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國：從前中國時代到最早的「中國」| 書店裡的大學公開課第六季第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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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書店裡的大學公開課第六季

解讀無字地書——考古學視角下的上古中國（共三講）

【時間】5月13日（周五） 19:30-21:30

【地點】三聯韜奮書店地下一層

【主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主講】許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第一講】

何以中國：從前中國時代到最早的「中國」

最早的「中國」從何而來？數千年前「滿天星斗」時代的中國大地有著怎樣豐富多彩的區域文化？應該怎樣看待它們？早期中國由多元到一體的演進過程是單線進化的嗎？中國可以做無限制的上溯嗎？中原文化一直就遙遙領先嗎？為什麼最早的「中國」出自中原？

種種問題，引人遐思。

文獻史學撲朔迷離的追述傳說，使我們看那個時代猶如霧裡看花。

而從考古學的視角，可以追溯東亞「大兩河流域」的社會複雜化、國家化、城市化和文明化進程，進而勾畫出東亞大陸農耕文化與早期文明史的框架。

跟隨考古人許宏走進數千年前的「中國」世界，一覽那個時代的恢弘與壯闊。

二里頭遺址

主講人 | 許宏

*據現場實錄整理

大家好！非常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研究感受，沒想到來了這麼多朋友，尤其是還有那麼多朋友居然站著，我很驚訝。

在京城，我們三聯書店的地下一層，應該是最有書店文化氛圍的地方了。

三聯這次請來做公開課，難得有這樣一個機會，可以讓我在今天到明天、後天這三講里談一些我對早期中國略微系統些的認識。

我藉機梳理了一下本人近年研究的三大主線。

第一從國家和文明史的層面來看，本人不認可中國文明可以做無限制的上溯，提出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說」。

第二從城市史的層面看，不同意都城一定要有城牆這樣的定說或者權威說法，提出從二里頭到東漢的早期都邑「大都無城說」。

第三從認識論方法論層面上，認為二里頭和二里崗仍然屬於非信史時代，堅持夏商問題有條件的不可知論。

這就是我在三大主線上的三大認識。

我們說考古應該還是不枯燥的，至少是跟哲學或者我們考古研究的近親古文字學相比。

無圖無真相，我們還是看圖說話來走進我們的「早期中國之旅」。

許宏

第一講就是圍繞著「何以中國」說起來。

如果從時間上來說，我的研究大體上以二里頭為中心，上到新石器時代，下到秦漢。

大體上相當於英文中「早期中國」，EARLY CHINA的研究範疇。

說到中國，現在把以前的文化傳統遺失太多了，我們從理念、教育制度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東西都不是古代中國的，更不是早期中國的，但是骨血裡面卻留下了印記。

我舉個例子，像現在少得可憐的文化關聯裡邊，就有每年大年三十回家過個年，無論路上怎麼艱難困苦一定得回去，這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記憶和文化基因。

說到甲骨文的發現和辨識，這些一般人根本看不懂的東西，一旦進入從晚清到民國時期學術大家的眼中，他們就可以以《說文解字》為橋樑，建構起當代中國人對古代漢字和漢語的認知，這個血脈上的聯繫非常非常難得。

大家知道法國學者商博良破譯古埃及石碑文字是靠的三種文字的互譯，沒有互譯這些文字就是死文字，但是甲骨文是幸運的，在我們的文化傳承上很多東西可以這麼看。

巫鴻教授有句話，大意是說我們做學問基本上有兩大主線：一個是屬於大歷史，是歷史本身的；再一個是學術史，是我們對歷史認知的歷史。

回首我們對於上古中國的認識和建構，基本上我們在做著學術上尋根問祖的工作。

比較有意思的是，中國考古學幾乎是世界上唯一的在學科建立之初就是以本土學者為主來進行發掘研究的學科。

大家知道，無論是兩河流域、中南美洲還是印度，都是西方人來做的考古學，他們作為「他者」來做所謂客觀的研究。

我們是學術上的尋根問祖，我們有剛才講到的那樣的便利，有那樣的骨血相連，這樣導致我們對祖先的認知是有其便利之處的。

但同時不可否認，我們作為這個族群的後人，肯定會融進一些跟理性不太和諧的情感在裡邊。

對一個學者來說，在科學理性、文明認知、追求史實復原的同時，作為中國人，本身會有這種在救亡圖存環境下的複雜心路歷程。

民族主義在這裡不是一個貶義詞，無論如何，你骨子裡還是中國人。

我寫的《最早的中國》，認為「中國」這一概念不能做無限制的上溯，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這似乎是一種學術上的「政治不正確」，因為我們一般說中華文明有五千年的歷史。

