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簡重光 絕學復興

中華民族號為禮儀之邦，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最後奠定輝煌之宗周禮樂文明，有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從一人之冠禮、喪禮，到一邦之吉凶軍賓嘉五禮，幾至於無事不關涉禮。

有威儀可觀，有等級可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仁義內蘊，忠誠外化，當廷為謙謙君子，萬民之望；臨陣為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仁覆四海，義襄天下，鐘鳴鼎食，金聲玉振。

庶人模仿，戎狄觀化，蠻夷嚮慕。

惜乎後世積靡，天王狩於河陽，八佾舞於魯庭，士子數典忘祖，諸侯習儀亡禮，終至禮崩樂壞，仁義陵遲。

然而後世之賢士大夫，無不孜孜以求重興禮運，再開太平。

孔子、七十子之後，漢廷定儒學獨尊。

至宋明之時，士人鄉紳聚族復禮，以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民風淳樸，彬彬有禮。

清乾嘉之時，三禮之學大盛，有以禮代理之論，清學殿軍孫詒讓以《周禮正義》為經學時代畫上句號。

可嘆後世發奮圖強之際，卻自怨自艾，曰禮殺人，以祖有罪，欲移風易俗，全盤西化。

然當此之時，禮失而求諸野，仍可體會主人待賓客之誠，賓客報主人之深。

惜乎自此之後，逐漸禮棄而不講，儀變而莫究，世道疊運，中西交會，終至今日莫知所守，莫知所往，莫知所信，莫知所尊。

積澱千年之禮義，浸淫百代之斯文，必將貞下起元，一陽來復。

方今之世，誠信待立，大雅需興，舍禮，何由何從？

然而書生論世，多以為迂闊；六藝經世，終難見速效。

故士君子或隱於鬧市，或居於鄉里，獨抱遺經，箋註疏贊，思系千載，神遊九州，補前修之未備，繼往聖之絕學。

就中創穫猶多者，實為禮學。

歷代禮學著作汗牛充棟，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皓首窮經，白頭立說，學者皆視為畏途。

然夫子後裔孔德成於台灣執教禮學五十餘載，桃李成蹊，更將士婚禮等攝為電影，學界稱為美談。

大陸陳公柔就考古發現論士喪禮、既夕禮之喪葬制度，張長壽據出土遺蹟論牆柳與荒幃，士林為之擊節。

武威漢簡《儀禮》出，千載難逢，陳夢家、沈文倬及三地學者研究紛紛，至今不絕。

近來戰國楚墓中遣策、祭禱、占卜類竹簡疊出，與三禮名物相關，馬王堆帛書中有喪服圖，郭店楚墓竹簡、上博博物館藏簡中直接關涉禮者如《天子建州》《昔者君老》《內禮》《君子為禮》諸篇，去聖不遠，可供研究者多。

昔日楊寬《古史新探》以出土文獻證傳世文獻，新探籍禮、冠禮、大蒐禮、鄉飲酒禮、饗禮、射禮、贄見禮，名滿天下。

如今耆學碩儒多已老成凋謝，三禮之學，其有師法之傳、以學名家者寥若晨星。

然此中以絕學矯世者有之，知儀不知禮者有之，征傳世文獻而不究出土文獻者有之。

故相關著作雖時有所見，而探本窮源者罕有所聞。

雖可喜禮學不絕若線，亦可嘆禮運時命不興。

今喜見楊華教授之《古禮新研》（商務印書館，2012年），考察古代禮儀制度，學有師法，成一家之言，令人耳目一新。

其先論禮樂制度與中國傳統文明，考察先秦制禮作樂至禮崩樂壞之歷程，追尋禮義，而不止於瑣屑儀節；繼以出土文獻、異族之說、外來觀念以考殷高宗「諒闇不言」與君權交替之事，示人其研究方法，實乃陳寅恪所總結王靜安之「二重證據法」；其下分論禮學諸問題。

篇末《上博簡〈天子建州〉禮疏》《上博簡〈武王踐阼〉集釋》《〈序寧禱券〉集釋》三篇，展示作者之研究路數，正是乾嘉學者先為資料長編之法，且「以小學入經學，則經學可信」。

