法。

紅山人把玉龜、玉鱉放在死者的手中的目的，是希望龜神和鱉神在另一個世界給予死者以保護。

牟永抗認為，紅山玉器的出現，是紅山人對太陽崇拜的結果。

神秘的紅山玉器，給了人們帶來無限的想像空間，有的畫家從它們身上，找到了中國畫寫意藝術觀的源頭。

在那個遙遠的年代，古人對玉的籠統概念是「石之美者」。

當時，人們把質地細膩堅硬、色彩斑斕的石頭視為寶物。

專家認為，最初發現玉的人，應該是部落里製作石器的工匠。

因為他們在長期的勞動實踐中，掌握了識別玉的本領和知識。

圍繞著製作紅山玉器的玉料來源，學者們一直持有不同的見解。

有的學者認為，紅山人製作玉器是就地取材。

但是，在紅山玉器出土的地點，卻一直沒有發現製作紅山玉器的玉料產地。

直到近幾年，一些學者們來到了遼寧省岫巖縣，才揭開了謎底

岫巖縣，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玉石之鄉，這裡出產的玉石，被人們習慣地稱作「岫巖老玉」。

有的學者經過實地考察後認為，紅山玉器的玉料就是出自這裡的細玉溝。

它的硬度經過測量之後，也已經得出了科學的結論。

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王時麒：「我們知道，這個硬度的標準，是用了十個礦物做來標準的，比如說金剛石就是十，石英、水晶這就是七，這個滑石這就是一，那麼這個紅山它的玉，主要是由閃石玉組成的，它的硬度應該是呢，是6到6.5這麼一個範圍。

」

獸面玉牌

今天，在岫巖縣，許多人仍然從事著古老的制玉行業。

與紅山先民們不同的是，他們採用的是現代化的加工手段。

根據專家分析，儘管現代人與原始人在制玉工具的使用上，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但在製作流程上卻極其相似。

於是，有人把紅山人制玉分為采玉、解玉、鑽孔、打磨、鏤刻、拋光等幾道工序。

於明：「一件玉料的開採，他呢，就沒有什麼鐵器，也沒有炸藥。

他只能呢，靠最原始的方法，比如說，到那個山頂上，拿一個木頭撬棍子，撬下來。

最多最多有可能，把木頭塞進（玉料縫裡）去，然後點上火，一燒，嘣，炸裂，然後把玉料，嘣下(來)一塊，最多最多有可能這樣。

」

製作玉器的第二道工序就是解玉。

現代人解玉，是藉助電動機帶動硬度極高的鋸片把玉料分開。

那麼紅山人是怎樣解玉的呢？有的學者推測，5000年以前的紅山人，在沒有金屬工具的新石器時代，他們採用的方法之一，是用野獸的皮做成線來解玉。

根據專家推測，紅山人解玉，除了使用獸皮做成的皮條弓之外、還使用其他一些用於解玉的工具。

解玉，必備的輔助材料是解玉砂。

古人在從大河旁邊，精心篩選出細膩得像麵粉、硬度高達7度左右的解玉砂，來幫助解玉。

在解玉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還有水。

於明：「玉料很硬嘛，那怎麼辦呢，就需要加砂，加砂也不行，如果加砂，磨一下（皮弓）就斷了，而且沙子又很乾，它本身摩擦生熱，一生熱，可能就把這個皮子就毀掉了，就斷了，怎麼辦，就要降溫，這個降溫呢，有最簡單的辦法，現在很通用的辦法，就是加水。

」

再接下來，就是按照預先的設計，用動物的骨頭或者竹管，在玉器上鑽出大小不同的穿孔以便佩帶。

中國文物學會玉器研究委員會副秘書長古方，多年來一直從事紅山玉器的研究。

他通過考古發現、史料記載和自己的試驗得出結論，瑪瑙、燧石的硬度都達到七度，這種石頭也能成為雕刻玉料的工具。

據有關資料表明，鯊魚牙齒的硬度達到8度，完全可以用來雕刻玉器。

有的學者認為，5000年以前的紅山人雖然不在海邊生活，但是他們可以通過交換或者其他方式得到鯊魚牙齒，使它成為雕刻玉器的得力工具。

玉鱉

其實，紅山人對大海並不陌生，在他們居住的遺址上，考古人員就發掘出了用海中的貝殼製成的裝飾品。

在對玉器進行精心雕刻之後，就到了最後一道工序——拋光。

那麼，古人是用什麼來拋光呢？學者推測，古人通常是使用獸皮在玉器上反覆摩擦，因為獸皮含有脂肪，脂肪在摩擦過程中會釋放出來，附著到玉的表面，使玉器的表面更加明亮更加溫潤，直到達到光可鑑人的效果。

馬蹄形玉器，是因為它的形狀像馬的蹄子而得此名。

它是紅山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而它的製作難度在紅山玉器中也是排名之最。

1980年的一天，一位當地的農民走進了這座小城。

他把揀到的一件像馬蹄子一樣的玉器捐給了敖漢旗博物館。

就在收到捐獻的馬蹄形玉器兩年之後，內蒙古敖漢旗博物館在進行文物普查時，考古人員在一個叫大甸子的地方，偶然發現了紅山人遺棄的一個製作馬蹄形玉器的坯料。

不過，對於馬蹄形玉器，邵國田還是按照自己的習慣，把它稱作「馬蹄形玉筒」。

1987年，當地一戶農民在蓋房子挖地基的時候，又挖出了一個紅山人製作馬蹄形玉器時切割出來丟棄的玉芯。

那一天，恰巧邵國田在那裡搞調查，農民就把玉芯交給了他。

這樣一來，敖漢旗博物館就擁有了製作馬蹄形玉器的坯料、從坯料中切割出來的玉芯和製作完成的馬蹄形玉器。

那麼，紅山的制玉工匠們是怎樣把玉芯從坯料中取出來的呢？

邵國田在對坯料和玉芯上面，留下的切割痕跡作了分析以後得出結論，紅山工匠先是用管鑽在坯料的最低點，鑽通一個孔，然後把野獸皮擰成的線穿進裡面，在解玉砂和水的輔助下，環繞著橢圓形坯料切割出玉芯。

