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口述史 張一兵：在田野中追尋深圳特區歷史遺蹟

張一兵（左二）在深圳某祠堂訪談村民。

1992年初，我作為歷史專業學者，來到深圳博物館從事深圳古代歷史的研究工作。

機緣巧合之下，我加入了深圳歷史文化研究者的行列，寫出了迄今為止深圳唯一的一本古代通史著作《深圳古代簡史》。

在研究深圳古代史的過程中，我發現由於深圳近代以來只是一個小縣城，純文獻的研究基本無法滿足通史著作的要求，於是不得不依照前人提供的線索，到廣袤的田野中追尋歷史的遺蹟遺物，訪問鄉望紳耆，獲益良多。

作為一名科研工作者，這些都讓我覺得當年放棄北京的工作和生活，來到深圳的決定非常正確。

正是因為我來到了這座特殊的城市，這裡有這樣一大批文物，一大批文化遺產，一大批奮發向上的城市管理者，一大批從心底里熱愛這座城市的新深圳人，一大批文化遺產的保護、研究者，一個健康良好的學術氛圍，才使我獲得了這些研究成果，我很欣慰。

2008年前後，張一兵在龍崗街道考察老屋。

本版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一張調令決定命運

1992年之前，我在北京的中華書局從事文獻整理和出版工作。

中華書局是全國最優秀的文化單位之一，很多學術界大師級人物，都在那裡工作過，如啟功、楊伯峻、鄭天挺等先生。

所以對於我們這些從事古典文獻工作的人而言，這個單位已是少數最好的之一了。

作為一名學者，我們總是想著要在專業上有所成就。

但環顧周圍同事，個個都是人中翹楚。

尤其是我們的導師一輩，基本上都是全國學術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我們想熬出頭非常困難。

當工作了幾年，仍然一無所成的時候，我們感覺非常灰心喪氣。

而且北京的收入、自然環境都不怎麼樣，所以如果有好的機會，我們肯定會想要離開了。

這時也有一個家庭原因：我父母都在廣州生活，後來母親在廣州去世，我父親要求我們三兄妹至少有一個到他身邊。

我思前想後，只有我比較方便調動，就決定來廣州工作。

1992年春節我去看父親時，他的一個學生也從深圳到廣州看望他。

交談時，他得知我正準備來廣州工作，就向我父親提出，深圳是經濟特區，發展前景不錯，可以去試試。

我是從海外留學回來的，又是吉林大學碩士研究生，還在中國最有名的中華書局工作了5年，這3塊招牌在當時還是很有市場的，於是我決定到深圳試試。

2001年，張一兵在山西榆次清虛閣。

到深圳後，我父親的學生剛好要去圖書館和博物館等單位辦事，我就隨他先去了深圳圖書館。

當時圖書館還在荔枝公園，但遺憾的是深圳圖書館的收藏方向是社會發展、經濟、科技等，沒有考慮收藏古代文獻，甚至連一本線裝書都沒有，與我的專業不符。

博物館也在荔枝公園，兩個地方離得很近。

我們剛到博物館門口，恰巧碰到時任深圳博物館館長黃崇岳，他隨即帶我們回辦公室。

路上聊的時候，他知道我在中華書局工作了5年。

他曾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老師，對中華書局非常熟悉，說：「我們現在就缺一個專業研究歷史的人，你能來就最好了。

