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之名

「定名」與「相知」是揚之水在名物研究中不斷重複的詞，「定名」針對「物」而言；「相知」，則須出入於「物」與「詩」之間，以此打通二者之聯繫。

翻《說文解字》，「名」的解釋很有意思：「名，自命也，從口從夕。

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

」

名字而已，為何這般重要？這問題先賢早有論證。

《論語》中：「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孔子此處之「名」，雖已由本義生髮出「名分」的內涵，但此番生髮，仍根植於其本義。

張岱年先生認為，此處所謂正名，就是要讓名實相符。

在孔子環環相扣的邏輯鏈條里，「名」是構建社會秩序的根本基礎。

孔子論名，強調其在政治中的應用，至於公孫龍、墨子、荀子等人，則進一步推演出「名」對於普通事物的重要性和「名實相符」的意義。

其實細細想來，便可知道，倘若萬物無名，則人大概近乎失語。

構建在語言文字中的一切燦爛輝煌，將瞬間黯然。

倘若「名實不符」，則世間的一切討論將失去準確，雞同鴨講。

正因如此，董仲舒說，「萬物載名而生，聖人因其象而命之」。

萬物之名藏於其自身，但卻只有聖人能觀其象而察其質，給予它合適的名字。

這等描繪當然不免過於理想化——物件如此之多，聖人如此之少，哪裡忙得過來，不過卻很能說明古人為物命名的審慎。

而在時間隧道中暢行之文物，又常有歷朝歷代有識之士修正其名，物名背後的文化內質和講究，由此層累成殼，更增深厚。

只是，時過境遷，滄海桑田，古今易變，物是人非，物的壽命往往比人和記憶的更長久。

古物散落於今人之手，物不開口，今人瞠目古時月，多數時候只能落得「物我兩忘」的尷尬。

而這一困窘，正是揚之水在《定名與相知》中試圖解決的難題。

縱使相逢應不識

也不是沒有前輩嘗試解決這個問題。

歷朝歷代都有文物出土，零零碎碎的撫今追昔，不絕如縷。

文物研究真正在文化界掀起波瀾，還要數宋代的金石學。

不過，呂大臨、李清照等人關心的器物範圍相較於今日文物要窄得多。

他們的心頭所好，一是青銅器，為金，二是碑刻，為石。

對二者的研究合為金石學。

而在青銅器中，雅士們又更偏重帶銘文的器物，關注其中的文字。

說到底，真正讓這些文人興趣盎然的，還是古時傳下的文字和其中蘊含的信息。

不過，通過對銘文的解讀，竟時常發現銘文中有器物的名字。

器名之謎，由此迎刃而解。

如此「定名」，關鍵在於認字和類比。

銅器之名惹人關注，當然也因為這些銅器事關禮法秩序。

宋徽宗著意於禮制改革，追溯古意，制禮作樂，倘若所做禮器張冠李戴，無論是當時後世，終不免貽笑大方。

正因如此，宋人研究器物，雖範圍有限，但卻以探源、補經、糾錯為目標，建立了相對完整的分類定名體系。

此後元明清各代金石名家的工作，幾乎未能超過宋人圈定的範圍。

近代以來，考古學家接手金石學家的工作，致力於對文物的研究。

在考古學時代，無論是文物的時代範圍還是材質範圍，都遠較「金石學時代」為寬，不止三代，連宋元明清的日常器皿也是文物了。

金銀銅鐵、陶木漆骨，但凡能留下的東西，都是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職責之所在。

不僅如此，在考古工作者的理想中，對文物信息的發掘也應該更為深入全面，誠如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所描繪的，「古器物學的原始資料……必須經過有計劃的搜求、採集和發掘，最詳細的記錄和儘可能的校勘，廣泛的比較，方能顯出它們真正的學術價值」。

從發掘源頭到整理分析，強調全方位的細緻，目的在於最大限度地發掘文物可能存在的信息。

可問題是，隨著文物範圍的拓寬，絕大多數文物身上可都是沒有字的，記錄文物的發掘地點和地層位置，可解決不了文物的身世問題，連文物的名字都定不了，那該怎麼討論文物相關的種種問題呢？面對「縱使相逢應不識」的窘迫，通行的解決方案是，起個標本代號，或者根據類型學研究的結果起個新名字，先行討論其他基礎問題——考古工作者並不是不想搞清楚文物原本的名字，但經歷過田野考古的人都清楚，在有限的時間和精力下，能把一個工地的大小事務梳理得清清楚楚、讓考古報告在幾年內出版完成，已經足以讓人精疲力盡了。