但外國學者看，又可能會覺得你有濃重的民族主義色彩，因為你說的是「最早的中國」，而有一非常苛刻的說法是秦漢之前沒有「中國」。

這就是建構和認知的不同。

我們要建構國族認同。

如果追根溯源，我們先說「國」，「國」一般就是城和邦的意思，那個時候的國經常被用來指國都，國都及周邊的那塊土地叫「國」，國人和野人是相對應的。

我們知道國以前特別多，「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武王伐紂的時候有三千諸侯，等到西周時期剩了八百，然後到戰國七雄，秦漢一統，基本上是這樣一個過程。

「中國」這個概念出得比較晚，最早的就是西周時期，在不排他的小國前邊加一個前綴「中」，這肯定是一種文化本位主義的概念。

任何一個國家的地圖哪怕自己的版圖再小大概都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這個跟我們是一樣的。

「大邑商」「中商」，意思都是我是最大而居天下之中的。

加了「中」的定語，就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了。

比如說我們如果說有兩個中國，那是「政治上的不正確」；我們也不能說一開始有七八個中國，那是邏輯上的不正確。

我認為我是中國，我就是唯一的，實際上這個中國基本上是「中央之城」和「中央之邦」的概念。

我們通過梳理傳世文獻，發現「中國」出現得並不早，《尚書》《詩經》基本上都是戰國時期成書的。

「何尊」是1963年在陝西寶雞出土的，它是一件帶有銘文的國之重器，現在被列為極少數的禁止出國展覽的國寶之一。

它的銘文上就出現了我們看到的最早的「中國」這兩個字。

顯然，周人也認識到關中還是稍偏了一點，而中原腹地的洛陽一帶才是天下之中，比較便於統治人民。

何尊銘文

考古學一個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由已知推未知，從我們稱為信史、有文獻記載可以引證的時代，從這兒開始我們往前追。

看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通過把地上的文字材料和地下的文字材料結合來確證。

大家注意這裡說的都是「文字材料」，證明至少出甲骨文的殷墟時期已經是信史了。

此後，有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發掘。

中國人是懷著夢的。

中國人沒有明確的宗教，有人說歷史就是他們的宗教，現在看來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這麼說的。

我們的前輩一直往前追溯，尋找自己的根，一點一滴地，從商王朝前期都城、早於殷墟的殷商文化，再往前找到我們現在做的這個二里頭，有人認為它是夏，也有人認為是早商，現在還有學者認為它是早商……我們逐漸進入一個未知的世界。

在對「夏」的認識上，由於司馬遷把夏商周三代王朝作為整個華夏民族的成丁禮，一般認為「中國」大體從這裡起步，但是中國是一個非常複雜和非常「擰巴」的概念，大家知道有地理的、空間的、政治的、民族的、文化意義的含義，都變化得非常厲害。

我們看秦漢之際的版圖，相當於後來的內地18省，不包括四大邊疆，就是適合於農耕的那些地方成了最初的中國。

然後再看，到宋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擰巴」了，因為如果你以漢族的居住區為中國的話，你就是偏居一隅，那些契丹人是不是「中國」？金是不是「中國」？現在學術上還在爭議，這是個建構的問題。

看一看我們特別熟悉的祖國版圖。

如果按照司馬遷說的，夏商周王朝可以看作是最早的中國，再往前三皇五帝就虛無縹渺了。

夏商周這三個王朝都只是在非常狹窄的、被稱為中原的地方出現的。

我們如果加以分析，這條黃色的虛線有朋友應該知道叫「胡煥庸線」，這是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提出來的，這條線東南住著大約96%的人口，到現在也沒有變過。

