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亥母洞 西夏文化的天然博物館

本報特約撰稿人李林山

亥母洞，位於武威市城南15公里涼州區新華鄉纏山村七組西南。

清乾隆版《武威縣誌》記載：「亥母洞，城南三十里，山上有洞，深數丈，正德四年修。

」是西夏崇宗李乾順正德四年(1130)西涼府僧俗二界修建的藏傳佛教寺院，距今近900年時光。

1989年秋，當地文物工作者在發掘整理倒塌洞窟時，發現殘存的《維摩詰所說經》印刷品。

後來，國家文物局和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主持召開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印本鑑定會，專家一致認為，該印本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用實物廓清了國際學術界對我國發明活字印刷術的質疑迷霧，引起全球性的關注。

2016年春，甘肅省文物考古隊進駐亥母洞，目前已對一號洞窟進行加固處理，不久將進行全面發掘清理，埋壓的大量不為人知的珍貴文物即將面世，亥母洞將成為一座舉世僅存的西夏文化天然博物館。

一座西夏文化的天然博物館

亥母洞自修建至今，就鍍上了濃厚的宗教色彩。

《安多政教史》記載：「纏山一帶山形似彌勒佛自身像，從頭到腳的距離需步行半天，自生像頭朝西，面向東，從遠處眺望形象非常清晰。

」洞窟建在一座黃土覆蓋的紅砂岩的小山包上，祁連山余脈在此綿延百里，沒入涼州綠洲，余脈外形酷似睡佛，與《安多政教史》記載相符。

《安多政教史》等著書記載說，從前，一個8歲的女孩多次從當地一位姓張的屠夫那裡賒買心肺內臟。

一天，屠夫為索要肉錢，悄悄尾隨那女孩到紅砂岩洞，見有5個女孩子正在進行會供。

5女孩發現張屠夫來後，紛紛騰空飛起，張屠夫為要到肉錢，急忙抓住了其中一個女孩的腳。

張屠夫抓住的那位女孩就是寶貝母，她的肉身便停留在紅砂岩洞的空中，其餘女孩飛升而去，張屠夫也頃刻解脫。

這些奇特的記載傳說給亥母洞籠上神秘光環。

1927年，武威發生大地震，亥母洞倒塌，「窟中有寺，寺中有窟」的獨特佛教建築從此沉埋在瓦礫堆下。

據藏文史料的零碎記載，未毀前的亥母洞裡，供奉著金剛亥母肉身像，洞口修建有佛堂；右邊有約一人高的釋尊香泥塑像，裡面有張屠夫的屍體；左邊是金剛持和度母像。

外面佛殿里有喜金剛等許多浮雕像，牆壁上繪有神變莊嚴畫。

藏族學者文清賽讓說，公元1244年，西涼王闊端代表蒙古汗王邀請西藏宗教領袖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來涼州進行著名的「涼州會談」時，薩迦班智達和隨同的妹妹索巴讓姆、侄子八思巴等皆來亥母洞舉行朝拜會供。

自元至清，共有28位從西藏和印度前來的活佛在此修行。

上世紀八十年代，當地佛教信徒挖開一號洞窟，從裡面發現了一批西夏文、藏文文書和經卷、帛畫、唐卡，引起文物部門的重視。

1988年夏季的一天，文物工作者黎大祥等人小心翼翼鑽入一號洞窟發掘，忽然從泥土層中發現了兩隻紅色的鳥形繡花鞋，造型精美。

接著，他們挖出一捲紙質的東西，打開一看，發現是用西夏文譯的《維摩詰所說經》下卷。

經文行距不直、筆畫變形、著墨不均、偶有斷筆，具有活字印品獨有的特徵。

亥母洞發現疑似泥活字印刷的西夏文經卷的消息不脛而走，後經國家文物局和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主持召開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印本鑑定會，專家一致認為，該印本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

據《武威亥母洞寺石窟遺址調查報告》，遺址自1985年發現以來，陸續清理出土了一大批西夏、元、明、清時期的遺物，數量多達上百件，其中很多文物是國內僅見。

經國家文物局專家鑑定組鑑定，共有49件文物包括珍貴的佛經、西夏的記帳文書、物品清單、壁畫、藏傳佛教的各種唐卡以及石雕像、泥雕像、西夏的雙魚塘畫、絲織品、瓷壺等被分別定為國家一、二、三級文物。

