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鼏宅禹跡》：探索夏文化的方法是否出現了偏差

最近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出了新書 《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

全書分為「夏史考索」「禹域內的龍山遺存」「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解讀夏文化」等部分。

他介紹：「本書第一章實際上是對夏代歷史語境的構建，第二、三章則是圍繞夏文化這個重大歷史問題對考古材料所做的整理，而第四章則是在所構建的歷史語境之下對相關考古學現象所做的解讀，而解讀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重建的過程。

經由上述途徑，可以揭示出考古材料中所蘊含的歷史內涵，從而較好地達到考古學透物見人的訴求。

」

書的第一章中，孫慶偉對關於夏代社會的若干史事記載進行了梳理，提出諸如「大禹治水包含了傳說和神話的內容，但其核心是歷史事實」「禪讓實際上是君長推選制的一種特殊形態——夷夏聯盟下的輪流執政」「賜姓和命氏相結合是夏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夏王朝正處於從血緣社會向地緣社會過渡的關鍵時期」「夏後氏是夏王朝最高統治集團中的核心部分，夏代都邑的變遷，實際上反映了該族勢力的消長」等觀點。

第二、三章中，孫慶偉提出，關於夏代研究的要點是應以統一的標準對不同遺址的考古學遺存進行文化屬性研究，他認為在當前條件下，最容易獲得的「統一標準」就是每類遺存的核心器物組合。

通過對於居址和墓葬出土陶器的統計分析，他在書中將二里頭文化的核心器物群確定為以下14種，即炊器類的深腹罐、圓腹罐、鼎；食器類的豆、三足盤；酒器類的觚、爵、盉；盛儲器類的深腹盆、平底盆、刻槽盆、捏口罐、大口尊以及器蓋。

他認為由器類統計可以表明，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和二里崗下層文化是一個連續發展、逐漸演變的過程，其中不存在物質文化上的突變；可以觀察到的、比較明顯的變化分別發生在二里頭文化二、三期之間以及二里頭文化四期和二里崗下層文化之間。

第四章中，孫慶偉則提出「考古學上的夏文化應有廣狹二義：廣義夏文化實際上就是夏王朝文化，而狹義夏文化則是指夏後氏的文化」「在有文字證據之前，企圖以成湯亳都來界定早商文化，從而確立夏商分界的做法都會不可避免地陷入無窮的紛爭之中，夏商文化的區別只能通過文化的比較來獲得」等關於夏文化的認識。

關於夏文化的探討，多少年間紛爭不斷。

6月3日，值孫慶偉《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的出版之際，三聯出版社聯合北京大學舉辦了一場名為《夏文化考古：方法論、歷史觀與古史重建》的研討會，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朱鳳瀚，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李零，社科院考古所的嚴志斌、許宏、常懷穎等與會。

未發現王陵與文字，並非就解決不了夏文化問題

1979年，考古學家鄒衡曾指出：「在古代文獻記載中所見夏商兩族活動範圍內，即在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已經不太可能再發現什麼新的考古學文化了。

同時，因為夏朝同商朝一樣是客觀存在的，所以，考古學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這一空間和這一時間已經發現的諸文化諸類型的各期段之中。

我們說，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麼方法去辨認它。

」

孫慶偉談到，在過去數十年的考古實踐中，學術界對於夏文化的認識不但沒有形成共識，反而漸行漸遠，甚至有學者開始懷疑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夏代。

他認為導致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探索夏文化的方法出現了偏差。

他認為，表面上看，以都邑遺址中王陵、文字等特殊類遺蹟遺物為標準來探尋夏文化是在追求更為堅實可信的科學依據，但殊不知，對於此類證據的刻意追求早已偏離了考古學的軌道——因為考古學從來就不是，也不應該把這類遺蹟遺物作為自己的研究主體。

換言之，儘管以王陵、文字等「鐵證」為主要依據的「都邑推定法」在某些情況下能夠有效地解決夏文化問題，但它卻不能算作考古學研究——道理很簡單，作為一門學科，考古學不可能把自身的研究基礎建立在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遺蹟遺物之上。

離開了這些「鐵證」，考古學並非對夏文化束手無策。

他在書中引用俞偉超的論斷：嚴格講來，真正屬於考古學自身特有的方法論，主要只有地層學、類型學以及從不會說話的實物資料中觀察和分析社會面貌的方法。

這裡所以把實物資料強調為「不會說話的」，即意味著研究考古發現的文字資料的工作，主要是屬於古文字學、古文書學的範疇；至於利用這些文字資料來研究各種古代狀況的工作，當然更應是屬於其他學科的範疇。

孫慶偉

關於夏文化研究的各種看法

研討會中，學者們也對夏文化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朱鳳瀚談道：「東周文獻裡面講到的諸多關於夏代的內容，雖多數還沒有得到考古的證實，但是今天不能證實，未必以後不能證實。

包括西周文獻里講到夏，有的學者認為是西周編造的，但是大家仔細讀《尚書》的話，那是兩個人之間的對話，他們作為高級貴族，互相欺騙沒有意義，所以應當是真實的。

」

朱鳳瀚也提出，按照商紀年，夏商交替的時間應該是在二里頭三期的時候，「二里頭三期中葉之後，二里頭遺址的遺蹟並沒有馬上破壞，手工業還在壯大，青銅器墓葬恰恰出在三期到四期裡面。

但是到四期末，二里頭確實衰落了，這是非常重要的，顯示了商文化對於二里頭文化的衝擊，這個還確實有利於我們把二里頭文化說成是夏文化。

」朱鳳瀚說。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韓建業談到，關於夏文化的梳理，特別重要的一點是以夏為主體，講這個主體，要談以夏人或者是夏族為核心的這些人，他們當時雖未必都認同他們是夏，但是表現出來的物質文化、用的東西，從考古學上看，或者是從後來的文獻記載上，就是大的夏的範疇，這裡面有族的問題，也有國的問題。

」

許宏談道：「關於夏王朝是否存在的問題，只有極少數的學者認為夏王朝純是杜撰出來的，根本就沒有。

而我個人認為，肯定有，怎麼有呢？它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存在於東周到漢晉人們的口中和筆下，這是客觀存在的。

考古學人所做的工作，就是為了把非物質文化遺產變成物質文化遺產。

」

常懷穎指出了夏朝研究的困難之處：「文獻裡面對於夏的記載，有兩個地方是很清晰的，一個是關於早期夏文化的記載，文獻記載得非常多，一個是關於夏要滅亡的時候，和商打仗那段時間的記載特別多，這兩段東西，從不同的文獻，不同的對比材料來看，文本之間的差異不算太大，文本差異大的是在哪兒呢？恰恰是在夏的中期這一段，比較亂。

但是我們如果相信二里頭可能是夏的話，往前推的時候，恰恰困難就出現在這兒——夏中期。

」

「如果我們相信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某一部分，已經進入了夏紀年，或者是到了夏王朝早期階段的程度裡面去，這一刀砍在哪兒為準，就很難說清楚，因為從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轉變到二里頭是慢慢慢慢生髮出來的過程，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不同的文化在整合，在碰撞當中形成了到新砦這個階段，有新砦文化，有二里頭一期文化，三種東西同時出來的現狀，其實是慢慢生髮出來的過程，我們很難把早期的夏這一階段，或者是這個東西，當做一個已經完全定型了、可以一刀切開的東西，對於早期夏文化來說，困難就在這兒。

」

研討會上李零則認為，關於夏王朝的很多問題實際上不光是在考古細節的討論上，可能很重要的是方法論和歷史觀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