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開古蜀文明的密碼

【守望家園】

編者按

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縱目青銅面具、太陽神鳥金箔……提到古蜀文明，您還能想到什麼？

20世紀80年代，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兩個埋藏坑的發現，揭開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紗，其中出土的人像、頭像、神壇、神樹等各種造型奇異的青銅器，以及面具、權杖、動物形飾等多種製作精美的金箔製品震驚海內外。

本世紀初，成都金沙遺址發現後，隨著太陽神鳥金箔片、金面具、金冠帶、青銅立人、石虎、石人等重要文物陸續現世，同時揭露出大量禮儀性的玉器、銅器埋藏坑，古蜀文明又一段璀璨的歷史鉤沉浮現於世人面前。

獨樹一幟、高度發達、橫空出世卻又戛然而止，三星堆文化猶如天外來客，自發現起就充滿神秘色彩。

它從何而來？去了哪裡？金沙文化與它有什麼關係？本刊特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一部副主任王天佑撰文，為讀者簡單梳理古蜀文明的發展過程。

作者：王天佑（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一部副主任）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李白在《蜀道難》中曾經感慨謎一般的古蜀文明。

楊雄《蜀王本紀》也曾載「蜀之先王名蠶叢、柏灌、魚鳧、蒲澤（卑）、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

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

20世紀80年代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的發現，90年代以成都新津寶墩古城為代表的四川史前城址群的發現，2000年成都商業街戰國船棺墓葬群的發現，2001年成都金沙遺址的發現……伴隨著成都這座古老而又文明的城市現代化進程，一次次偶然而又必然的考古發現，將一部波瀾壯闊的古蜀文明史從起源走向繁榮的過程清晰地呈現出來。

從文獻記載「不與秦塞通人煙」「不曉文字，未有禮樂」的西南蠻夷，到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等輝煌獨特的古蜀遺蹟遺物的大發現，考古——是穿越、連通、揭示、還原、印證、追趕傳說並理性求證的科學。

文學家與史學家的歷史「是書寫出來的文字，經歷了反覆的整合修飾。

」而一代代的考古人正是為著找尋失憶的年代，保存與傳承一份真切的回憶，踏上了穿越時空的旅程。

所以考古人的歷史是「看得見的實景，經歷了反覆的觀察摩挲。

」

三星堆出土的戴金面具辮髮青銅人頭像

壹.三星驚現——古蜀文明的高峰

過去，關於中華文明的起源只講黃河流域由龍山時代到夏商，20世紀70年代擴展到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層，長江中下游由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擴展到吳越、荊楚等。

而80年代成都平原上的考古發現，使人們的眼界大開——原來，長江上游的蜀地在四千多年以前業已完成了從「野蠻」到「文明」的歷史過渡。

當然，發展不可能是均衡的，但文明的曙光已經從成都平原放射出來。

而這個突破正是從廣漢三星堆的考古發現開始的。

1929年四川廣漢市真武宮發現玉石器，1933年正式考古發掘，1980年開始廣漢三星堆遺址發掘，特別是1986年三星堆一、二號器物坑的相繼發現，使成都平原中心地區一種新的文化「三星堆文化」的面貌逐漸展現在世人面前。

三星堆文化是一種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它源自中原青銅文化但又有濃厚自身文化特質。

廣漢三星堆兩個器物坑出土的文物，銅器中除中原文化常見的尊、罍、瓿、壺、盤等，還有許多極具地方特色的銅像飾，這些銅像飾是中國迄今發現的種類最豐富、體態最高大、年代最久遠的青銅群像。

包括凸目人面像、跪坐人像、大型帶座立人像、小人像、帶有金面具的人頭像、各式頭像、人形神像等，另外還有爬龍柱形器、人面像鳳鳥飾、鳥形飾、虎形器、蛇形器、獸面具、神樹等等。

這些出土文物造型奇幻、神秘怪誕、大氣恢宏、內涵豐富，一經發現，即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南方絲綢之路的起點」「世界第九大奇蹟」，其歷史、文化、科學價值可與同時期北緯30度上的古希臘、古埃及、古巴比倫等世界古文明相媲美。