再反覆打磨拋光，直到最後完成。

有的專家做過這樣的實驗，用現代化的工具，在一塊厚度達十五厘米的玉料上，切割出一個圓筒狀的玉芯，只用十五分鐘。

有人推測，5000年以前，紅山工匠要取出同樣大小的一個玉芯，則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

紅山人經年累月才能完成一件玉器，在今天看來也許是不可思議。

對此，有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見解，認為紅山人很可能掌握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精湛、最省時的制玉技術，這些技術遠遠超出了現代人的想像。

可惜的是，它已經消失在時光的流逝中。

那麼，當時在紅山人生活的區域裡，是否每一個部落里都有製作玉器的作坊？還是存在一個受最高聚落首領控制，專門生產玉器的製作中心呢？

於明認為，為了使玉器具有神秘性， 5000年以前，在岫巖縣的細玉溝附近，存在著一個專門製作紅山玉器的部落。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紅山人制玉的作坊和工具，紅山人到底怎樣制玉，還是一個未解之謎。

但是，紅山玉器的出現，在史前的中華大地上，無疑是一道耀眼的光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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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紅山文化自從發現以來，已經將近半個多世紀。

在這個漫長的歲月里，調查和發掘的遺址超過500多處。

但是，這些遺址大都是紅山人的居住地。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神秘的紅山人墓葬卻一直沒有見到蹤影。

於是，人們紛紛猜測：紅山文化的墓葬習俗，是流行水葬、風葬還是火葬呢？他們是否同其他史前文化一樣，是「土坑豎穴式」墓葬，還是另有別的形式呢？

所有的這些謎團，只有找到紅山人的墓葬才能得到答案。

為了這些神秘的墓葬，考古工作者們，在紅山文化分布區域裡苦苦尋覓著。

紅山人的墓葬到底隱藏在什麼地方呢？

牛河梁是燕山支脈努魯兒虎山南麓的一組山坡台地，在綿延起伏十幾公里的群山之中，有一條被俗稱為牤牛河的河流穿山而過。

因此，牤牛河兩旁的山樑得名為牛河梁。

在牛河梁的土山上，是老百姓的莊稼地，莊稼地邊上散落著不知道什麼年代留下來的石塊，很久以來，人們並不知道它們的用處。

有不少人，把這些石塊當成當年農業學大寨修建梯田時的遺留物，還有人，甚至把它們看做是廢棄了的象徵著吉祥的敖包。

有的人就把石塊揀回村裡，拿它砌院牆壘豬圈。

世世代代生活在這裡的農民們做夢都沒有想到，在這些石塊底下，埋藏著震驚世界的重大發現。

1981年春天，在遼寧省博物館工作的郭大順，和建平縣兩位考古工作人員，來到了這個縣的富山鄉馬家溝生產隊。

郭大順， 1965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研究生畢業，先後在遼寧省博物館、遼寧省文化廳從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考古研究。

此後，他根據紅山文化考古新發現，提出中華文明起源的新課題。

在建平縣兩位考古人員的陪同和帶領下，郭大順走進了馬家溝生產隊長馬龍圖的家。

兩年前，馬龍圖在一次犁地的時候，揀到了一個像馬蹄子一樣的玉器。

馬龍圖用紙把底座封好，把這件玉器當成筆筒擺在桌子上。

1981年在建平辦考古培訓班的時候，有人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郭大順。

牛河梁第二地點二號冢中心大墓

馬龍圖告訴郭大順，他在發現這個玉器的地方，還挖出過一些人的屍骨。

這讓郭大順心中一陣驚喜，他想：這是不是考古人員苦苦尋覓了多年的紅山人的墓葬呢？

馬龍圖以五元錢的價格把馬蹄形玉器賣給了考古隊，隨後，在郭大順的要求下，馬龍圖帶領他們來到了玉器的出土現場。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工作站站長朱達：「到了現場，就發現地表有很多陶片，碎石頭。

再問問當地的老百姓呢，就是咱們的老百姓，就是說，這裡頭這個盆岔子啊，什麼都東西的，特別多。

而且呢，大量的石頭。

這是，種地多少年，經常打（犁）鏵子。

就是在地里取了不少石頭啊，拉回家去，說什麼砌院牆啊，砌豬圈哪。

」

馬龍圖帶考古隊員去的地方，當地的村民叫它「西梁地」，後來這裡被考古隊編為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

遺址上堆積著許多石塊，郭大順不露聲色地在石塊間仔細尋找著什麼，突然，他的眼前一亮，一塊腐爛的人骨頭出現在他的眼前。

於是，他在那塊有人骨的地方進行了簡單的發掘。

郭大順：「正好旁邊又露出一個人骨來，我們在那簡單地做了一下清理，又清理出了一座墓葬，這個，正好這個頭部，就是這個位置，這個位置有一個玉環，玉環，地層非常清楚，上邊壓的是紅山文化層，這個墓葬是壓在那層底下，後來這個地點，就是二號地點，這座墓葬呢，後來就編為一號墓。

」

在發現紅山文化牛河梁一號墓兩年之後，1983年，考古隊開進了牛河梁，住進了馬家溝。

經過實地調查和了解，他們驚訝的發現，這裡的紅山文化墓葬遺址一共有20多處。

出人意料的是，紅山人的墓葬，不是那一時期普遍流行的「土坑豎穴式」，而是在墓的頂上堆滿石頭的「積石冢」。

中國古人把隆起的墳包稱為「冢」，因此，考古學家便把用石塊堆積起來的紅山文化墓葬形式，稱之為「積石冢」。

劉國祥：「紅山文化的埋葬形式呢，比較特殊，目前我們知道，有一種最主要的埋葬方式，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積石冢，那麼什麼是積石冢，那麼它的形制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那麼所謂的積石冢，就是建在山樑或土丘的頂部，通常呢，把這個山頂，這個進行修整，完了之後呢，就是說壘砌石塊，砌出一個範圍，在這個石塊的石砌範圍之內呢，砌出這種石棺墓，那麼中心部位呢，經常是砌一座大型的這個石棺墓，邊緣部位呢，經常砌數座，小型的石棺墓，完了之後，在石棺墓的上邊，再積石，就是堆放石塊，從而，給人一種山陵似的感覺。

