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考古的發端與現狀」講座紀要

2016年10月9日下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的「埃及考古系列學術講座」第二講在考古研究所八樓多媒體廳舉行。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金壽福教授做了題為「埃及考古的發端與現狀」的學術講座。

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研究員的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研處處長劉國祥主持並點評，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所、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理工大學、首都博物館、河南大學和遼寧師範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和學生聆聽了此次講座。

埃及博物館

古埃及作為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早在中世紀時，西方學者便對其十分感興趣。

自拿破崙遠征埃及後，歐洲學者逐步開始了對埃及的考古發掘工作。

法國一些學者發現並勘探埃及許多古蹟，普魯士考察隊對埃及大量地上遺蹟進行詳細記錄。

在眾多學者中，法國學者馬里耶特貢獻尤為突出。

馬里耶特自幼對埃及學感興趣並自學成才，1849年完成了羅浮宮古埃及銘文和紙草文獻編目工作。

他到埃及從事文物收集和考古工作之後，目睹埃及文物被掠奪、盜掘和破壞的慘相，產生了強烈的使命感，積極投身於埃及文物保護事業當中。

經他多方呼籲，埃及政府於1858年在布拉克建立一座臨時博物館，是埃及開羅博物館的前身。

1859年，馬里耶特說服埃及總督薩義德建立文物部並擔任該部門的首任領導，著手制定文物法和考古發掘許可證制度，規範外國人在埃及的考古發掘。

馬里耶特為埃及的文物保護工作步入正軌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的工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埃及考古學的誕生奠定了堅實基礎。

國外學者在埃及勘察遺蹟的寫照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英國的女記者愛德華茲，她於1873年至1874年遊歷埃及和敘利亞等地區，回國後於1877年出版《尼羅河千里紀行》一書。

該書成為當時的暢銷書。

1882年，愛德華茲募捐成立埃及考察基金會，後發展為埃及考察協會。

在她的資助下，曾經參與整理和出版普魯士埃及考察隊資料的瑞士學者納維爾作為領隊，於尼羅河三角洲東北部的泰爾-馬斯庫塔進行發掘。

納維爾在此次發掘中發現了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的軍營和糧倉遺址，似乎為《舊約》中的相關記述提供了佐證。

這項考古發現激發了許多歐洲人對古埃及尤其是有關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處境的極大興趣，他們為埃及考察協會的長遠發展提供了資金保證。

愛德華茲《尼羅河千里紀行》

之後，愛德華茲又資助了被後世稱為「埃及考古學之父」的英國學者皮特里在埃及的考古工作。

在他們的推動下，「古埃及文物保護協會」成立，旨在阻止埃及文物的流失和破壞。

1892年，他們又在倫敦大學學院設立埃及考古學教席，皮特里擔任首任教授。

1913年，皮特里將自己的私人藏品捐贈給倫敦大學，後建立倫敦大學皮特里博物館。

經皮特里多方努力，1914年《埃及考古學雜誌》創刊並出版，該雜誌已成為埃及學的權威雜誌。

他們這些活動均對後世產生重要影響。

皮特里對埃及考古學乃至世界考古學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其突出貢獻是「序列斷代法」（Sequence Dating或Seriation）的提出。

他對涅伽達史前墓地的2200多座墳墓進行發掘，根據出土陶器的把手、形狀、陶器上的圖案、陶器的使用情況以及這些陶器出土的考古層等因素，將這些陶器分為九個類型，然後依據它們在哪些墳墓出現以及它們出現的頻率確定其時間上的相對順序，古埃及新石器文化相對年代由此建立。

他的這個斷代法不僅為埃及史前年代學的構建提供了一個相對科學的年代序列，還證明了古埃及文明是尼羅河史前文明發展的結晶，是原生的文明並非外來入侵者帶來的火種或兩河文明傳播的結果。

同時，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上，皮特里提倡並身體力行一系列考古發掘規則，比如詳細記錄發掘的整個過程，注重每一件物品被發現是的具體時空位置信息和各個出土物之間的關係，並及時發表和出版考古結果。

1904年，皮特里出版了《考古學的方法與目的》一書，詳細論述了他關於考古學方法和目的的觀點，為科學考古學的誕生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關於圖坦卡蒙墓的發現（1922年）和文物清理與保護工作（1925—1932年），金壽福教授進行了精闢解讀。

他指出這處震驚世界的考古發現得幸於當時的發掘者卡特嚴謹的工作態度。

在卡特認真而執著的工作努力下，卡特率領的團隊才得以全心投入到清理、編目和保存出土物的工作當中，這項前後持續八年的艱苦工作可謂團隊合作的經典之作。

除了西方學者的主動發掘，埃及還有很多搶救性發掘。

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埃及有大量地上文物，這些古蹟飽經風霜，已經損壞十分嚴重，需要及時地進行記錄和修復。