三星堆出土的人首鳥身青銅像

三星堆文化的繁盛時期相當於中原地區的商，大致反映了四川古史傳說中的柏灌、魚鳧兩個王朝的歷史與文明。

根據文獻記載，在蒲卑以前統治蜀地的古族是魚鳧。

關於魚鳧，史籍記載較少，僅《蜀王本紀》有「蜀之先王名蠶叢，後代名曰柏灌，後者名魚鳧。

此三代九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以及「魚鳧王獵至湔水，便仙去，今廟祀於湔」等寥寥數語。

而魚鳧之前的柏灌、蠶叢等古族，由於歷史久遠，史跡幾乎難以尋覓。

對浩渺歷史典籍傳說的索隱鉤沉，再結合重要的考古遺蹟遺物的二重證據法，雖不能完全解釋所有的歷史謎題，卻是我們無限接近歷史真相的最科學、最有效的途徑。

《華陽國志·蜀志》載蜀之先王「蠶叢，其目縱，始稱王」。

在中國上古神話傳說中，還有一個名為燭龍或燭陰的大神。

燭龍與蠶叢都是蜀人原始宗教中的尊神。

燭龍是開闢神話中的天神，蠶叢是祖先崇拜中的祖宗神。

蜀人的天神燭龍和祖神蠶叢都是以「縱目」而聞名，蜀人的族名「蜀」又是以目大而著稱。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正是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縱目」「凸目」「大目」等各類銅像飾。

在三星堆遺址中，還發現了古城牆，兼有堤防、防禦、營建宮室與祭祀神壇等多重功能；信奉以天神、祖靈、神樹為中心的「泛薩滿教」，以青銅尊、罍和玉石璋、璧、琮為祭器，有政教合一的君主或大祭司等。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是古蜀族由蒙昧狀態走向文明高峰的實物見證，也使古蜀文明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顆璀璨絢爛的瑰寶。

三星堆出土的爬龍柱形青銅器

古城、古國、古文化，作為具有高度文化因素的早期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如同「天外來客」，吸引了無數考古人的苦苦探索。

尋根溯源，慎終追遠，也是考古人與生俱來的情懷。

經過幾代考古人苦苦尋覓，在成都平原發現的早於三星堆文化的「寶墩文化」和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為尋找三星堆文明的源頭提供了諸多的蛛絲馬跡。

接近半個世紀過去，三星堆古蜀國何以產生？又何以突然消亡？三星堆遺址居民的族屬為何？古蜀先王的歷史如何由神話傳說變為信史？太多的謎底需要揭示，其間的路似乎還十分漫長。

貳.金沙光芒——古蜀文明的輝煌

2001年，新世紀的鐘聲剛剛敲響，位於成都西郊的一個小村莊——金沙村，這個時候還是一大片廣闊的農田，零星地點綴著幾處農舍，一條古老的摸底河橫穿而過。

看起來這裡和成都平原其他的農村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城市建設的步伐，打破了這裡的寧靜……一個塵封了3000多年的地下寶藏隨著現代化機械的轟鳴聲悄然打開，無數的金器、銅器、玉器、石器、象牙等珍貴文物破土而出。

隨後考古人員立即在此區域進行了長時間、大規模的考古勘探與發掘，確認這是一處面積近15000平方米的古蜀王國的專用祭祀區。

整個金沙遺址出土的珍貴文物多達6000餘件，包括金器200多件、銅器1600多件、玉器2300多件、石器1500多件、漆木器10多件，出土象牙總重量以噸計算，此外還有數以千枚的野豬獠牙、鹿角、數萬件的陶器。

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青銅壺

「成都發現了又一個三星堆」，2001年春天的成都因此而沸騰了。

金沙遺址的繁盛時期相當於中原地區的西周，大致反映了古蜀蒲卑族的歷史與文化。

在漢晉以後文獻記載的傳說中，望帝杜宇是蒲卑族最後一個君王。

三星堆和金沙引起世人注目和極具視覺衝擊力的，都是那美輪美奐的蜀文化重器——禮器。

但兩處的禮器也有明顯的區別：三星堆禮器群以青銅器見長，金沙禮器群則以金器和玉器獨具特色；另外，金沙的石跪坐人像、石虎等數量眾多的石雕像在國內尚屬首次發現，數以噸計的象牙更是罕見。

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相距不過40多公里，在如此狹小的一個區域裡出現如此眾多的代表著高超技藝和政治權力的遺物，不能不說是古蜀文明史上的奇觀。