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積石冢。

」

紅山人建造的「積石冢」，都選擇在大山的頂部。

山頂的高度，平均海拔在550～650米左右。

第二地點第四號冢

每個山頂上的積石冢數量並不一樣，有的只有一個；有的是兩個；也有的是多個積石冢同在一個山頂。

建在山頂上的積石冢，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在中央位置建有中心大墓。

在中心大墓之外，專家們把其他的墓分為「台階式墓」、「甲類石棺墓」、「乙類石棺墓」和「附屬墓」四個等級。

這種墓葬制度說明了什麼呢？

劉國祥：「那麼在埋在山頂的，這些人之間，他們也有這種，嚴格的等級區分，像大型墓，明顯高於這個，其它一些墓葬，小型墓裡頭，也能看出這種級差的反映，所以說在所有的小型墓裡頭，那麼也有明顯的這種，級差的變化，這就是說積石冢之內，我們已經明確看出，可以分成，六七個不同的等級，再加上和普通社會成員之間的這種分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等級化的，分層次的，紅山文化社會，社會進入複雜化。

」

到目前為止，人們還沒有在平地上發現 「積石冢」的蹤影。

那麼，紅山人為什麼把「積石冢」建造在大山的頂部呢？有一種觀點認為，5000年以前，紅山人在長期以漁獵為主的生涯中，對山有了獨到的理解和特殊的感情，他們認為山上是天神的居住之所，因此紅山人才把祖先安葬在山頂之上。

埋葬在山頂上的祖先，自然也就獲得了天神的資格。

考古隊員後來發現：在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上，眾多的「積石冢」所需要的大量石塊，都是從遠處的河溝里搬運而來。

令考古隊員不理解的是，5000年以前，在山林茂密，道路坎坷，交通十分不便的情況下，紅山人為什麼不惜耗費大量的人力和時間，營造如此龐大的「積石冢」呢？

有的學者認為：紅山人生活的時期，周圍分布著許多個大小不同的聚落。

原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爭奪地盤，彼此之間時常發生爭鬥。

紅山人可能這樣認為，既然在爭鬥中需要構築工事保護自己，那麼死後的靈魂更需要保護。

這就是用石頭把墓地圍圈起來的意義所在。

有的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的理由是，據已經知道的考古發現證明：紅山文化時期所築的防禦工事都是土築的方形環壕，而沒有發現用石頭築造的工事。

這些用石頭築造的墓，是紅山人對山、石崇拜的產物。

發掘工作開始了，考古人員在緊靠著積石冢石砌台階的內側，發現了排列整齊，豎著放置的沒有底座的彩陶筒形器。

第二地點一號冢第21號墓

彩陶筒形器，最大的高50厘米，直徑30厘米，最小的筒形器的高度有20厘米左右。

它們的出現，傳遞著怎樣的信息呢？

有人推測它們埋在石砌台階的內側，是為了營造通天接地的氛圍，有人認為它們是5000年以前紅山人使用的鼓。

理由是，把筒形器兩頭的圓口用野獸的皮蒙上，就可以在祭祀時敲響。

也有人從力學的角度分析，認為筒形器豎著放置具有抗側壓力，紅山人的目的是讓筒形器起到像「堤壩」一樣的作用，使積石冢頂部的石塊和邊側的石砌台階不致塌落。

郭大順：「估計它還是和祭祀有關係。

和祭祀有關係，它既然是沒有底，這樣它就上下貫通了，上下貫通，和當時的人們溝通天地呀，和這個有關係。

它還應該是一種祭祀，可能這樣解釋。

現在是比較多的人從這方法考慮。

」

在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規模最大的一座中心大墓，位於編號為第2號地點的積石冢內。

中心大墓里埋葬的是什麼人？有什麼樣的隨葬品？1984年7月18日，考古隊決定打開這個大墓看個究竟。

不知道是偶然的巧合，還是有某種神秘的力量，考古隊員們發現，當他們準備打開這座大墓的時候，剛才還是湛藍的天空，立即變得烏雲密布、雷聲滾滾。

在以後的發掘中，每當考古隊員們打開積石冢內的中心大墓時，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

可是，當考古隊員清理到中心大墓石棺的底部之後，仿佛被澆了一盆冷水。

在墓中，他們沒見到完整的人骨和任何隨葬品。

失望的情緒籠罩著考古隊，在接下來打開的四座紅山文化墓葬，都由於早年被盜墓者光顧而一無所獲。

難道牛河梁的紅山文化墓葬都被洗劫一空？還有沒有被盜墓者遺忘的角落？一天，考古隊員們把目光瞄向了牛河梁第五地點的中心大墓。

當開始清理到這座石棺墓的底部時，他們有了不同以往的感覺。

朱達：「就是當時，我們做這個墓的時候，清理玉器的時候，那種感覺，是沒話說的，就是我們拿這個小竹籤兒，因為怕裡頭有這個(文物)，因為下頭是文物啊，我們就用小竹籤兒，一點兒點兒剔，一剔，往下一插，就躇溜一下子，這感覺一下子(有文物)，把它扒拉扒拉，用刷（子）掃掃，一看一件玉器，再剔，也是（玉器），覺得下面特別滑，後而做完這個墓，做完以後，整個全身全是玉器，這個擺放的全是玉器，這裡面出現的有玉龜呀，馬蹄形玉箍，勾雲型玉佩。