繡花鞋

一批無比珍貴的西夏文物

1989年的那次發掘，不但發現了一大批珍貴的西夏文物，還無意在建築遺址上發現了另外3個洞窟，這使亥母洞擁有了4個洞窟。

據《武威亥母洞寺石窟遺址調查報告》，每個洞窟中均有藏文經卷殘頁、泥佛塔、瓦當等文物出土。

特別是1號洞窟，除出土以上文物外，還有各類泥石造像、瓷器、鐵器、藏文石碣、殘碑、泥陶范、壁畫殘片、絲織物等，還發現了4座喇嘛塔和被掩埋的木梯、人骨架等。

那麼，亥母洞目前為止出土了哪些鮮為人知的文物呢？第一類為西夏文文獻，含5個部分：一是西夏世俗書籍。

亥母洞出土《同音》是西夏時期編修刊印的韻書之一，僅存一頁，頁面及文字內容保存基本完整，頁面高25厘米，寬17.5厘米。

黃色麻紙，木刻本，上、下、右三邊有粗黑雙欄線，左邊殘，應為此頁的版心，印有二字，殘缺不全，疑為頁碼，文字豎行，行間有細黑線界格。

頁面保存文字7行，每行8個大字，每個大字下均附小字，一至二個不等，共計大字56個，小字61個。

二是西夏社會文書。

亥母洞共出土了9件社會文書，其內容對了解和研究西夏時期涼州的社會政治、經濟現狀具有重大價值。

包括「乾定戌年賣驢契及帳」、「乾定酉年賣牛契」、「乾定申年典糜契」等，為淺黃色麻紙手寫本。

亥母洞出土的西夏文契約和官方文書，大都有確切的西夏紀年和西夏文官印，是國內罕見的西夏時期的社會文書，反映了這一時期西部社會的實際社會生活狀況，具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三是西夏刻本佛經，包括《星宿母陀羅尼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佛說百壽怨結解陀羅尼經》《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佛說佛名經》《凈國求生禮佛盛讚頌經》《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種佛經》等多種珍貴西夏文佛經。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17窟藏經洞中，發現了題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的《金剛經》印本，它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確刊印日期的印刷品，惜1907年被英國人斯坦因盜走，現藏大英圖書館。

《金剛經》流傳廣泛，影響很大，西夏將此經譯為西夏文本，有多種版本傳世，亥母洞出土的多種版本的西夏文《金剛經》，不僅增加了我國現存《金剛經》文字種類，也為研究《金剛經》的流傳和發展提供了新的佛教資料。

四是西夏泥活字版佛經。

亥母洞發現的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為淺黃色麻紙紙質泥活字印本，經折裝，有上下黑色單欄線，共54面，單頁高28.5厘米，寬l1.6厘米，每頁文字7行，滿行18字，共計6400多字。

經文有首無尾，內容尚存後三卷四品，經文第二行西夏文題款翻譯為「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悖睦懿恭」，這是西夏仁宗帝號，據此判斷，該經應是西夏仁宗嵬名仁孝時期(1141～l195)的早前或同時期發版本，同時出土的還有西夏乾定年間的3件契約和記帳單，說明印經時間最遲不晚於西夏乾定年間，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唯一一件泥活字版本實物。

五是西夏寫本佛經。

亥母洞發現了《呼金剛王八智變化八天母為生順》等多種經集，為淺黃色麻紙，寫本，合頁裝，兩頁合背，用黃色細麻線線裝，共「五十三頁一百零六面」，單頁高14厘米，寬11厘米，每頁文字5行，滿行12字，首尾不全，首句譯為「大幹品盛經卷中說。

」

第二類為藏文佛經。

清代《祈禱文》藏文，織錦，白色，殘斷，僅存首尾兩截，通長61.5厘米，寬24厘米，現存藏文14行，內容為「祈禱文」，文中提及「宗喀巴」之名及格魯派教化興盛長久之祈願，兩端繡連續變體萬字不斷裝飾圖案。

關於織錦的年代，專家鑑定認為，其字體規則與乾隆時期體相似，應為清代所造，屬宮廷用品。

還有清代布地印本經文兩件，殘缺，尺寸分別為127.36厘米和136.35厘米，白粗布地，正反兩面為黑色印刷體藏文或梵文經，正面為藏文《驅惡經》，背面為梵文《十相自在》，布地邊緣有手寫藏文一行。

這樣的祈禱類經文較多。

第三類為泥石造像。

發掘出的西夏弟子頭像，青石質，高17厘米，面輪10.5厘米。

面部殘缺，雙耳完好，輪廓清秀，雕琢手法細膩。

最珍貴的是西夏米拉日巴泥造像，泥質，通高30厘米，肩寬11厘米，散跏坐，右手舉放在耳旁，頭略偏，作唱道歌狀。

這是他傳教的獨特方式，瘦骨嶙峋，面帶微笑，面部布滿皺紋，身著袒右袈裟，長發披散在雙肩上，全身塗金。

第四類是唐卡。

其中最珍貴的西夏文殊菩薩像唐卡，縱67厘米、寬46厘米，絹地彩繪。

中心主尊為文殊菩薩，主尊周圍設上、下、左、右對稱的34個方格，方格內分別安置佛教和世俗人物。

主尊文殊菩薩頭戴三葉冠，黃色身相，觀自在式坐於青鬃白獅子所馱蓮座上。

雙手作說法印。

亥母洞出土的西夏、明時期的唐卡，不僅反映了當時高超的繪畫藝術水平，也揭示了極為重要的歷史內容。

特別是西夏時期的3件唐卡，不僅反映了西夏時期藏傳佛教在涼州的傳播和發展，也反映出西夏時期藏傳佛教各派，特別是薩迦派和噶舉派在西夏佛教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第五類為佛教用品。