直觀上看，以這線為界，可以分為綠色的板塊和褐黃色的板塊，多雨的板塊和盼雨的板塊，農耕的板塊和畜牧遊牧的板塊，旱作農業和稻作農業的板塊，文化上，用鼎的板塊和用鬲的板塊……但最後是在中原這個兩大板塊交匯的地方，雜交出高度文明，二里頭起來了。

中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中國最早的王朝起來了。

這是一種類似於生態學上所謂的邊緣效應。

在這兩大板塊交匯地帶，最興盛的文明出來了，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黃土高原和華北大平原的交界處——中原

我的同行朋友都知道許宏在學術觀點上是保守的。

關於「中國」形成的問題，最保守的是「二里頭中國」說，實際上我說更苛刻的是西方漢學家認為的秦漢是最早的中國，我的同行還有「龍山中國」說、「廟底溝中國」說。

還有「彩陶中國」說，但正如《史前中國的藝術浪潮》，王仁湘老師一本書的書名所描繪的那樣，那就是彩陶擴展的浪潮，它不是軍事強力推進的產物。

最重要的是彩陶不是禮器，不是身份地位象徵物，而是任何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做出來使用的東西。

所以它的分布和擴散只能是文化傳播的產物。

貨郎挑著擔子，這代人走幾個山頭，那代人走幾個山頭，以時間換空間完全可以走得很遠。

所以我們說在公元前三千多年之前，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範圍內，是所謂「中國」前的中國。

奠定中國版圖的東亞大陸在面積上跟現在歐洲的面積差不多，政治實體的國際形態跟現在的歐洲也差不多，是一個沒有中心的大陸，眾多集團各自獨立發展。

中國往前再怎麼上溯都完全是可以的，保守的許宏把中國的形成只上溯到最早的、排他的、獨大的政治實體的形成，上溯到二里頭，我把這個形容為嬰兒的呱呱墜地。

你說我要上溯到精子和卵子碰撞的一剎那也完全沒有問題，還可以上溯到父方和母方的戀愛，甚至父方和母方任何一方的出生都是這個新生命誕生的前提，但是這樣上溯有意義嗎？三代王朝里至少商周王朝可以肯定，從它們往前上溯，跟它最為密切的是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史前文化，再往外跟它們的關係偏於疏遠，這是一個總體的印象。

早期中國相關文化的分布

我們看紅山文化，從它的墓葬制度、聚落形態到玉器，如果你是當時的中原人的話，你不會認可這跟我是一類人，會認為它是「非我族類」。

可以相信當時他們是各有各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的。

我們看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非常有特色，比如玉器中的琮、璧這樣一套文化信仰的核心部分，就完全沒有被二里頭文化所吸收，當時的人怎麼看它我們不知道，當時沒有文字，我們只能從考古學的表象上看它們是有巨大差異的，各是各的人類群團。

紅山文化積石墓及玉器

再看山西陶寺，它在地理上屬於大中原的一部分，這種陶質的大龍盤、大石磬以及大型墓葬等，都很有它的特色。

如果說三代禮樂文明以祭祀用的禮器為主，它的核心是酒禮器，而陶寺的禮器組合是看不出重酒還是重食的，還是有若干差異的。

山西陶寺出土的彩繪大龍盤

下面再和大家聊一聊山西，在場一定有山西的朋友哈。

現在看來，任何歷史悲喜劇都是在地理這個大舞台上上演的。

山西是一塊寶地，越是上古時期人類對環境的依賴性就越強，我們看山西的山河控戴，兩山加兩河形成相對封閉的空間，導致它儘管是歷史上無數次文明浪潮的策源地，但是往往這些文明的火花到了山西之外才大放異彩，我形容這種現象為「起於河東山西，成於河山之外」。

陶寺大概是最早的例子。

再往後我們看晉國是典型的周文化，但勢力沒有超出山西，只有到了韓趙魏三家分晉，才成就了「戰國七雄」的霸業。

而拓跋鮮卑只有從山西大同的平城遷到大河之南的洛陽才有了北部中國的統一。

回到中原腹地，我們看看二里頭帶有中軸線的宮殿建築。

在仰韶晚期的甘肅秦安大地灣，出現了有中軸線概念的、類似前堂後室的「原始殿堂」，這是東亞大陸最早的中軸線的實例。

中軸線有一個從小到大的變化，最初是單體建築的中軸，後來變成了宮室建築群的中軸，始見於二里頭，再後來變成整個都城的大中軸，從曹魏鄴城和魏晉的洛陽城開始，那種城市大都的大中軸才出來，這是三個中軸線的演變步驟。