」

墓的主人是一個老年男性，隨葬品是七件玉器。

勾雲型玉佩，豎放在死者的右胸，下面壓著一件馬蹄形玉器，右手腕戴著一個玉鐲，兩件玉璧放在頭部的兩側，雙手各握著一個玉龜。

放在死者胸前的勾雲型玉佩，呈長方形，它的四個邊角翻卷，背面有可供懸掛的鑽孔，中間有勾雲形紋飾。

在此之前，有不少紅山文化的勾雲型玉佩被發現，人們對它的解釋也莫衷一是。

田廣林：「概括地說呢，主要有龍神說、鳳凰說、饕餮說，饕餮就是那種大眼睛，有這種饕餮紋，饕餮說，還有就是，人獸合體說，裡面包含著人和動物，還有的說，神目（說），神眼，我個人認為呢，這種形式多樣，款式繁多的這個，所謂的勾雲紋玉佩啊，它本身表現的是一種鳥，它是神面、鳥神形象。

」

也有學者把它說成是一種花卉圖案。

他們推測：在5000年以前的紅山地區，很可能存在著一些以花為圖騰的部族。

這些以花為原形的勾雲形玉佩，可能就是「花族」部落的象徵。

假如這種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麼，牛河梁第五地點中心大墓的主人，應該就是「花族」部落的首領。

第二地點一號冢第27號墓

而郭大順則認為，這種玉器很可能是權力的象徵物。

1989年秋天，考古隊按照計劃發掘牛河梁第二地點一號冢21號的墓，當打開這座墓葬之後，琳琅滿目的各種造型的玉器竟然有20件。

這是到目前為止發現的隨葬玉器最多的一個墓葬。

在21號墓葬死者的頭部上方，精心擺放的是一個馬蹄形玉器。

馬蹄形玉器，是紅山文化玉器中，流傳較廣而且最具代表性的一種。

因為它的外形頗似倒置的馬蹄，所以，它被人們叫做這個名字。

關於馬蹄形玉器的用途，人們眾說紛紜。

有人說它是玉杯，有人說它是舀米的器具，有人把它說成是手腕上的裝飾，也有人認為它是一種打擊的禮樂器，還有人認為它是擱置頭髮用的束髮器。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考古隊就在距離紅山文化牛河梁第二地點，只有一公里的馬家溝生產隊紮下營寨，他們住的是土坯房，睡的是大炕，吃的是小米飯。

儘管生活條件艱苦，但是，考古工作者每天都為重大的發現激動著。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他們對這裡的60多座墓葬進行了發掘。

在發掘中，考古隊員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牛河梁紅山文化墓葬中只用玉器隨葬，大型石棺墓隨葬的玉器，不僅數量多，而且種類齊全，工藝講究。

小型的石棺墓里，不僅玉器數量少，有的根本就沒有玉器隨葬。

面對這種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國祥認為，紅山文化晚期已經出現了完備的玉禮制。

劉國祥：「在紅山文化晚期，用玉制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那麼從中我們可以認為，隨葬玉器種類和數量的多寡，以及玉器的組合關係，能夠直接反映出，墓葬級差的變化，那麼我們通常認為，紅山文化晚期，已經出現了比較完備的玉禮制系統，這也是目前，我們所能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禮制形態。

」

古人以祭祀的形式，向神奉獻玉的行為稱作禮。

所謂「古者行禮以玉」。

為什麼古人要「以玉禮神」呢？

有的學者認為：在金屬發明之前的新石器時代，玉器是最為貴重的物品。

所以，古人用它創作出各種神靈，對它們頂禮膜拜，這就是最早的禮器為什麼是玉器的根源。

有的學者推測，人類最初是注重玉器的審美價值，只是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玉和巫術之間發生了緊密的聯繫，玉才有了神秘的力量，在宗教儀式中常常作為巫師手中的法器或祭祀的禮器，當巫師離開人世的時候，它們就作為隨葬品被埋入地下陪伴主人。

學者普遍認為，在神秘的「積石冢」里，擁有玉器的墓主人就是5000年以前，紅山部落里的首領兼巫師。

馮時從天文學考古的角度，對牛河梁4號墓的人物身份作了考證。

馮時：「這個墓主人呢，這個葬式呢，很特別，他雖然是仰身直肢，躺在那，但是他不是，這個直身的，他兩個這個，腿骨是交叉起來的，他是一種這個巫覡啊、祭司啊，這樣一類的，比較顯赫的人物。

」

5000年以前，紅山人為了生存與發展，便虔誠地乞求於神靈的幫助和庇護，於是就產生了原始的宗教，從而部落里也就有了巫師，巫師成了人與神之間的媒介。

他們又是部落里的精神領袖。

隨著考古工作的進一步開展，人們又有了重要發現：在積石冢里還有紅山人建造的大型祭壇。

朱達：「祭壇它都是用這種，一種紅色的，暗紅色的石頭樁，砌築起來的，三個同心圓，一層比一層高，它在這個，這就是紅色石頭樁呢，也是最外圈的最粗，往裡呢，逐漸細，這三圈的這個石頭的規格還不一樣的，它一般的高度，都在三十公分左右這石頭樁。

」

積石冢和大型祭壇的出現，傳遞著這樣的信息：5000年以前的紅山人，已經納入了同一個宗教信仰和同一行為模式中。

這無疑會增加各群落、聚落間的凝聚力，強化地域共同體的認同感，促進社會秩序一體化進程。

因此，紅山文化積石冢和大型祭壇的出現，被看成中華文明起源的標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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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的考古隊員們，發現了積石冢和大型祭壇之後，又一個問題開始出現在腦海里：按照常識，史前文化的墓地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總是與相關的地面建築遺蹟相伴隨。

在這裡，會不會有紅山先民們在5000多年以前的建築物呢？於是，在1983年的秋季里，考古隊員把目光放在了尋找紅山人的建築遺址上面。

幾天過去了，考古隊員們一無所獲，又由於連日的奔波，使得他們的情緒大受影響。

有的隊員甚至產生了疑問：在牛河樑上，真的存在過紅山人的建築物嗎？如果存在，那些建築物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是不是被人為或者自然的因素徹底破壞而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1983年的一天，在北梁的主山上，進行了一整天勘察工作的考古人員又是一無所獲。