包括藏文經版兩件：一塊長24厘米，寬7.5厘米，松木製，正面刻藏文四行；另一塊長23厘米，寬7厘米，松木製。

西夏五佛冠殘件紙夾本由多層紙疊加裱合成蓮瓣狀，僅存兩頁，摺疊式，每頁高15厘米、寬9厘米。

正面彩繪結跏趺坐佛像，一頁上繪金黃色身相的南方寶生佛，右手施與願印，左手禪定印，手心有摩尼寶珠。

兩頁背面有一行墨書的少數民族文字。

第六類為生活用品。

考古挖掘出的著名繡花鞋兩隻，長14.7厘米，寬3.5厘米，絲質，藍色鞋面，白色襯裡，鞋面上繡五彩花鳥紋。

一隻鞋尖上翹，呈鴛鴦回首的姿勢，鞋兩面依勢繡對稱的鴛鴦紋飾，上翹的鞋尖恰成鴛鴦嘴巴，構圖生動形象；另一隻鞋面上繡對稱的纏枝花。

兩隻鞋後幫內外加包一層白布，粗布鞋長26.5厘米、寬5.5厘米，粗布質，藍面白里，鞋尖上翹，鞋面上有4至3厘米的白粗布補丁。

這是一隻男式粗布鞋，使用痕跡明顯。

另外，還有西夏醬釉瓷扁壺，高7厘米，壺口內徑1.7厘米至1.2厘米。

底徑4.3厘米至3.6厘米，橢圓形口，平沿厚唇，束頸，平肩，腹扁呈心形，台形底座，肩有橋形雙耳，壺腹部正反兩面有相同的模製紋飾，中間紋飾模糊，周邊為一圈連珠紋。

此外還有一件珍貴文物西夏團花藍綢絲綢殘片，長26厘米，寬15厘米。

黑藍色，上有白色印花兩處，一處殘，一處完好。

印花圓團形，中心為法輪。

《維摩詰所說經》

一處最早活字印刷品的出土地

活字印刷，作為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只在《夢溪筆談》中有文字記載，而沒任何文物可佐證。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際學術界對我國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提出質疑。

爭雄印刷史的源流，我國有兩件事非同尋常：一是印刷術隨文化流傳各地。

我國早在在隋唐之際就發明、應用了雕版印刷，這一重要發明對中國和世界的文化發展起了重大推動作用。

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平民畢昇又發明了省時省料、方便快捷的活字印刷術。

這一科技發明被科學家沈括在其著《夢溪筆談》中得以詳細記載。

《夢溪筆談》載：「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版。

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鐵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

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

滿鐵范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

」二是見證印刷術的實物。

南宋紹熙四年(1193)，著名文人周必大在其寫給朋友的信中說：「近用沈存中法，以膠泥銅版移換摹印，今日偶成《玉堂雜記》二十八事。

」所記「用沈存中法」，即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法。

這一記載真實地記錄了在畢昇之後有人繼承其法，再次實踐。

遺憾的是，這部《玉堂雜記》的泥活字印本沒有保存下來。

只有這兩大學術硬體俱存，才能證明某個國度是活字印刷的發源地。

有理論淵源，但實物證據又遺失，這使印刷術是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理論缺少了實物證據，因此引起國際學術界的紛爭。

就在這關鍵時刻，1988年亥母洞出土了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印本，它的出土，有力地回應了國際學術界，我國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世界上活字印刷術的淵源。

專家一致認為，近代中國的黑水城(今位於內蒙古額濟納旗)遺址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獻，流失到俄國，其中有西夏文泥活字《維摩詰所說經》。

武威市亥母洞遺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其中也有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此經與上述俄羅斯藏《維摩詰所說經》是同類活字印本，推定為12世紀中期印本，比宋朝畢昇發明泥活字約晚一個世紀，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

專家考證，活字印刷術和以前發明的雕版印刷一樣，作為一種文化積累、一種科學技術，它發明在文化發達的中國中原地區，很快就輻射傳播，當時也傳播到中國西北的西夏和回鶻地區，開了非漢字使用活字印刷的先河。

亥母洞出土文物數量多，內容豐富，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和科學研究價值。

亥母洞出土的大批西夏文印本和寫本佛經，是彌足珍貴的我國早期少數民族書籍版本，為研究西夏語言文字、佛教傳播、印刷技術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特別是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經《維摩詰所說經》，它是目前國內僅存最早的泥活字版實物，填補了我國泥活字版本的空白，在研究我國印刷技術、版本學方面都具有重要價值。

(本欄圖片由甘肅省文物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