就兩地出現的燦爛奪目、極富神秘色彩的遺物判斷，它們分別是兩個權力中心是不容置疑的。

從三星堆到金沙是同一文化內兩個中心的轉移，其內在動力是文明中心所在地環境的變遷與選擇，或者是對更廣闊的資源和財富的嚮往，或者是政權的更替。

但這種權力中心的轉移並沒有使古蜀文明的傳統中斷或發生轉移。

歷史和考古發掘證明，金沙這一新的文明中心具有更加優越的發展空間。

三星堆出土的縱目青銅面像

與三星堆遺址相比，金沙遺址具有明確的規劃和不同的功能區域。

如果說金沙村是這一新的文明中心的祭祀區（權力中心），而緊鄰其北部的黃忠村則是宮殿區和生活區。

黃忠村的繁盛時期也在西周，它以豐富、全面的聚落形態種類具有了文明中心的主要內核：窖穴（灰坑）、窯址、墓葬、房址（黃忠村三合花園地點發現5座房址，最大的一座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5座房址布局極有規律，可能為一組建築，為金沙遺址宮殿區的一部分）等，而金沙村——黃忠村兩地直線距離僅700餘米，如果將它作為一個大的聚落載體來考察，其完整成熟的功能分區，代表著古蜀文明又一發展高峰。

金沙遺址興盛於公元前1200年左右，此時恰與三星堆的衰落時間相接踵，可以說金沙直接秉承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壯大。

三星堆和金沙均為政教合一的神權政體。

金沙遺址秉承了三星堆突出「神靈」「祖靈」的傳統，也突出了對太陽的尊崇。

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的厚度僅0.02毫米、重量20克的「太陽神鳥金箔」為一個圓形的圖案，由內外兩部分圖案組成，內圈是順時針旋轉的太陽，太陽的光芒由順時針旋轉的12道鏤空的弧形芒線構成，象徵著旋動的天體，引導著生命的輪迴；外圈是逆時針飛翔的四隻神鳥，首尾相接，圍繞著太陽逆時針飛翔。

這件金箔生動地再現了遠古人類「金烏負日」「日中星鳥」等神話傳說故事，體現了古蜀人對太陽及神鳥的強烈崇拜。

郫縣獨柏村出土的虎紋青銅戈

對太陽的崇拜其實是遠古人類共有的習俗。

日出日落、晝夜變化、四季更替，讓遠古人類直接感受到了太陽的強大力量。

從埃及的「霍魯斯」到古希臘的阿波羅，從印度的「因陀羅」到古瑪雅的太陽神廟，無一不是表現著古人對太陽的尊崇。

中國古代的先民們還常常將太陽與鳥聯繫在一起。

在中國遠古神話傳說中，太陽鳥就是陽鳥和鳳凰，鳳凰的「凰」字（即「皇」字）正像太陽鳥的形狀，被賦予了美麗輝煌和崇高無上的含義。

「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的神話，東方民族的鳥生傳說，鳳鳴岐山的受命故事，乃至於三皇五帝和秦漢以後最高統治者的稱號，都與太陽和鳳凰有著密切的關係。

古蜀人虔誠地將黃金——這一人世間唯一擁有太陽光芒的物質，錘鍊成「太陽神鳥」的時候，他們也許無法想到在3000多年以後的今天，它將作為中國文化遺產的標誌，傳遍中華大地。

人們在慶幸找到三星堆余脈之時，也似乎找到了成都城市文化的DNA。

金沙遺址的發現將成都的建城史由2300年推進到3000年多年。

金沙的玉器也有其獨特而鮮明的地域特色，同時體現出受到長江中下游早期文化、黃河上中游地區等多種玉器的深刻影響。

如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的十節玉琮，來自於4000多年的前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