正當他們要下山的時候，一個叫趙文彥的考古隊員突然內急，他急急忙忙地跑到一個因為沖水而形成的土溝里。

就在這時，一塊土紅色的東西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彎下腰來，把這件東西揀起來仔細一瞧，心裡禁不住一陣狂跳：原來，這是一個用泥巴塑成的人耳朵。

泥塑人耳朵的出現引起了考古隊員們的高度注意，在繼續尋找的過程中，他們又陸續發現了一些混在沙土裡的泥塑的人鼻子、乳房、手臂和一些紅山文化的陶片。

沖水溝里怎麼會有泥塑的人體殘塊呢，這些殘塊又是從哪裡來的呢？隊員們的視線不約而同地順著沖水溝瞄向高處的東山坡。

朱達：「後而，大家就分析，在一起分析，這些泥（塑）的（人體）殘塊，是來自哪裡。

這個地方就是沖溝，地勢比較低，它只能從這個，經過流水沖刷，只能在高處（往下）衝下來。

」

根據沖水溝里發現的女性泥塑人體的殘塊，隊員們推測，在5000年以前的東山坡上，可能曾經聳立著一座紅山人建造的女神廟。

帶著興奮的心情，考古隊員們回到了駐地馬家溝。

當他們把在東山坡沖水溝里的發現告訴房東的時候，勾起了房東的回憶，房東告訴考古隊員這樣一件事：大概是在1962年，社員們在東山坡上修建攔水堤壩的時候，有人用鋤頭在那裡挖出了一些用紅土做的人的鼻子、耳朵一類的東西，當時也沒人把它當一回事。

房東的回憶給考古隊員帶來了更大的希望。

那麼，東山坡上埋藏著怎樣的秘密呢？難道這青翠的松樹下面，真的就是紅山人建造的女神廟遺址？如果是的話，早已倒塌的廟址裡面，還有完整的女神頭像嗎？這一切，只有在發掘之後才能找到答案。

1983年10月，考古隊員們懷著渴望新發現的心情開始了發掘工作，當他們小心翼翼地把厚度大約為25—50厘米的表土層清理掉後，一個從未見過的建築遺址呈現出來。

從平面上看，這個建築分為主室、東西側室。

北室、南室和一個長方形室相連。

遺址南北長22米，東西最寬處約9米，最窄處2米，方向向南偏西20°。

這是一座土木結構的半地穴建築，地下部分深達0·8~1米。

考古隊員在南室的四周，發現了已經碳化的木頭柱子的痕跡。

他們分析，為了牢固起見，紅山人在建造女神廟時，先在柱子的內側粘貼上成束的禾草，再用草和泥攪拌形成牆面。

牆面為多層，內層牆面上布滿了蜂窩一樣的圓洞。

在清理倒塌的牆面的時候，考古人員居然發現了5000年以前，紅山人精心描繪的壁畫。

接二連三的發現，使在現場的考古工作者都產生了一種奇妙的預感，似乎有一個重要的發現在等待著他們。

1983年11月2日清晨，遼西的山區格外寧靜。

這一天，考古隊員們早早的離開了駐地，按計劃，這天的上午他們要剝離，建築遺址主室西側的一塊特殊的泥塊。

當年，主持和組織牛河梁遺址發掘工作的郭大順，在後來的文章中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時間，在期待中一分一秒的過去，人們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整個工地悄然無聲，連空氣仿佛停止了流動。

只有小鏟子和小刷子，在剝離泥土時發出的聲音在沙沙地響著。

漸漸地，一個人的面部輪廓，開始顯現，接著，頭顱、眼睛也開始顯露出來。

中國遠古女神，在地下埋藏了5000年之後，終於露出了她那端莊而又高貴的容顏。

女神頭像高度寫實，造型逼真，她的臉形為方圓形，顴骨突起，雙眼中鑲嵌著兩塊經過拋光處理的青色圓形玉片。

女神用坦然而又鎮定的目光，默默地注視著5000年以後的人們，面對著考古隊員的驚訝，她帶著神秘和一絲若有若無的微笑。

由於女神廟的位置在林場之內，地表上生長的松樹的樹根，已經扎到女神頭像的面部並造成了裂痕。

李殿福：「這個頭像上呢，有一些個，裂紋裡面有一些個，這個松樹的那個根子，都是那個鬚根，這個鬚根吧，扎得很多。

當時也沒什麼辦法，後來我想了一下，就掏出小剪子，把那些個松毛，松樹根子啊，一個個都把它剪掉了。

」

朱達清楚地記得，1983年11月2日這一天，在現場的考古隊員，都激動得忘記了吃中午飯，到了傍晚時分，大家用脫脂棉和白紙，把發掘出來的女神像小心包好。

大家一致推薦，由現場的惟一一位女隊員魏凡抱著女神下山。

魏凡後來計算過，從發掘現場到考古隊的駐地馬家溝，距離是750米。

平時用10多分鐘就可以走完的路程，那一天，在同事們的護送下，她花了整整一個多小時才把這段路程走完。

安全回到駐地以後，考古隊員們和馬家溝的村民們像過年一樣高興，他們把女神像，放在老鄉家的土炕上，又仔細端詳了起來。

不一會，考古隊員們的神情又逐漸得變得凝重起來，原來，女神像的面部缺少了鼻子。

五千年前的女神頭像

朱達：「這個，女神頭像呢，當時沒有鼻子，這感到很美中不足，所以大傢伙就分析了，突然這個，孫守道先生就想起來了，就前幾天在沖溝里，我們清理出來的那個鼻子，是不是，是否那個鼻子就是，所以就把這個鼻子拿出來，按在上邊，一看，一看顏色、比例和它的，這個破碎的茬口，正好都能吻合上，所以就確定了這個，這個鼻子就是這個女神頭像上出的。