所以龍山時代這個時候中軸線頂多是一點萌芽，而夯土牆已經屹立在中原大地了。

像河南龍山時期的大型建築基本上可以看作二里頭宮室建築的雛形，只能上溯到這裡。

我們看二里頭的宮殿建築，它的長寬和柱網結構，已經有了類似於「營造法式」的建築理念和規制了。

秦安大地灣

二里頭七號基址

再看墓葬，陶寺那麼大的墓只有獨木棺，但是在當時的山東海岱地區，墓葬中棺槨已經齊備了。

棺槨齊備是來源於山東，而不是大中原的。

最初所謂的社會複雜化進程跟現在一樣是東方先亮。

精製的酒器在大汶口晚期時特別盛行。

我們看到二里頭的陶質酒器，有盛酒的、溫酒的、喝酒的，這一套東西很大部分是來源於中原地區的東方的。

我們如果把商周時期的青銅禮器跟二里頭時期的陶酒器、龍山-大汶口時期的陶質酒器相比，可以看出演變的大致脈絡。

被稱為夏商周考古第一人的鄒衡先生就把源於海岱地區的三足酒器和古文獻中的「雞彝」對上號了，認為它是夏的產物。

大汶口晚期的陶制酒器

我們梳理一下學術史，看到有這樣一個脈絡。

最初由於主要的考古工作都是在中原地區進行的，而且文獻記載也是中原是老大，其他周邊那些族群都是蠻夷戎狄，這種印象也傳染給了研究者，這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民國時期就不用說了，自50年代到70年代基本上流行「中原中心說」，即中原影響周圍。

張光直先生的《古代中國考古學》有四個版本，就隨之從中原中心的一元說逐漸演變為多元說。

後來蘇秉琦先生提出「滿天星斗說」，大家都接納了他的觀點，確實是由於中原以外的發現完全超出了我們以前的認知。

「相互作用圈說」這是張光直先生提出的，由於中國是一個大盆地，裡邊沒有像阿爾卑斯山那樣的高山阻隔，導致「東亞大兩河流域」，即黃河、長江流域，形成了一個鬆散的相互作用圈，奠定了最初的中國的基礎。

後來又有「重瓣花朵說」和「多元一體說」，然後到「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說」，這樣貫穿下來。

所謂「新中原中心說」是建立在多元認知的基礎之上，重新對中原的一種強調，這是一種否定之否定，是認識上的一種螺旋式的上升，是更合乎歷史真實的認知。

我們看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的提法，就是重瓣花朵、多元一體，這個認知和文獻傳承，基本上是以中原為中心的。

大家知道歷史的書寫權是屬於戰勝者的，屬於文字的創造者，漢字的史觀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

從聚落形態的角度看，在「重瓣花朵」結構中，仰韶文化占有全國新石器文化的「花心」地位。

(張學海 2002)

但是後來我們就在反思，仰韶文化興盛期就有了花心地位了嗎？後來紅山文化發現了，大汶口文化發現了，南方的良渚，甚至崧澤文化我們都發現了，我們從來不知道那麼早的時候社會複雜化的進程要比中原早得多，現在看來還是東南沿海先走一步，跟現在的東西差別是非常相像的。

那麼我們看看怎麼來看待這些問題，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趙輝先生，在2000年的《文物》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就叫《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形成》，文中附了了這樣一幅圖，把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形成的時間往後拉到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這已是仰韶晚期了。

但是我們仔細地剖析一下，看看那個時候的紅山文化還是相對獨立的，對於中原的影響有多少呢？西北本來就是廣義大中原的一部分，至於四川盆地西南地區跟中原的關聯性並不太大，那個時候最強烈的衝擊波是來自東南。

像趙輝老師描述的那樣，整體上中原是非常虛弱的地方，能成為中心嗎？趙輝老師到了2006年之後，又寫了一篇文章再論以中心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形成，又把中原中心的形成從仰韶晚期拉到公元前2500到公元前2000年的龍山師大，就是二里頭的前夜了。

