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象形文字是怎麼被破譯的？

古埃及人把象形文字稱為「神的話語」，意思是說，它不僅是神的賜物，也是記錄神的語言的工具。

古埃及人在神廟和墓室牆壁以及其他載體上刻寫宗教文獻時，始終使用極具圖畫性質的書寫形式，古希臘人稱之為「神聖的文字」，即我們今天所說的「聖書體」；在編寫帳目、契約、書信、文學作品的時候，古埃及人不再以鑿子為刻寫工具，而是把蘆葦稈做成筆，蘸上墨水在紙草、皮革、木板等載體上書寫，象形符號逐漸被簡化，其圖畫性質日益減弱。

這種草寫體早在古王國時期就已出現，大約從公元前6世紀開始，祭司們用它在紙草卷上編寫和謄寫宗教經文。

因此，這種書寫形式被古希臘人稱為「祭司體」。

在拉美西斯時代，書吏們在抄寫和謄寫文書的過程中，將祭司體簡化到了極致，以至於未受過專門訓練的人都無法辨認，被現代學者們叫作「極端祭司體」。

至公元前7世紀中葉，極端祭司體日臻完善，應用於宗教以外的所有領域，被古希臘人稱為「大眾體」。

大約在公元4世紀末期，埃及基督徒為了不使用在他們看來屬於「異教徒」的大眾體來抄寫《聖經》和其他基督教文獻，發明了一種文字，被稱為「科普特文」。

這種文字主要由希臘字母構成，從大眾體中沿用了幾個希臘字母中不存在的符號。

迄今流傳下來的最晚的象形文字聖書體是公元394年刻寫在坐落於菲萊島上的伊西斯神廟牆壁上的銘文；而有據可查的大眾體最後一次被使用是公元452年。

至此，不要說有人仍然用聖書體書寫文獻，就連能讀懂大眾體的人已經寥寥無幾。

據最新研究，曾經對希臘字母產生決定性影響的腓尼基字母是由原始西奈字母轉化來的，而原始西奈字母又是藉助來自埃及象形符號的24個字母構成的。

象形文字—原始西奈字母—希臘字母，這樣一個發展過程不僅說明了文字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借鑑，而且證明了古埃及人未能獨立完成這一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一步，而是藉助腓尼基人和希臘人完成。

公元5世紀末，一位名叫荷魯阿波羅的埃及祭司用希臘文撰寫了一部闡釋象形文字聖書體的書。

在書中，他把這種距離自己所生活的時代並不很遙遠的書寫形式完全視為象徵性文字，嘗試著在符號的畫面與其表達的意思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繫。

比如，在聖書體中，一隻兔子表示「開啟」的意思，按照他的理解，古埃及人之所以這樣造詞，是因為兔子從不閉眼。

事實上，兔子在聖書體中是一個雙音符號，表示w和n兩個音，與兔子本身並沒有內在的聯繫。

荷魯阿波羅的手稿於15世紀初被發現，不久以後，這部著作的印本問世，隨後各種譯本也相繼面世，為文藝復興時期不少對埃及懷有特殊情感的學者注入了新的動力。

他們都採用荷魯阿波羅的套路，以為象形文字就是圖畫文字，賦予其無限的內涵。

結果是，象形文字的神秘感與日俱增，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拿破崙軍隊的士兵在埃及羅塞塔附近發現「羅塞塔石碑」為止。

1798年，拿破崙率領十萬大軍占領埃及。

隨從軍隊遠赴埃及的還有100多位來自各研究領域的學者，其任務是在埃及收集有關法老歷史的資料，為復原古埃及文明奠定基礎。

一俟軍隊占領開羅，學者們便建立了埃及研究所。

1799年，研究所成員一致同意，把在埃及製作和抄錄的圖文整理出版，並命名為《埃及志》。

同年，在尼羅河三角洲西部小鎮羅塞塔附近修築工事的士兵發現了一塊花崗岩石碑，上面有用三種字體書寫的文字。

駐軍首領皮埃爾·布沙爾認出了其中的希臘文，其他文字無法辨認。

他意識到這塊石碑的重要性，馬上派人將其送到開羅的埃及研究所。

依據希臘文，石碑記述的內容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在孟菲斯集會，感謝托勒密五世給予埃及神廟的恩惠，向這位國王表示效忠，並製作了這塊石碑作為紀念。