」

考古界泰斗夏鼐，當時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當看到女神像的照片和有關材料之後，他震驚了。

為了慎重起見，夏鼐叫來科研處處長烏恩岳斯圖，要他趕到牛河梁，對女神像的年代進行鑑定。

烏恩岳斯圖：「我就帶著當時，發掘出來的一些碳十四，做碳十四測量的標本，帶回所里，因為我們所有碳十四實驗室嘛，進行了測量，測量的結果，出來以後呢是，的確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也就是相當於，距今五千年，這樣的結果，這個消息，告訴夏鼐先生以後，他就很高興了，因為這個確實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而且很重要的紅山文化的遺址嘛，這就確定下來了。

」

在以後的發掘中，女神廟遺址里，又出土了另外一些泥塑的女神肢體的殘塊，這些人體的殘塊外表細膩，打磨光滑，分別屬於六七個女神的軀體，她們有的比真人小，有的和真人等同，也有的比真人大二到三倍。

從出土的位置看，她們之間的排列也有了主次之分。

嚴文明：「這個是，應該是反映當時社會分化，分層的一個標誌，這我們對照著墓看，它那些積石冢，它裡面也是有大有小，那個規模都有大有小，所以我們想呢，這個，一個是反映它的宗教信仰，二個呢，也反映它當時的社會的分層的狀況。

」

那麼，女神廟裡的泥塑神像，代表的又是什麼神呢？

有的學者說，她們是自然神，有的則認為是「地母神」。

更多的學者認為，女神廟裡供奉的，是紅山人的祖先神。

理由是，當原始人的宗教主題由自然界、圖騰轉向人自身的時候，就到了祖先崇拜的階段。

曾經擔任東亞考古學會主席的尼爾森女士，是美國丹佛大學的終身教授，她一直從事女性在史前的社會地位問題的研究。

尼爾森對紅山文化情有獨鍾，先後十幾次來到紅山文化遺址進行考察，也是第一個來到牛河梁遺址的外國學者。

女神像的出土，強烈地吸引了她的目光。

也有人對紅山人供奉女神感到大惑不解，因為到目前為止，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積石冢大墓的主人幾乎全是男性，這個現象非常明顯的表明，當時的紅山社會已經進入父系社會時期，但是紅山人崇拜的神卻是女神。

在歷史的長河中，世界上的各個民族，都曾經經歷了女性地位顯赫的歷史階段，並塑造了本民族的「女神」形象。

紅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廟，是中國首次發現的遠古神殿，它的發現，對中國史前宗教，以及文明起源的研究，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同時，它的出土，也在美術界引起了震動。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一些人認為，古代的中國缺乏人體藝術。

他們的理由是，生活在被譽為「君子之國」、「禮儀之邦」的中國古人，不可能在大庭廣眾之下袒露身體。

中國的人體藝術，是從西方傳來的「泊來品」。

正當人們為古代中國缺乏人體藝術而遺憾的時候，在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上出土了史前時代的女神像。

而它的出現，把中華民族的人體藝術史上溯到了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

在女神廟裡，考古隊員又在遺址的主室內，發現了泥塑的龍的殘體。

龍的上下顎獠牙畢露。

據在現場專家的推測，這條龍的軀體肥大，當年，它臥在主室內的頂部，昂首朝向北方。

與真人等同的女神頭像

在遺址的北室里，考古隊還發現了一對長度竟然達到了15厘米的泥塑的鳥爪，專家們分析，當年，在廟的北面的牆壁上，應當有一隻巨大的鳥神在那裡佇立。

鳥神和龍的頭部為什麼都朝向北方呢？難道在廟的北面還隱藏著沒有被發現的秘密？當考古隊員走上北山坡的時候，才揭開了謎底。

原來，在距離女神廟的北牆僅僅8米遠的地方，有一座紅山人利用山樑的自然地貌修整的、南北，東西邊長約200米，總面積為4萬平方米的山台子。

山台子高出女神廟大約2米，周邊有人工砌築的石牆，石牆的走向與女神廟完全一致。

這座大型的山台子是紅山人做什麼用的呢？

專家們認為：5000年以前，牛河梁一帶，曾經是紅山人重要的宗教活動中心。

當時人們所崇拜的神靈偶像，除了女神以外，還包括豬龍、神鳥在內，但是主要的、占統治地位的是女神。

女神廟建造在牛河梁的主梁之上，它的重要地位，從地理位置上也得到了充分體現。

郭大順：「圍繞著女神廟和祭壇和積石冢，我們叫做壇、廟、冢三位一體，這樣一個組合，而且具有固定的組合，而且在50平方米的，這個山樑上，它有這個，自己的布局規劃，而且在這個區域之內，甚至於這個區域再往外，很大一個區域裡，沒有居住人的地方。

所以這樣一個，大型的，祭祀遺址，和這個史前時期，那種在家內，在家庭裡頭搞祭祀，甚至於在一個聚落里，他單設一個大房子，搞祭祀，那比那個規模要大得多，它應該就是它的紅山文化的，文化共同體的一個祭祀中心。

」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這樣評價：女神廟裡的塑像可以稱為「神」，但是，她們是按照真人塑造的，是有名有姓的具體人物，所以，她是紅山人的「女祖」，也是中華民族的「共祖」。

當1983年的初冬來臨的時候，在牛河梁工作的考古隊員們，滿載著收穫和喜悅，返回了瀋陽市。

而把女神頭像抱回瀋陽的，仍然是考古隊的女隊員魏凡。

這次經歷，成為魏凡一生的驕傲和最美好的回憶。

而一場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討論，也因為女神像的出土和女神廟的發現，在國內外掀起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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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紅山文化引起了世界的關注，2004年7月24日，《中國北方古代文化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赤峰市隆重召開。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膚色、操著不同語言的人們，來到紅山文化的命名地，共同探討5000年以前中華文明的起源之謎。

5000年以前，中國、印度、埃及、兩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島幾乎同時進入文明社會。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