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形成 （趙輝 2000）

東亞大陸有一個文化上的大分化、大改組和大動盪的狀態，就是仰韶和龍山時代的分野。

大家簡單地看，以前是紅陶和彩陶的世界，後來是灰黑陶和彩繪，從圓形環壕到方形圍垣，從薄葬到厚葬，從罕見禮器到後來的玉漆陶銅禮器群……

從考古學的角度，我們只能做這種粗線條的觀察。

一個學科和一個人一樣，當你更多地意識到自己不是能做什麼，而是不能做什麼的時候，很可能這是你成熟的表現。

考古學突飛猛進，現在更多地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我覺得這是學科成熟的表現。

我們擅長宜粗不宜細地對歷史文化發展進程進行長時段的觀察，不擅長對具體歷史事件和絕對年代的把握，比如玄武門之變究竟發生了什麼，在哪個具體位置，我們考古不可能捕捉那個歷史的瞬間。

公元前2000年，耶穌誕生前2000年，按理說對中國人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但歷史文獻記錄了一個比較大的事，就是在那前後，夏王朝誕生。

但考古學觀察到的是，那個時候各地的文化因素在中原出現，還在逐鹿中原呢，看不到一個興盛的王朝氣象，這就是考古材料與文獻記載的不對應。

我們看到在二里頭崛起的前夜，中原腹地城址林立，每個城之間相距30多公里，也就是現在兩個縣城之間的距離。

最初還沒發現王城崗大城，只發現了一個小城，有人就說這是禹都陽城，另有人就說這充其量是個「羊圈」。

當大城出來之後，有學者又說這個小城是大禹他爸鯀築的城，大城才是大禹築的城。

這都是推論和假說，傳說時代還在延續。

這時方方面面的勢力，從東南西北向中原湧入，所以中原的文化面貌極其複雜。

山西、山東、河北的就不用說了，還有陝西、湖北的因素，總之很可能打得一塌糊塗，我們也發現了戰爭的跡象，例如大量箭頭的出土，還有殺殉的場面。

二里頭誕生前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二里頭崛起前夜的中原腹地

剛才講了兩大板塊的交流碰撞，中國學者會說是各地並行發展，各具特色，但是美國著名漢學家吉德煒教授卻直言不諱地說「東部沿海文化因素在後來中原青銅時代文明中是第一位的」，這是非常敏銳的觀察，不平衡性是大量存在的。

比如我們看西北，蘭州拉麵、山西刀削麵，吃完面還用這個大碗喝湯，一器多用，延續了仰韶的風格。

但我們看從山東一直到江浙沿海，你看三足器、圈足器等等一定得是分別做，把不同部位組裝在一起，這樣就必須有明確的分工，器物造型複雜，稜角分明，對穩定感要求高。

這些器物的複雜化處理和分工會不會導致它的管理和社會組織的複雜化？這種合作會不會導致語言的複雜化？這正是吉德煒教授思考的上古時期東西差別的問題。

東部沿海文化因素在後來中原青銅時代文明中是第一位的。

（吉德煒 Keightley 1993）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給大家勾畫一個圖景來顯現我的古史觀和文明觀。

我認為「中國」是不應該做無限上溯的，最初的東亞大陸就是「滿天星斗」，可以說它是玉石中國，但這個「中國」就是單純的地理的概念，所以不如說是從玉石東亞到青銅中國。

公元前2000年前後發生了大改組，恰恰是那個時候歐亞大陸內陸地區、西北方向的青銅文化影響進來了，導致從「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二里頭出來了。