」深圳博物館當時做器物考古研究的有十多人，原來還有幾個歷史專業大學生，但後來陸續調走了，所以急缺歷史方面研究人員。

然後他就把幾個副館長叫過來商量，並告訴我一兩天之後答覆，我就回廣州了。

回廣州不久，我就收到通知說深圳博物館已經通過了，文化局也同意了，我可以先回單位等消息。

當時我也在廣州幾家單位找工作，大家對我都比較有興趣。

敲定的有3個單位，一個是中山大學，一個是廣州大學，一個是深圳博物館。

我就想，哪個單位的商調函先到，我就去哪裡。

深圳經濟特區當年的辦事效率非常高，沒過幾天商調函就發到我們單位，比其他單位調令至少早了一個星期，而且給的待遇也很好，就這樣我決定來深圳了。

工作第一天丟了自行車

1992年2月，我就來深圳博物館上班了。

上班後館長交給我的第一個任務是和「特區研究室」同事一起編著《深圳經濟特區創業史》。

這是上級交付的任務，我們的工作是聯繫早期來深圳建設的老工人、老領導、政府職員等，了解他們當年的生產生活情況，還要翻閱已有文獻進行增補等等。

因基本上都是在市區各處聯繫，也沒有什麼交通工具，只能騎自行車。

所以工作第一天，研究室主任莫小培就帶我到單位附近花了100多塊錢，給我買了一輛嶄新的自行車，然後我們就騎著自行車出去工作了。

當天是到華強路找一個人，大門口有停放自行車的鐵架子，我們就把自行車鎖在那裡，進去找人。

進去之後發現人沒在，我們就出來了，前後花了不到兩分鐘時間。

沒想到一出來我就發現我的自行車不見了，同事的舊自行車放得好好的。

找自行車的時候，我們居然發現，在我們背後就是派出所。

我們去派出所報案時，民警問我：「丟了幾輛自行車啊？」當我老實地說「一輛」時，民警說：「不丟10輛自行車就不算深圳人。

」

回到單位之後我們說新買的自行車丟了，人家還不信，懷疑我們都沒有買。

最後我只好自己又花錢買了一輛，但沒過多久還是丟了。

《深圳經濟特區創業史》大概做了半年多的時間，我們按照提綱把文本完成了，整本書大約20萬字左右，涉及50個左右的人的資料。

這是我到深圳做的第一件與深圳歷史有關的事。

做這件事的一個額外收穫是，我把深圳市內的路都跑熟了。

著手撰寫深圳古代史

《深圳經濟特區創業史》完成後，深挖深圳歷史文化的要求就開始提到議事日程，相關選題《深圳通史》被報到市文化局。

文化局批了之後，課題總策劃人黃崇岳館長就找我們討論具體操作問題。

當時有兩個方案，第一個是寫一本「深圳通史」，另一個是分開寫「深圳古代史」和「深圳近現代史」。

最後選擇的是第二個方案。

另一個執筆人是楊耀林副館長，他讓我先在「深圳古代史」和「深圳近現代史」當中挑選一個題目，餘下的歸他。

古代史研究是我的本行，也就很自然地選擇了古代史。

兩塊硬骨頭，我把自己感覺更硬的留給了楊副館長。

當時深圳公布的土地面積是2021平方公里，古代史就要涉及這麼大地方中地下埋藏的遺蹟、遺物，挖出來的刀槍劍戟、罈罈罐罐等文物。

其實歷史上的深圳比現在大很多，原來香港就是寶安縣的，現在的香港本身就是割讓了3次之後的版圖，這些我們都要有涉及。

寫古代史的主要資料來源是方誌、文物以及前人寫過的有關深圳的文章和書籍。

涉及的考古報告等等。

對於實物，我首先要把有關深圳的出土文物看一遍，再把我們考古隊和科研人員寫的論文和考古報告看一遍。

我們博物館就是唯一一家深圳古代出土文物、徵集文物的收藏單位，主要的文物都在我們博物館，我找起來就比較容易。

其實主要工作就是重新讀書，把以縣誌為主的深圳古代文獻全部通讀。

縣誌之外還有省志以及全國性的方誌，例如《大清一統志》。

明朝萬曆以前，深圳屬於東莞，縣誌最初叫做《東莞縣誌》，後來才分開。

深圳總共有兩本縣誌，另還有一本殘本。

就全國而言，正規的縣誌有6000多種，平均每個縣有兩本，深圳相對來說還是比較豐富的。

400元買一張模糊照片

現存深圳最早的古代方誌版本是《康熙縣誌》。

上世紀60年代，廣東圖書館去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查有關廣東的孤本，查到了這本長期以來被認為已經遺失了的縣誌。

因為它是海外孤本（全世界只有一本），所以中山圖書館只好找了一位退休教師把它抄回來，然後找蠟紙，印了一個油印本。

我基本上是依賴這個油印本工作的。

但4冊線裝書，20多萬字，在抄寫過程中，肯定會出錯。

我在閱讀的過程中就發現，油印本有的斷句有問題，有的多字少字。

為了確保嚴謹，我不得不去北京圖書館查原來的版本。

這個孤本屬於珍貴文物級別，不允許拍照也不允許複印。

我跑遍全國重要的圖書館查資料，試圖找到第二本，但遺憾的是不僅書目里沒有這個版本，而且由於早年信息比較閉塞，北京圖書館的孤本又非常多，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這個孤本保存在北京圖書館，一般記載都說它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為了看到原始記載，我就必須跑到北京圖書館去。