而這對於3000多年前的金沙人來說已經是一件有著1000多年歷史的「古董」了！

金沙遺址出土的金冠帶

在《史記·大宛列傳》中記載了一個故事：張騫在今天的阿富汗地區看到集市上在販賣產自四川地區的邛竹杖和蜀布。

商人們說這些東西是從身毒國買來的。

身毒也就是今天的印度。

張騫由此推測：阿富汗離漢朝一萬二千里，處於漢朝西南；印度又處於阿富汗東南幾千里，有蜀郡的產品，這就說明印度離蜀郡不遠了。

出使大夏，要是從羌人居住區經過，不僅地勢險要，且羌人厭惡；要是稍微向北走，則會被匈奴俘獲。

而從蜀地前往，應是直道、又沒有侵擾者。

通過歷史考古學者多年的研究和考證，這條通路的諸多證據已經顯現在了我們面前，它就是「蜀身毒道」，也就是今天我們熟悉的南方絲綢之路的前身。

如果今天我們站在歐亞文明體系來看，三星堆和金沙並非偏遠之地，它反而處在這個中西文化或者中外文明交流的前沿了。

金沙遺址出土的金面具

高聳的大山、艱難的路途似乎從未阻止過蜀人與外界文化的交流與往來，古蜀人以無比堅定的信念和力量與周圍乃至世界的文明進行了深刻交流、互動和影響，古蜀文明與黃河文明、長江中下游文明一樣，成為輝煌的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叄.馬家餘響——古蜀文明的交融

開明氏是秦滅巴蜀以前統治蜀地的最後一個王族，統治時間從春秋時期到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止。

《蜀王本紀》曰：「荊有一人，名鱉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

鱉靈屍至蜀，復生，蜀王以為相。

時王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鱉靈決王山，民得陸處。

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

帝自以德薄，不如鱉靈，委國授鱉靈而去，如堯之禪舜。

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奇帝」。

《後漢書》載「荊人鱉令死，其屍流亡。

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

杜宇號曰望帝，自以為德薄不如鱉令，以其國禪之。

號曰開明帝。

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也」。

此類記載，傳說的成分較多，但也不乏可信之處。

種種跡象表明，開明氏不是蜀地的土著，他是由楚地入川，因治水有功，取代古蜀蒲卑族最後一個君王杜宇而成為蜀地最後一代統治者。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弱肉強食。

「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

水通於楚，有巴之勁旅，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

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

這是《華陽國志·蜀志》記載的秦將司馬錯給秦惠文王滅蜀的建議。

為了應對新的政治環境和「國際局勢變化」，偏安一隅的古蜀王朝的政權體制必須做出大的調適。

三星堆和金沙時期的神權政體衰微，代之的是至高無上的軍事政權。

在新的形勢下，三星堆和金沙那種因神權政治的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從事的各種宗教祭祀活動已經無暇顧及，青銅原料主要用於製造兵器和實用器。

這一轉變自然引起了全社會整體觀念的轉變。

保家衛國成為維繫社會的精神紐帶，是全社會的凝聚力所在。

此時，對人的重視程度明顯高於神權政治時期。

所以這一時期，作為儀式用具的青銅器物逐漸減少或絕跡，玉器只余少量裝飾品。

戈、矛、劍、鉞等兵器和斤、鑿、鋸、鍪等實用器物比較多。

20世紀80年代在成都市新都區馬家公社發現的木槨墓，墓主被認為是開明九世至十一世中之一世。

在其腰坑內出土了180多件青銅器，其中的出土的有鼎（「邵之食鼎」銘文鼎）、敦、壺、豆、罍、釜、甗、盤、匜等青銅容器，無不具有同時期楚文化的因素。

而三星堆和金沙時期那些極具自身文化特質的遺物已經幾無痕跡，代之而起的是戈、矛、劍、鉞、刀、鋸、鑿、斤、雕刀等巴蜀兵器和實用青銅工具。

古蜀文明在夏商周時期曾輝煌上千年，它北與中原進行雙向交流，東化荊楚，西涵「藏彝走廊」，南通南中、東南亞並與西亞交往。

但在短促的強光閃爍之後似乎很快消融，到了西周末期至春秋時期突然黯淡失色。

戰國時期引進了巴文明，形成了巴蜀文化發展的又一個峰點，可是以新都蜀王墓、涪陵巴王墓、商業街船棺葬等考古發現為代表，那些能代表古蜀文明自身文化特質的美輪美奐的遺物似乎中斷，已不能與同時期東周列國本族文化的發達情況相提並論了。

公元前316年秦並巴蜀，古蜀文化體系逐漸被西北來的秦文化與東南來的楚文化所涵化，消融在中華大文化區之內。

秦漢以後的蜀文化只是一種廣義的地方性文化，它有繼承古蜀傳統，保持固有文化面貌的一面，但它與其他地方性文化之間，已由「大異小同」演化為「大同小異」，失去了特質。

當然古蜀文明的餘響甚為久遠，這則是後話了。

（本版圖片：光明日報記者 李韻攝/光明圖片）

《光明日報》（ 2018年07月28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