碑文中還說，這項教令分別用象形文字的聖書體和大眾體以及希臘文書寫。

這意味著羅塞塔石碑為破解象形文字提供了一把鑰匙。

1801年，法國軍隊戰敗，英法簽訂的停戰協議中規定，法國軍隊必須將包括羅塞塔石碑在內的重要埃及文物交給英軍。

英國軍隊於1802年把石碑運往倫敦，存放在英國古文物學會。

是年七月，學會將碑文上的希臘文部分製成拓片，寄給英國及其他致力於破譯象形文字的學者；直到1803年初，才開始製作碑文上的聖書體和大眾體部分的拓片。

同年，石碑被送往大英博物館，成為該館無可爭議的鎮館之寶。

羅塞塔石碑為花崗岩材質，高118厘米、寬77厘米、厚30厘米。

石碑上聖書體部分破損一大塊，大眾體的前14行缺少每行的開頭部分，希臘文的後27行缺少每行的末尾部分。

1802年，瑞典學者約翰·阿克布拉德發現，聖書體中的橢圓形王名圈裡，王名是用字母拼寫的；大眾體中的一些字母與科普特文完全一樣，這只能解釋為二者之間有著傳承關係。

1819年，英國物理學家托馬斯·揚辨認出聖書體中的若干單詞。

儘管如此，有學者仍然相信象形文字是圖畫文字，古埃及人只有在拼寫諸如托勒密、克婁巴特拉等外來名字時才使用表音符號。

法國學者讓-弗朗索瓦·商博良認為，既然三種字體在內容上相對應，假如聖書體中的每個符號表示獨立的事物、行為或概念，那麼其中的符號應當與希臘文中的單詞同樣多。

但是，這塊石碑上的希臘文只有486個單詞，聖書體中的象形符號卻多達1419個，考慮到石碑上的聖書體有缺失部分，其實際數量應當更多。

也就是說，並非所有的符號都獨立表意。

他進一步發現，不計重複出現的象形符號，共有166個。

它們作為字母太多，作為單詞又太少。

商博良把注意力集中在王名圈裡的符號。

人們當時普遍認為，當王名圈裡出現來自其他語言的名字時，其象形符號表音，除此之外，沒有哪個符號是專門用來表音的。

商博良設法在羅塞塔石碑以外的其他銘文中發現更多的王名圈。

他不僅找到了亞歷山大大帝以及托勒密王朝和羅馬帝國統治者的名字，而且還有了驚人的發現：羅塞塔石碑上拼寫外來名字所使用的字母竟然也出現在拉美西斯和圖特摩斯這兩個古埃及新王國時期常用的名字當中。

商博良的研究結果歸納起來有三點：大眾體只是聖書體的簡寫，二者的語法規則相同；大眾體是比聖書體和祭司體更加簡略的書寫形式；象形文字從本質上說是字母文字。

1822年，商博良公布了這一研究成果，標誌著埃及學的誕生。

按照商博良的理解，象形符號在古埃及語中分別扮演表意、表音和限定符號的角色，或者兼具其中兩個甚至三個特徵。

在古埃及人最常用的大約500個象形符號中，有24個單音符號，相當於後來西方字母表中的字母。

理論上，古埃及人可以用這24個字母達到表達意思和交流思想的目的。

但是，他們可能感到這樣的書寫方式不夠詳細、過於抽象，因此創造了許多雙音和多音符號；這樣，多數單詞由若干單音符號和多音符號構成，單音符號此時提示多音符號的發音，起到輔助作用。