當然其他「星星」不是沒有了，而是暗淡無光了。

此前，則是前中國時代。

比如良渚，良渚是前中國時代東亞大陸最亮的一顆巨星，屬於早期國家和文明形態。

與其說它是某個大的文明的先聲或序曲，不如說它走完了它生命史的全過程，給予後世的中原王朝文明以或多或少的影響。

其他如陶寺、石峁，都是前中國時代並存的邦國。

只是從二里頭開始，一個排他的、大的廣域王權國家才出現。

把二里頭跟良渚比較一下，二里頭的現存面積300萬平方米，和良渚主城差不多。

但良渚人戰天鬥地，它建設了巨大的水壩系統，有高壩、低壩，拱衛龐大的中心聚落群，戰天鬥地的氣勢一點不比埃及人差。

二里頭這幫人起來了，留給後世許多東西，華夏文明一直延續下來。

而良渚這樣巨大的存在過早地退出了歷史的舞台，這個現象非常非常有意思。

良渚遺址群

為什麼？這就是我們要回答的問題。

河西走廊一帶、甘青地區的文化，有些比二里頭還要早，例如齊家文化。

再比如新疆哈密出的青銅器，時代偏早，很有可能是二里頭這一批璀璨的青銅文明的祖師爺，但是它都是裝飾品和日常用品，比如銅鏡、鈕扣、耳環、錐等。

這些都可以稱為「飾用文化」，但是冶銅技術一到了中原，整個就發酵起來，蛹變蝶了，從此以青銅禮器為核心的東亞青銅時代開始了，中國青銅文明起來了。

中原的青銅禮器主要是用於祭祀，形態上基本上是用於喝的酒器和用於吃的食器，所以可以稱之為「吃喝文化」。

甘肅齊家文化的青銅器

找東亞青銅技術的源頭，很難。

就像如果我們不知道美麗的蝴蝶是蛹變的話，就會找小蝴蝶，而小蝴蝶是沒有的，再往前找就很難。

到現在為止在北方大草原、絲綢之路，我們都很難找到跟中原非常相近的直接的青銅文化源頭。

所以我說文明的傳播，與其說是像流水，不如說是像病毒，或者像基因，像細胞，它在複製的過程中產生變異，變異的結果可能是面目全非，中原青銅禮器這套東西就是變異的結果。

民以食為天，我們吃吃喝喝的器具，變成禮樂傳統來祭祀祖先，這套形而上的東西，加上我們幾千年用陶模製作陶器的傳統，再與外來的青銅技術一結合，獨具特色的中國青銅文明出來了。

以前是用模子來做陶器，現在不就是把銅水灌進去嗎？內模外范，模範那種思維影響了中國人，又如漢字的發明，橫豎撇捺這幾種筆畫變成豐富的文字和文化。

同理，鑄造的模具也可以反覆來用，一個饕餮紋獸面紋做半個模子就行，因為兩面對稱。

這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東西。

說到中原，與其說它是一個自然地理上的概念的話，不如說它是一個文化的概念，群雄逐鹿之處才是中原，到最後碰撞出高度文明。

都邑千年史，空前大提速。

從龍山時代的十幾萬平米的小城，一直到30萬、100萬的中心聚落，到300萬平米的二里頭，到十幾平方公里的鄭州商城和三十幾平方公里的殷墟出現，這些圖放在同一比例尺下一目了然，會給你視覺上的衝擊力。

按嚴文明先生的說法，整個東亞新石器時代發展是比較緩慢的，到了公元前2000年前後就有了大提速的變化，正好這時也是青銅禮器出現的時候，這是我們探究最早的中國的一個契機。

二里頭文化青銅禮兵器

我是做城市考古學研究的，注重都邑和城市，任何時期它都是複雜社會金字塔的塔尖。

如果看底層的一般村落，從戰國漢代鐵犁鏵出現到現在，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我們能說中國沒有進步嗎？我們要看北京、看上海，再看鄭州、青島……具有層次化的特徵。

最精華的、吸收了更多外來因素的是大的都邑，是金字塔的塔尖。

基本上是這樣一個從大體平等的社會逐漸變得嚴重分化，多元的邦國、王國直到秦漢帝國的一統完全是獨一無二的，這是我們在考古學上看到的現象。

現在我們說不清楚最早的中國，為什麼說不清楚呢？對歷史的描述，有兩套話語系統。

一種是以小地名命名的考古學的話語系統，如仰韶、龍山、二里頭，另一套是傳世文獻的話語系統，從盤古女媧到三皇五帝這種傳說，二者到哪個地方才能合流？只有到了殷墟，因為有了甲骨文，能自證族群和王朝歸屬，二者才可以合二為一。