可是，在紅山文化重大考古發現以前，人們知道的，只有夏商周以來近四千年的中華文明史。

中華文明的源頭在哪裡呢？

1986年7月24日，新華社發出電訊：遼寧西部山區，發現了距今大約五千多年的大型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冢群址，考古學家根據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斷，五千年前，這裡曾經存在過一個，具有國家雛形的原始文明社會。

這一重大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為夏代以前的「三皇五帝」傳說，找到了實物依據，對中國上古時代社會發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築史、美術史的研究，將產生重大影響。

那麼，紅山文化重大考古發現，帶給人們哪些思索和啟示呢？

在中國人傳統觀念中，一直認為，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故鄉。

過去，人們普遍這樣認為：中華文明從黃河的搖籃里孕育出來，然後，再傳播到華夏各地。

這種觀念，似乎已經成了天經地義的定論。

紅山文化重大考古發現，促使人們重新審視中國史前的歷史。

蘇秉琦先生曾經說過，在中華文明起源和中華民族形成這個重大問題上，以往過分誇大中原的作用，忽視了北方的古文化。

他指出，過去把黃河流域，稱作中華民族的搖籃並不確切，而應該把它看做是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最重要凝聚作用的熔爐。

以往，人們把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現和金屬銅的發明，這三大要素作為文明起源的標誌。

而紅山文化，則賦予了文明起源以新的內涵，它使人們注意到，禮制的出現，是中華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標誌和特點。

專家和學者們認為，從紅山文化大型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冢群的結構、布局以及玉葬之禮反映出，禮制，在5000年以前的紅山文化時期，已經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這種壇、廟、冢三合一的布局，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北京的天壇、太廟和明十三陵，而這兩者的吻合說明，中華文明起源的過程，也是中華文化傳統形成的過程。

過去，人們把中國古代史看做是長城以南的事情，直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突然醒悟：兩千年來，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這就是，秦始皇修建的長城遮住了人們的視野。

歷史上，中國人列祖列宗的活動範圍並不是以長城作為界限。

李濟呼籲：我們以研究古史學為職業的人們，應該有一句新的口號，即打倒以長城自封的中國文化觀；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腿，到長城以北去尋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

那裡有我們更老的老家。

牛河梁第十六地點全景

紅山文化的重大考古發現，證明中華文明的起源不是一個中心而是多個中心，西遼河流域、燕山南北、長城地帶也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嚴文明先生是著名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他認為，紅山文化的發展，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它除了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以外，還繼承了興隆窪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的優良傳統，此外，就是大膽地吸收外來文化的營養。

嚴文明：「紅山文化處的這個地方啊，它在西南，跟仰韶文化是接壤的，在東南，是跟山東的大汶口文化接壤的。

然後它北面呢，又跟這個，其他的新石器，以這個採集或者是狩獵，以這個為主要經濟的文化，它又有相當的交流，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呢，它就是整個中國的東北的，一個新石器文化的核心。

距今五六千年間，發源於關中盆地、仰韶文化的一個支系，與發源於河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遼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的一個支系，他們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了。

蘇秉琦先生認為：紅山文化壇、廟、冢就是他們相遇之後，迸發出的「火花」所導致的社會文化飛躍發展的跡象。

考古證明，紅山文化時期，農業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

伴隨著中原發達的農耕生產技術的傳入，使紅山的農業如虎添翼，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學者們認為，人口的顯著增長，也為紅山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資源。

當時紅山文化區域到底有多少人口，至今仍然是個未解之謎。

不過，考古學家們還是從敖漢旗20世紀80年代的普查資料中，為我們了解紅山文化規模之間的比較，聚落分布的密集程度，以及從紅山文化聚落看當時的社會文明化進程，提供了實證。

從規模看，小型的紅山聚落面積一般是4000到5000平方米，中型的約三萬到十萬平方米左右，大型的紅山聚落約為二至三平方公里。

由此，可以看出，紅山文化時期，不僅僅是積石冢有了不同的等級，紅山人的居住點也有著大中小之分，這反映出紅山文化晚期社會分層和進化的現象。

崇龍尚玉、建造了大型祭壇、積石冢和女神廟的紅山人，在5000年前有沒有創造出文字呢？這個問題，讓考古工作者踏破鐵鞋，苦苦尋覓，而沒有蹤跡。

直到2001的夏天，才在赤峰市敖漢旗的紅山文化草帽山遺址，發掘出了刻著文字符號的陶片。

牛河梁第十六地點中心大墓

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這樣一支跨進了文明之門的人群，在距今5000年左右，忽然衰落和湮沒無聲。

紅山，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南溝村的石棚山上，考古工作者在一處屬於後紅山文化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群中，發現了一個周身刻有七個原始文字符號的陶罐。

有的學者認為，這些文字符號，從字面上可以解釋為，天降隕石、爆發山洪、雪崩或者是樣子奇特的怪鳥兒突然飛臨大地。

有人根據這些符號推測，紅山文化晚期，這裡的氣候變得異常惡劣。

王巍認為，造成紅山文化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氣候的變化。

因為在距離今天5000年左右，正是大理冰期之後的一個寒冷期。

而寒冷期到來之時，受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農牧交接的地帶，也就是紅山人所在的地區。

王巍：「因為我們知道，距今五千五到五千，五千二三百年到五千年左右吧，在全世界相當廣闊的範圍內，有一個這個氣候的變化，比較大的變化。

這個學術界管它叫降溫事件。

實際上不是一個事件，是一個時期，降溫的時期，這個時期呢，這個溫度降低，就可能是不是對當地的這種，農業啊，產生一個沉重的打擊。

因為大家都知道，農業，當時尤其是史前的農業，是靠天吃飯的，如果氣候的這種，比較大的變化，可能對當時的農業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

有的學者，從紅山人崇拜龍的習俗分析，在紅山文化晚期，這裡的氣候除了變冷以外，還受到了嚴重的旱災的威脅。

對此，邵國田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在紅山文化晚期發生的崇拜危機，才真正導致了紅山文化的衰落。