精力有限雖是個很充分的理由，爬梳經史考訂物名難度太大，也是令人羞赧但又不得不承認的原因。

能像宋人那樣辨析金文已屬不易，面對周身遍體找不出一畫字來的文物，想要叫它一聲讓它答應，就是宋人也難有這般能耐。

雖然考古學引進之初，蔡元培、李濟等人仍保持著對傳統智識的清醒：「我們現在做考古學的同志，不可忽略自宋朝以來，中國考古學這段光榮的歷史。

」但是現行教育體系下，眾多從業者鮮有舊學基礎，難以用實際行動響應這一號召。

當然也有例外，如宿白先生所撰《白沙宋墓》，是對考古學與傳統考訂之學的完美結合和全新開拓，堪稱典範，但此本一出，卻幾成絕唱——不是不想學習模仿，實在是太難模仿了！

在「人」「物」面面相覷的狼狽中，方能見出《定名與相知》以及揚之水眾多其他著作的意義來。

此名安處是吾鄉

從揚之水最早的著作來看，她最初的興趣似在於文，而非物。

實際上，若讀書有窮根究底的精神，則由文入物，既是「迫於無奈」，也是自然而然。

就如國人最為熟稔的唐詩宋詞、四大名著，中間多少物事描寫，誰能一一說清？囫圇吞棗倒是不影響情節，但卻讓原作者苦心經營的畫面感付之東流，詩意大損。

如李商隱有「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之句，倘若不知唐時需用燭剪調亮燭光，恐怕對作者想要挑燈長談、共訴衷腸的心境難有體會。

揚之水大概是不願錯失前賢的一番心血，便把目光轉向了海量出土的文物上，希望一探究竟，由此便一發而不可收，竟踏出一條為物「定名」的道路來。

這道路說來也並不算新奇。

古代詩詞小說中有大量關於物的名稱與描寫，出土壁畫和傳世繪畫中有形形色色古代情境的描繪，庫房中有種種不知名的遺物，三者對照，尋尋覓覓，自然能有所收穫。

一番對比，不僅能把物名弄清，往往還能順便把工藝源流、類型式樣研究得清清楚楚。

如《定名與相知》中談及花頭釵簪，其名稱由宋元話本中的名稱「花頭」談起，物證取於宋墓所見的金釵銀簪，同時又附上出土壁畫上的婦人形象，多重證據展開，讓當時婦女頭上風景的可能性一覽無餘。

這方法看起來甚為輕巧，似不過是現成材料的對應，呈現的成果似乎也不過是個名字身世。

用揚之水的淡雅筆調說來，仿佛是自我介紹的頭一句，一切都理所應當。

看似簡淡，其實是揚之水舉重若輕。

難易究竟如何，一試便知。

倘若不是對文、畫、物三者極為熟悉，此類研究根本無從著手，就算上手也難免顧此失彼。

難便難在於海量文獻、文物資料數據中的貫通自如。

而揚之水或由文入物，或由物及文，竟毫無滯澀之意，實在令人嘆服。

再加上其文思泉湧，用力又勤，撰文之快，讓人應接不暇。

無論是文史功力還是治學態度，我輩望塵莫及。

讓文物回歸古名，而非囿於出土代號，其意義，在於相知。

荀子說，名定而實辨。

考古現場，脫離情境的出土物，就算再精美，也只能棄用。

因為出土情境包含了文物最基本的信息要素。

而文物本名，其命名之時，亦有情境，失其名，則失其境，即失其實。

文物由古至今，宛如時光遠行，無法逆轉，倘若失其名姓，則在人們的精神世界中，文物亦再無「回鄉認親」的可能。

恰如動畫片《尋夢環遊記》中的設置，死者的名字如果在生者的記憶中消失，那麼它在陰間的靈魂也會消失——定名，著實是在為文物鋪就回鄉的道路，亦是為今人尋找未曾抵達過的前世過往。

揚之水的定名工作，在古今相知之外，亦能讓學科相知。

如今學科越分越細，學者越鑽越深，同一學科不同方向，而雞犬不相聞的情況，層出不窮，遑論不同學科的壁壘。

中國考古學原本系出於歷史學，但兩者分道揚鑣之後，各有側重，漸行漸遠。

考古人知書不足，史家知土難懂，誰也看不明白誰的成果，那便談不上利用。

考古學與歷史學如此，中文、哲學就更插不上話了。

由此造成的斷裂，使得學科間的交流無法真正碰撞出火花來。

揚之水的定名，正跨越在文史與考古文物之間，以物之名，為文史研究和文物研究構建了曼妙的橋樑，文史學者由此而知物之工巧，考古學者由此而知物的身世。

有橋上相會之日，方有學科相知之時。

定名之力，功莫大焉。

《定名與相知》副標題為「博物館參觀記」，意欲彰顯博物館展覽於新知所獲的貢獻，這是揚之水對博物館眾多幫助的感念。

但實際上揚之水這樣的定名者對眾多博物館來說也是難得的「寶庫」。

倘若無「揚之水們」嘔心瀝血地在文海中乘風破浪、在書山中披荊斬棘，展覽中不少精彩文物的名片——說明牌，只能付之闕如。

從這一角度來說，揚之水的定名，又帶來第三重「相知」——也是眾多文史普及工作者孜孜以求的願望——讓普通的博物館參觀者，亦能夠藉此步入窺探古代世界的門徑。

這一重相知，讓沖在專業與公共對話邊界的博物館，真正實現了它的溝通功能。

柳永說，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但其實，倘無「浮名」，喝不上小酒，倘若無「名」，喝了酒也唱不出詞兒，那也就唱不出味兒。

揚之水自謂尋名於微處，言極自謙，但處處尋微定名，已成就一片歷史的星空。

看似「點點星光」，不過是因為觀者距離渺遠。

離得越是迫近，越是能知道每一點星光似微實巨。

那背後蘊含著的聚變式的努力，是我們難以想像的。

（作者系北大考古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中國教育報》2018年10月2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