只有從這兒開始才進入歷史時期，文獻也越來越多，秦漢以後就更多了，這個我覺得只是量變。

歷史時代前是原史時代（proto-history），按我個人的劃分是在二里崗和殷墟之間。

為什麼？就是二里崗及以前沒有當時的文字，這個分界應該是動態的，如果在二里頭發現了像甲骨文那樣的文書材料，信史時代就可以提到那個時候了。

我作為隊長當然希望發現個甲骨坑，甲骨上全是字，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話說回來，暫時不知道二里頭姓夏還是姓商，並不影響我們對二里頭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地位和作用的認識。

這樣一來就很清楚，為什麼我們一發現一個大的都城馬上就有多種說法，因為沒有當時的文字出來。

武丁——帝辛時代甲骨文出來了，都邑的性質就清楚了，那之前的就爭論不休。

徐旭生先生40年代就說殷墟甲骨文的發現使我們把信史上溯到了殷墟時代，殷墟之前還是傳說時代。

現在這個話過時了嗎？根本沒有。

朋友們點頭了，我非常欣慰，這就是一個最一般的邏輯問題和學理問題，有了這個底線你就應該懂了，在學術界是沒有權威的，誰要是說在殷墟之前哪個地方就可以定成哪個都，你就要先想一想我剛才說的話。

接下來我們的目光往下移，看看二里頭所在的洛陽盆地。

這個只有1300餘平方公里的小盆地，卻有十幾個王朝在這兒建都，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非常罕見的。

二里頭為什麼在良渚、陶寺、石家河一系列文明退出歷史舞台之後能起來呢？民以食為天，農業立國。

許多學者推斷良渚要麼是玉料枯竭、信仰崩潰，把大量的時間花在不利於生產生計的地方，要麼就是一場大水衝垮了它的農業基礎。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二里頭這個地方，旱了可以種穀子吃小米，澇了可以種稻子吃大米，基本上可以保證這個王朝避免氣候和環境上的大的衝擊。

兩大農耕區的交匯區

除了二里頭遺址發掘之外，我們和劉莉、陳星燦老師的團隊還對洛陽盆地做了區域系統調查，可以勾畫出盆地人居史的概貌。

從前仰韶時代的地廣人稀，到仰韶時代的人丁興旺，沒有中心，到龍山時代的持續興旺，到二里頭這個超大型的中心都邑出現，一下子突然從量變到質變，我們看中國歷史上往往有若干節點，就是從量變到質量的地方，二里頭就是一個突變點。

生於蘇杭，葬於北邙，這是古代中國士大夫的理想。

古人認為洛陽是個好地方，要葬在這裡。

因而這裡十墓九空，我們現在用的洛陽鏟都是盜墓賊發明的，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種高精尖的儀器設備能夠取代它。

《史記》「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其後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等朝均建都於此。

我們前面說二里頭既不是最早，又不是最大，但為什麼是最早的中國？就是因為在這裡發現了一些「中國之最」，前不見古人，卻成為後世好多制度的先河。

我們在這裡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

大家知道，道路是城市的骨架，這就是都邑規劃性的表征。

中國最早的車也是引進的，但大家知道東亞最早的馬車是什麼時候的？殷墟。

殷墟最早的馬車出來了，在這之前東亞大陸是沒有家馬的。

我們在二里頭發現了雙輪車的痕跡，至於是人力車還是畜力車還不清楚，這是東亞大陸最早的車轍痕。

在這裡，我們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四合院。

我們常說「建中立極」、中庸文化，這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東西，這些東西最後在東周時代被我們的祖先寫入典籍，通過言傳身教、耳濡目染浸入到中國人的骨血裡面，這是中國人一以貫之的東西。

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和車轍

我們看二里頭發現的大四合院，封閉式結構，土木建築，坐北朝南，中軸對稱，是不是跟後來的紫禁城是一脈相承的？這就是基因。

我們在二里頭還發現了多進院落的大型建築群。

中國古代盛行土木建築，在佛教的塔傳進來之前，很難建成像金字塔、帕特農神廟那樣的高層建築，要彰顯自己的身份地位靠什麼呢？一進院落、三進院落和五進院落肯定不一樣吧？三進到五進，貴族到王爺，最大的院落是哪兒？紫禁城嘛。

它成為王權、王都的重要的表征。

別看二里頭的宮城只是十萬平米出頭，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但是它可是三千多年以前，再往前就找不到這種東西了，這就是二里頭的重要性。