商博良去世後出版的《象形文字語法》（1836）和《象形文字字典》（1841）奠定了其作為象形文字釋讀者和埃及學創建者的地位。

多卷本圖文並茂的《埃及志》出版以及象形文字的成功破譯更加激發了歐洲人對埃及文明的熱情。

自1800年至1850年的半個世紀裡，英國出版了100多部有關埃及的遊記；英法德等國舉辦了各種形式的埃及文物展；與古埃及文明相關的文物、模型、照片、文字等都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繼而促使部分人決定親歷現場目睹遺蹟。

1858年，經法國人奧古斯特·馬里耶特的多方努力，布拉克博物館在開羅開館，這是整個西亞北非地區最早的博物館。

1859年，馬里耶特說服埃及總督薩義德建立埃及文物部，並出任文物部主任，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專門管理考古和文物保護的政府機構。

馬里耶特採取一系列措施規範外國人在埃及的考古發掘活動，其繼任者加斯東·馬斯佩羅進一步規範了在埃及的考古發掘活動，實施考古許可證制度，明確規定了出土文物分配比例，以及必須及時、科學地發表發掘結果。

1902年，位於開羅解放廣場的埃及博物館正式開館。

不久，馬斯佩羅組織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對館藏品進行分類、編目、出版。

1873年至1874年，英國女記者阿梅莉亞·愛德華茲赴埃及遊歷，並於1877年出版了紀實小說《尼羅河千里紀行》，成為暢銷書。

1882年，愛德華茲出資並募捐成立了「埃及考察基金會」，1919年更名為「埃及考察協會」。

協會首個考古點定為尼羅河三角洲東部的泰爾—馬斯庫塔，考古隊領隊是瑞士人愛德華·納維爾。

納維爾在泰爾—馬斯庫塔發現了由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的軍營和糧倉的遺址，似乎可以用來證明《舊約》中有關以色列人為埃及法老製作土坯和建造城池的描寫。

經過倫敦報刊雜誌的宣傳和渲染，無數虔誠的信徒和考古愛好者成為協會會員並慷慨解囊。

1892年，愛德華茲出資在倫敦大學設立埃及考古學教授職位，第一位教授是威廉·皮特里。

愛德華茲與皮特里於1914年共同創建了英語世界第一份埃及學雜誌，二人之後又聯手成立了「古埃及文物保護協會」，旨在阻止古埃及文物流失。

他們建議開羅埃及博物館出售門票，埃及當局從旅遊稅中出資，用以保存和修復文物。

自1891年至1892年，皮特里對涅迦達的史前墓地進行發掘，出土物包括燧石刀、權標頭和陶器等。

他做了翔實記錄並分析研究這些器物的裝飾、圖案，以及使用程度、出現頻率等，復原其演變過程並從風格上建構它們的年代學，從而發展出「序列斷代法」，由此形成古埃及新石器文化的相對年代順序。

皮特里制定了一系列考古發掘規則，並把多年的考古和發掘經驗加以總結，於1904年出版了專著《考古學的方法與目的》。

1906年至1907年，在德國柏林大學獲得埃及學博士學位的美國第一位埃及學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出版了五卷本的《埃及古文獻》，包括當時所有涉及古埃及歷史的文獻，為研究古埃及的政治、歷史和文化等提供了翔實且權威的資料庫。

在洛克菲勒的資助下，布雷斯特德於1919年在芝加哥大學建立了東方研究所，當務之急是以科學方法和逼真手段記錄古埃及地上日益遭受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的古蹟，東方研究所為保存大量古埃及文獻及文物保護作出貢獻並樹立了榜樣。

商博良破譯象形文字和埃及學的出現為埃及考古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馬里耶特、馬斯佩羅、愛德華茲、皮特里、布雷斯特德等人在考古發掘、文物整理和發表以及文物保護等方面的卓越工作促成了埃及考古學在短時間內從誕生走向成熟。

（作者：金壽福，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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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光明日報》6月18日

本期編輯：張永群、吳亞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