邵國田：「2001的時候，我們在清理，這個草帽山，這個積石冢和祭壇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現象，就是我們現在在博物館呢，已經，當時清理的四個這個，四個這個女神的頭像，但是每一件女神像都打碎了，尤其像現在我們戴冠的那個女神像吧，她是（被）打碎以後，把這個個冠，扔到一邊，把這個臉部呢，又埋在一塊，好像當時人埋進去的，這就說明在，這個給我們提示一個這樣的現象，就是說，在紅山文化的晚期，恐怕有一次，好像信任危機似的，就是說崇拜危機。

」

邵國田推測，在紅山文化的晚期，祭祀是一項很重要的活動，然而，當災難降臨的時候，他們的保護神卻無能為力，於是，紅山人在極度失望情緒的支使之下，親手打碎了他們曾經膜拜的偶像。

也有人說是戰爭造成了紅山文化的衰落，他們認為，如果把紅山文化晚期出現的部落聯盟看成初級國家，那麼，組成這個初級國家裡的許多個部落，為了財產和利益，難免會產生矛盾和糾紛，就有發生武力爭鬥的可能。

5000年以前，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墓里的主人，為什麼只剩下一個頭顱和一隻手臂？根據這種現象，有的專家推測，在遙遠的紅山時期，曾經發生過殘酷的廝殺。

當戰爭到來的時候，作為敵人的一方，往往會毀壞另一方的精神信仰，於是，女神頭像就成了被破壞的目標。

紅山文化出土的玉鳳

當氣溫下降、寒冷與乾旱、伴隨著戰爭襲來之際，紅山人會不會被迫離開他們生存的家園而大舉南下呢？

田廣林：「這種可能是完全有的，從歷史時期，這個人口的大部分流動來看，幾乎每次，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的發生，總是和這個環境氣候的波動，密切相關，在大範圍內呢，氣候變冷了，那麼北方民族呢，就要向南，向比較溫暖的地區流動，那環境氣候呢，比方發生向暖的方向波動時候，這人就回來了，又回到北方，這樣導致這個，中國古代的人口呢，一南一北這樣移動呢。

這個挪動，就是中國啊，農耕區和遊牧區這個界限的，南北擺動一個最基本的原因。

」

那麼，紅山人又是到那裡去了呢？

據專家研究，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所記的活動中心，只有紅山文化可以與之對應。

於是，有人把考古發現與傳說故事結合起來推測，紅山人，是應黃帝的邀請而南下。

史書記載，黃帝平定蚩尤之亂，曾經得到女魃的幫助，有人認為：古史所說的女魃，正是「紅山王國」的大軍。

這支進入中原的先民，在戰爭結束後並沒有回到北方，而是在中原一帶流動，大概在堯的時代遷至商丘，為商朝的建立做出了貢獻。

這種說法似乎得到了印證，1976年的冬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安陽市郊的商代後期都城遺址中，發掘了商王朝第22位君王武丁的妻子「婦好」的墓葬。

婦好墓中出土的器物眾多，但是引起人們興趣的，還是隨葬的商代玉雕龍。

考古界普遍認為，商代的玉雕龍，具有紅山文化玉雕龍的特性，據此，有的學者認為，紅山文化是商文化的祖先。

在中國史前時代，對玉的崇拜，除了紅山文化以外，還有生活在距今5300—4200年前良渚文化的先民們，良渚人生活的地域在江浙一帶。

雖然與紅山人生活的區域相隔千里，但在玉器上卻有著共性。

有人推測，正是紅山人向中原的遷徙，才造成了長江下游地區文化面貌的急劇變化，並融入了紅山文化崇玉的傳統和習俗，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良渚文化。

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認為，紅山文化不僅對中華文明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在5000年以前就傳播到了海外，並影響了東北亞地區。

然而，由於沒有文字記載，當今天的人們面對5000年以前紅山文化的時候，仍然有許多困惑和未解之謎。

據專家推測：紅山文化晚期，紅山人的人口應該有數萬之眾，但是，到現在為止，所發現的只是在積石冢里少數顯赫人物的墓地。

紅山文化首次出現的玉人

那些眾多的普通紅山人的墓葬卻淼無蹤跡，他們死後埋在那裡呢？

紅山玉器是紅山文化最突出的標誌和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新石器時代晚期東北地區玉器的典範，然而，它所蘊藏的內涵和奧秘，至今人們還無法完全破譯和解讀。

創造了積石冢、女神廟、大型祭壇的紅山人，為什麼在進入文明的門檻以後突然衰落？造成紅山文化走向低谷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這個問題仍然是籠罩在紅山文化上的神秘面紗。

對此，嚴文明先生持這樣的觀點：

嚴文明：「我說它（紅山文化）沒有消亡，我最多可以講，它走向低谷。

這個文化它有時候有高潮，有低潮，它是一起一伏的，在這個後頭呢，可能稍微（出現低潮），就在這個周圍地區啊，它走向低谷，但中原地區起來了。

那麼為什麼說，那些文化沒有消亡呢，我們只要以後，我們再往後面看一看，在春秋戰國時期，這個紅山文化的地方是燕國，這個良渚文化的地方是吳越，這個湖北這個地方是楚，都是大國啊 ，它這大國也不是隨便就起來的，它是有基礎的，這個基礎就在這個時候。

所以我說這些文化，它沒有消滅，它只是稍微走向低谷了，以後它又起來了，成為整個中國華夏文明的一個廣泛的基礎。

」

2004年，紅山文化命名將近半個世紀，這一年的春天，牛河梁遺址16地點發掘項目，成功入選了200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16地點的中心大墓是迄今為止，在牛河梁發掘的規模最大的墓葬之一，同時，它也是營造最為費工的一座墓葬。

大墓鑿山體而建，石穴長3·9米，寬3·1米，深約5米。

死者隨葬的玉器有五件，其中，首次出土的玉鳳和玉人，再一次引起世人對紅山文化的熱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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