中國最早的多進院落宮室群

在這裡還發現了巨形坑，裡邊有很多小豬用來祭祀，這為探尋中國最早的國家級祭祀場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我們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綠松石鑲嵌的大型龍形器，因為這背面沒有銅托，完全是粘嵌在有機質上的，或者是木頭或者是皮革，後來有機質全部腐爛了，完整地清理出來相當不易。

我們設想一下，朋友們如果沒受過考古訓練的話，到考古工地去發掘，老師沒在身邊，你一看綠松石片，非常興奮，見一片摳一片，等老師回來你給他看裝了滿滿一塑料袋。

綠松石片是一片不少，可是龍呢？考古學肯定是研究物的，但是與其說它是研究物的，不如說是研究物背後的背景和關係的，也就是研究context的。

這個就是考古學和文物鑑定、文物收藏，更不用說和盜墓的本質差別了。

我們要搞清楚遺物的相互關係，而不是關注它本身，一旦離開它的原始背景，其價值就大打折扣，這個道理非常簡單。

幼豬骨架透露祭祀與政治信息

我們不僅發現了這些綠松石器和青銅禮器，還知道了它們的做法，因為我們在二里頭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國家高科技產業基地」，相當於現在的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真的是壁壘森嚴。

在二里頭時代，這個東西只有我這兒能做，其他地方根本不允許、不可能、也沒有能力來做。

跟核武器是一樣的。

這個東西我能做你不能做，我比你強，這是國家的命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代祭祀是為了提高凝聚力，同時要有打壓能力，這就是立國之本。

首次在宮殿區發現貴族墓,綠松石龍形器

我們看二里頭這樣一個大的高度發達的存在導致它向外大面積地輻射，這種輻射還不是軍事和政治上的強力輻射，而是各地都以它為高、為大、為上，選擇性地接受它，所以這是不是可以說是「跟風」導致文明的大擴散呢？對於它的一些著名的禮器擴散的範圍，我們看跟戰國時期、秦漢之際的適合於農耕的範圍是大體一致的，基本上奠定了秦漢之際建立在農耕基礎上的中國的版圖基礎。

牙璋的傳播，最南已經到了越南北部了。

只要以時間換空間，什麼可能都是有的。

幾萬年前人都能從非洲走過來。

有朋友計算了一下，史前時期人們平均一年移動五到六公里左右。

這幾代人說不定在這個山溝「遇到了好女人」就不走了，結婚生子了，幾代之後又過去一點，一點一點地不停地趕路，就這樣過去了，文明的擴散有這樣的傳染性。

我們能看到在整個聚落形態上，從因地制宜、不求方正到非常講究的中軸線、坐北朝南、縱向長方形這種規律性的都邑和宮室布局出現了。

你看從二里頭開始，到明清一直這麼下來，許多規制還是留下來了。

再回過頭看各區域各時代的考古學文化，最初是所謂的非禮樂文化，滿天星斗，到了二里頭、二里崗、殷墟時代，中原地區就是星星之火，後來隨著西周大分封，之後形成了中國古代禮樂文明的主流。

《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

《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

許宏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5

最後我們總結一下，如果說到早期王朝的遺產的話，是不是可以總結出這些東西：多元生業立國；多元文化並存；「國之大事，在祀於戎」，教化高於徵伐；王權至上，祖先崇拜；建中立極，政治發達；重人輕神，注重功利；海納百川，終成大業。

也就是說，比較功利的、重世俗的、王權的這套起來了，而其他的退出了歷史舞台。

你看考古學是研究物的，是形而下的東西，但是這些東西都是形而上的，一個優秀的考古人的終極的夢，就是透物見人，最終目的是能透物見人，能窺見他的思想，就進入了未知的領域了。

儘管我上面大量講的史前史，是沒有文字記載的，但是整個中國的歷史是上下貫通的。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天候、地理、人事相關聯，賑災、治水和邊防，是中國古代史的主流。

都是為了解決人跟自然的關係和人與人的關係問題。

離開了北方，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史就無從談起。

這些構成了整個古代中國的一個圖解，而這些要素在二里頭之前就已經邁開它的腳步了。

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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