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學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述評

作者：郭丹彤 劉金虎 （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

自1822年商博良正確破譯象形文字、埃及學因而誕生的近200年的時間裡，埃及學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近日，筆者參加了在義大利佛羅倫斯舉行的第十一屆國際埃及學家大會，有幸了解到發展至今日的埃及學，無論在研究方法上還是在研究領域，都有了新突破和新拓展。

羅塞塔石碑

新技術的應用與埃及學的信息化和考古技術的新發展

從最初使用人力手挖肩扛的私人考古發掘到20世紀60年代由全世界考古工作者和技術人員依靠先進機械搶救轉移的阿布辛拜勒神廟，從1822年商博良憑藉一己之力對羅塞塔石碑進行解讀到今天多國合作進行的埃德夫神廟文獻研究項目，技術的進步一直深刻影響和改變著現代埃及學的發展軌跡。

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經濟全球化成為人類發展的主要趨勢。

在當今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諸如資料庫管理系統、多媒體、地理位置信息系統、3D技術、技術整合以及最新的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系統的出現，為人們進一步了解和保護幾千年埃及文明留下的各種有形和無形文化遺產提供了更多選擇。

與此同時，各國以記錄和展示考古遺址、考古檔案為主的考古資料庫項目蓬勃興起，如英國埃及探索協會對其考古成果和相關記錄的數據化處理，比利時皇家藝術與歷史博物館專家利用紅外線、紫外線和3D圖片掃描技術對於小件文物的記錄等。

此外，以收集整理原始文獻、學術著作為主的文獻資料庫項目也方興未艾，如正在進行的由德國萊比錫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等聯合建立的「科普特語中的希臘外來詞彙資料庫」項目（簡稱DDGLC），德國海德堡大學正在進行的「世俗體埃及語文獻資料庫」項目，以及美國大學開羅分校承擔的阿拉伯語埃及學著作資料庫建設項目等。

而一直備受關注的埃及學文獻資料庫（簡稱OEB）則由英國牛津大學埃及學教授約翰·貝恩斯主持。

作為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全面的專業文獻搜索網站，OEB資料庫容納了由荷蘭萊登大學出版的《埃及學文獻年鑑》（簡稱AEB）、德國沃爾斯堡大學出版的《埃及學文獻》（簡稱BA）以及埃及學資料庫等眾多資源。

新技術的另一個受益者是考古學。

從13世紀開始的私人探險到19世紀末期英國考古學家皮特里制定了科學考古挖掘的基本原則，西方人對於埃及的考古挖掘活動由來已久。

時至今日，包括美國、法國、英國等數十個國家的考古隊在埃及全境進行著種類繁多的考古活動。

而隨著現代科技的不斷進步，他們所應用的技術也在不斷提高。

由美國西北大學莫妮卡·伽尼奧領導的團隊以先進的無介入技術為主，以超光譜、變換反射及可見誘導發光等成像技術為輔助，對古埃及羅馬統治時期的木乃伊面部肖像進行研究，進一步揭示其製作工藝及背後的文化內涵。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羅伯特·勞恩斯運用CT技術對曼徹斯特博物館的18具人類遺骸進行掃描，發現了包括因為不當處理而造成的胸壁變形等木乃伊防腐處理時的細節問題，同時也對這些死者的死因做了推斷。

埃及學研究領域的拓展

在新技術的推動下，埃及學研究開始從政治史、經濟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傳統領域向社會史和物質史等新興領域拓展。

從王室成員的遺傳疾病到古埃及兒童的生活，從新王國時期的邊境軍事補給政策到尼羅河在古埃及國家形成和對外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學者對於古埃及社會的研究幾乎涉及了古代埃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中王國勞工組織架構方面，英國倫敦學院的米寇勒·迪·泰奧多拉從《拉胡紙草》提供的證據入手，結合同時期其他文獻，完整詮釋了勞工從徵召入役到勞務結束的整個過程，並對諸如管理機構、人員補充及女性替代者等細節問題進行了進一步討論。

匈牙利羅蘭大學的弗如茲斯納·巴托斯通過對「wba nswt」（王室管家）這一頭銜的研究，認為該職位在新王國時期已經有了政治地位，與法老關係緊密，在某些場合還可作為其私人代表出現。

而美國加利福尼亞浸禮會大學的阿什拉弗·美利卡則通過對古埃及文獻及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從女性的行為、空間特性、象徵意義、自主權等方面分析古埃及母親身份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甚至是不同家庭中的異同點。

對於古代埃及是否存在專業的獸醫，澳大利亞雪梨大學的康斯坦茨·勞德通過對古代文獻中相關的頭銜及其職能的研究，初步認為當時存在著以經濟或宗教為目的飼養和治療動物的現象，但是否有專業人員從事這些活動還需進一步研究。

此外，學者們還對諸如僕人在古埃及墓碑和墳墓壁畫中的形象，野禽及被捕捉的鳥類在古埃及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阿瑪爾納時代的私人祭祀崇拜等問題進行探討。

目前，古埃及的物質文化，如陶器、石器、樂器以及其他器具的研究也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焦點問題。

由奧地利維也納大學伊姆加德·赫恩領導的團隊通過對古代陶器細微處電子圖像分析從而對不同纖維的陶器進行分類比較，而英國牛津大學安伯·胡德博士運用最新的光釋光技術對館藏陶器進行年代測定等都代表了新技術在該項研究領域的運用。

牛津大學的約翰·貝恩斯對古埃及輪子的歷史提出了新的見解。

貝恩斯認為古埃及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葉已出現了輪子，這與人類在高加索及兩河流域最早使用輪子的記錄相距不遠。

大約一千年之後它才被用於戰車和手推車之上，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之前的某些觀點。

法國遠東考古研究所的西比勒·埃艾默瑞特則通過對在埃及盧克索西岸墓穴中新發現的古代樂器進行的器官學`和考古學分析，展示古代人在樂器製作方面的工藝，等等，不一而足。

文物保護工作任重道遠

除了新技術給埃及學研究帶來的變革，古埃及文物保護也是當今埃及學家所面臨的重要工作。

特別是在經歷了埃及國內動盪之後，如何加強國際合作保護現有遺蹟，追討博物館丟失藏品，修復受損文物等都成為全世界埃及學家共同面臨的挑戰。

阿根廷與德國聯合考古隊通過可移動雷射發射裝置，採用無接觸的方式對底比斯第49號墓地遭到人為破壞的壁畫及彩色瓷磚進行了清理，使這些文物得以更好地保存下去。

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對第19王朝法老美棱普塔石棺進行了修復工作。

另外，俄羅斯普希金國家藝術博物館、波蘭華沙國家博物館、英國曼徹斯特博物館等世界多個博物館的專家們對各自博物館中的古埃及藏品進行了保護性修復。

文物保護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建造和修繕存放、保管文物的博物館。

2011年以後，埃及政局動盪不安，政府陷入財政危機，無暇顧及文物保護；失業率增加，社會秩序混亂，加上某些不實報導的影響，導致本土文物屢遭厄運，多個考古發掘項目受到衝擊，建造大埃及博物館的前期準備工作也受到影響。

2011年開羅博物館被盜，2013年馬拉威國家博物館遭洗劫，2015年在卡納克神殿更是發生了針對遊客的自殺式恐怖襲擊。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新的塞西政府及改組後的埃及文物與遺產保護部通過提高工作效率、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投入、改善專業人員的生活待遇、建立健全相關部門和法規、加強國際合作、追繳和修復被盜及受損文物等方式，保證現有文物的存放安全，保障相關考古項目的順利進行。

《光明日報》（ 2016年12月1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