其次，猖狂的文物盜掘活動導致大量文物丟失和巨大學術損失。

再者，為促進社會發展而修築的大量基建工程項目日漸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損毀了埃及古蹟。

亞斯文大壩的修建導致埃及與蘇丹邊境的大量文物古蹟被淹沒。

在大壩建築之前和過程中，埃及文物部門聯合英美乃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組織了三次努比亞（今日埃及與蘇丹邊境地區）勘察，對數十座神廟進行遷移。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領導下遷移拉美西斯神廟

遷移後的神廟入口

隨後，金壽福教授總結了埃及考古的現狀。

他認為目前埃及考古有四個特點：首先是國際性，埃及考古自誕生伊始就吸引了世界各國的關注，主要以歐美的傳統大國為主，近些年波蘭和捷克異軍突起，日本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也在埃及考古做出了一些成績，值得我們借鑑和學習。

其次是文明的延續性，埃及很多聚落、神廟和墓地都具有一定的傳承性，地層堆積也較為深厚，需要長時段的考古發掘工作。

再者，埃及考古種類多樣，發掘對象並不限於之前的墓葬和神廟，愈加注重對聚落、採石場、冶煉場以及地中海水下考古等方面的工作。

最後，埃及是各種考古理論誕生和運用的聖地，如文明的傳播與起源、國家的誕生、中心與邊緣區域間的互動、文 化交流交融以及遠距離商品貿易等問題和相關的理論均在埃及考古中得到了運用和再驗證。

最後，金壽福教授根據自己多年從事埃及學研究的經歷指出了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首先，埃及學家一直面臨如何兼顧和融合出土物所包含的一般性社會經濟信息與古埃及文獻表現的特殊歷史信息的問題。

目前在埃及考古學界，文字材料特別容易讓人信以為真，進而形成主觀性很強的見解，很容易使考古證據變得模糊甚至被掩蓋掉，而如何把握二者間的關係，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其次，考古涉及的物質文化所反映的變化與以往以朝代、王國、中間期為骨架的紀年之間出現脫節，即原來被視為指南針的年表逐漸喪失其指導意義。

考古學家發展出新的紀年體系，更多地關注物質文化方面的變化，主要藉助地層分析和微輻射探測等技術，由此我們不應當過分強調政治對社會經濟和文化藝術的影響。

第三，在埃及學界，多數學者主要甚至完全依賴文字材料，不少使用考古學和人類學理論的學者對傳統埃及學家的研究路徑提出了挑戰。

文字只是社會精英們的產品，而考古材料同時反映了占據社會主體的民眾的生活現狀和訴求，只有把兩種材料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有可能看到社會的全貌。

第四，埃及考古資源異常豐富、種類繁多、保存程度非常好，許多從事埃及考古的學者忙於整理和進行描述，很少分析和闡釋。

我們今後應當在分析和闡釋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並試圖獲得突破。

此外，十九世紀的埃及考古學家們專注於神廟和墓葬，藉此復原歷史的變化和藝術風格的演變，即以器物為著重點，而忽視了古埃及人日常生活的連續性。

直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對史前遺址和法老時期聚落的發掘才方興未艾，埃及考古開始出現重大的變化。

最後，埃及考古學家不大願意接受和運用新的理論和分析模式，其結果是未經分析和梳理的信息大量堆積，並不能對具體問題的解決產生有效的作用。

之後，聆聽報告的專家學者和學生與金壽福教授展開了熱烈討論。

例如，有同學希望金教授就仰韶文化尖底瓶和古埃及壁畫中出現的類似器物是否具有聯繫談談自己的看法。

金教授認為二者時空距離太遠，可能並無直接的聯繫，但是在古代，貴族階層通過手中的權力和資源獲取遠方稀有物品，這種能力不可小覷，並舉出埃及獲取出產於阿富汗的青金石的例子加以說明。

劉國祥處長則希望金教授就考古所赴埃及考古的選址工作提出些建議。

金教授認為埃及考古經過近二百年的勘察發掘工作，其官方已經對埃及地下遺蹟分布有著基本明確的了解。

我方應該根據發掘經費等具體情況，儘可能通過官方溝通等方式，爭取在埃及文物部門配合的情況下，選擇一個具有一定考古價值的遺址進行發掘。

在最後的總結性發言中，劉國祥處長表示此次講座對我們了解古埃及文明、古埃及考古的發端和現狀均有重大意義。

尤其重要的是，金教授對考古所此次出訪埃及所提出的建議十分中肯，他在報告中具有針對性地對目前埃及學和埃及考古研究現狀所存在的問題提出來自己的思考，這些思考很有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