故其所論諸文，根本深厚，皆有可觀及可資啟發之處，如《新蔡楚簡所見祭禱禮儀》《新蔡楚簡祭禱禮儀雜疏》之類，便引發學界之種種討論。

雖或容有不同意見，後來者卻不得略過其說不表。

楊華諸文，尚有一特色，乃窮舉相關資料，兼以大量圖表以清眉目，有量化研究之風。

其所猶擅長者，乃係統之研究。

自集釋入手，而又能貫通而升華，積壘土而為九層之台，兼諸善而至神明自得，打通甲骨、青銅器、簡帛、封泥、地券，穿插於思想類、數術類、遣策類簡帛，流轉於戰國簡與漢簡，古書與文書等學科區塊，縱橫捭闔，為鴻篇巨製。

此等功夫，在同輩人中罕有其匹。

如其考究先秦用血制度兩篇，一為《先秦血祭禮儀研究》，一為《先秦釁禮研究》，本源三禮，上通殷商，浸及原始巫術，下涉漢宋，遠涉子集二部，復又論及儒者起源之公案，故有新見解；其《楚簡中的諸「司」及其經學意義》，剔羅扒梳楚簡與經書，又據齊侯壺而論《周禮》成書時間之舊訟，因得新觀點，繼而又考《堯典》「六宗」之舊難，遂提新證據。

再如《說「謫」——兼論漢代政治譴告理論的民間基礎》一文，勾連簡牘、買地券、經典、道教文獻，清理出民間信仰中長期流傳而不為學界所知之專題。

凡此諸文，不僅皆極具開創性，且其積累之深厚，問題意識之敏銳，實為罕見。

而其以楚簡中之「上下」、「內外」為楚人祭禮中之神靈分類，則展示統合之能事；以墓葬中出土之器具、簡牘、標籤、封泥以考楚地助喪禮儀，論襚、賵、遣，則凸顯如炬之目光，皆金針度人，授人以漁，啟發良多。

至若其論楚禮廟制，則本楚簡材料，闡明楚人祖祭禮制總體仍近周禮而別於殷制，是故中原文化斥其為「淫祀」，實因其不如周禮之嚴格細密而已，此說足以糾正過去之偏見。

其《「五祀」祭禱與楚漢文化的繼承》一文，又據出土竹簡文獻，釐清經學史上聚訟千載之問題，表明《禮記·祭法》基於五祀，復吸收楚地司命、厲二神，終成「七祀」，則楚文化與中原文化之關係，又有需改觀者。

然《楚地水神研究》一文，卻揭示楚人違禮越望之祭。

但此三文恰表明楚人與中原文化之辯證關係，不可一概而論，不可一葉障目。

與上述開創性之研究不同，《戰國秦漢時期的里社與私社》一文，乃在諸多前賢論述之基礎上為更上一層樓之研究，利用最新出土文獻，自戰國述及秦漢三國時期，定讞不少懸疑爭辯之難題。

然簡牘之學，於今已枝繁葉茂，日進千里，網上文獻之湧現，需以分秒計，今是昨非者所在皆是，連環待解者觸目可及。

《古禮新研》中許多文章雖在出版前不斷更新補充，亦難免有今或可商之處。

如「舉禱」之釋，「槁木三年，不必為邦旗」之解等等，或還可再討論。

然此類問題，為任何一部與簡牘相關之著作所難免，更何況楊華此書面試於2012年3月。

其所依憑時賢前哲之說，如莊周之年世，「顓頊」、「太一」之讀，齊侯壺之年，「十大經」之名，「世俘解」、「詮言訓」之稱等等，或還可以再商量，但此則為責備賢者之說了。

書中隸定古簡文字，造字雖多，然校對精細，錯訛罕見。

其或為手民之誤者，僅有幾見，如所引孟蓬生文《上博楚竹書（四）閒詁》之「閒」恐當為「間」之訛，所引王博文《釋「三年槁木，不必為邦旗」》，當為「槁木三年」，此純為苛責之贅言。

要之，楊華《古禮新研》一書，上及原始巫術、殷周之禮，下至唐宋民俗，本於傳世文獻，依託出土簡牘，兼及金文、地券、封泥等出土文獻，證經補史，稽考群疑，並為創造性之研究，為禮學返本開新，洵為經典之作。

數十年來，地不愛寶，湖湘皖豫賴其天賜之地下條件，出土大量楚國遺物，簡帛名物得以保全，時有轟動學界之消息。

諸地域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獨領風騷。

荊楚大地，珞珈山上，時有高朋滿座，百家爭鳴之會，於湖光山色之中，頌屈子之騷，讀楚人之簡，正是惟楚有才，於斯為盛。

楊華畢業於復旦，執教於武大，綜兩校之長，兼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其將來之更大成績，可以期待。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