在北京圖書館，需要查閱古籍的人都在一個房間裡，戴著手套，小心翼翼地看書、抄書。

還有工作人員專門坐在一個高凳子上監督，以防有人違反規定。

查看孤本的過程中，我希望他們能夠讓我拍照留存。

「這個縣誌就是我們深圳的縣誌，你們不把原始的版本給我們可以理解，但是我們總覺得少了點什麼，只是拍幾張照片而已，你們作為國家圖書館應該支持我們的訴求。

」好說歹說，他們最後同意了，但是只能拍一頁紙，而且要他們自己的攝影師，給我拍了寄回深圳。

最後寄回來一張模模糊糊的照片，還要400塊錢，底片還不給我們。

在早期，我們找研究的資料就是這麼困難

《深圳古代簡史》全書20萬字，是到目前為止唯一一本深圳古代歷史著作。

成立文物考古鑑定所

其實本來成立博物館的時候，就應該成立文物考古研究機構了。

但是，囿於各方麵條件的限制，早期的深圳博物館只有一個考古隊。

常規的工作就是幾個考古隊員，帶上水壺，騎著自行車，在深圳各地奔波。

特區到處都在建設，經常不是這裡發現了墓葬，就是那裡掘出了大堆的陶片。

那時候文物保護和經濟建設矛盾也比較突出，法律遠不完善，文物保護工作步履維艱，經常發生老闆要搶工期，考古隊要發掘保護的僵持情況。

就在這種工作環境下，在深圳市文物局成立之前，考古隊已經對各種遺址，進行了近200次發掘或者試探性發掘，工作量還是挺大的。

2000年前後，隨著深圳考古的發展，相關的法律法規也逐漸完善，考古隊的實力慢慢增強，進行歷史、考古的人才逐漸多了，能夠成為一個班子，成立一個專門考古機構的專業條件已經形成。

而且從外部條件上講，深圳從1988年就成為計劃單列市、副省級城市，在文化建設上也應該與城市的級別相匹配。

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籌備， 2004年下半年深圳市文物考古鑑定所正式掛牌成立。

考古所以原考古隊為核心，工作人員也從深圳博物館剝離。

很快深圳又成立了文物局，深圳博物館和考古所都在文物局領導下開展工作。

轉向深圳古建築研究

我在來深圳前期，曾與考古隊一起出去做些考古發掘工作。

在這個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尤其是深圳市文物考古鑑定所為我後來轉向深圳古建築研究，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幫助。

時任所長任志錄也很喜歡很了解中國傳統古建築，考古所一成立，他就設立了「古建築研究室」，在人員配備、課題經費、工作安排等方面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

古建築研究是一個邊緣學科。

在建築界，建築史本身就是一個邊緣學科，因此古建築研究是邊緣中的邊緣。

就我本人而言，除了文獻，我還一直非常喜歡實物的歷史，從「系統性」角度看，文獻似乎有些優勢；從「說服力」的角度看，實物明顯要高一籌。

因此，到了考古所之後，我就專業做古建築實物——文物的研究。

其實早在為寫深圳古代歷史而作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就看到遍布鄉間的村落民居、祠堂炮樓；加上我經常就深圳地面遺存的古建築向同行的前輩學者文本亨先生請教，逐漸了解到古建築研究領域的一般發展水平及深圳古建築還缺少專門研究的現狀，萌生了深入了解深圳古建築的想法。

我用了10年左右的時間，遍訪深圳1000多座古村落，記錄地面遺存的上萬座古建築，挖掘其歷史價值、科學價值和藝術價值。

在我研究的深圳古建築領域，深圳炮樓是第一個獲得官方支持的項目。

在除西藏以外的整個中國大陸，炮樓集中點只有兩個，一個是開平，一個是深圳——開平的炮樓是西洋式的碉樓，材料主要是鋼筋混凝土；深圳的炮樓是正統的東方炮樓，材料基本上是夯土的。

這種炮樓在深圳本來一共有600多座，但遺憾的是，長期的舊城改造等對以炮樓為代表的深圳古建築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

深圳的炮樓是中華民族土生土長的，我進行這項研究的目的在於，一方面想促進民眾文化意識的提高；另一方面是想呼籲我們的政府好好保護這些在深圳也在整個中國特有的炮樓。

系統記錄深圳文物

作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回顧往事的時候，最得意的應該是那些自己取得了，而別人沒有注意到或者別人還沒有走到那一步的成就。

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有創造性、有創意的內容。

在文獻研究上，泰山北斗太多，我做的基本上都是整理出版方誌，如《深圳舊志三種校點》等，都是基礎性的工作，要求字字有來歷，忠實描述前人已有的，但是沒有全面、系統做的內容，如古代史，我把它敘述成為一本書，一般是不允許有太多的創造性，創造性只能表現在你的史識史論上。

但是在古建築研究上，我覺得可以創造的東西比較多。

深圳的古建築文化太特殊了，所以我研究出來的內容很有特色，也能夠為深圳留下一些東西。

比如關於古建築的眾多圖片、數據資料——我整理、拍攝了數萬張深圳古建築的圖片。

在任何科學研究里，除了研究方法的正確、研究工具的效率之外，研究對象的數量也是成敗的核心問題之一。

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來自他們採集到了儘可能多的研究對象的標本，不足之處也恰恰在於研究對象標本的數量不足。

在我以前的前人沒有我現在的研究條件比如工具設備，記錄到的數量比我少得多；在我之後的後人，由於古建築被破壞的很嚴重了，他們沒有那麼多機會見到實物了，所以即使有更加先進的工具設備，但在原始資料的記錄數量上要超越我也比較困難。

所以我覺得我來深圳這一趟非常值得，我知道如果不來深圳，繼續在北京做文獻工作的話，我不大可能做出這麼多我所看重的成績。

我現在最想做的是，儘快全面記錄深圳古代的所有文物，地底下的我不知道，但地面上我們還可以看到的建築，一定要儘快進行系統的記錄，為後人留下這一筆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