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水下考古事業的回顧

我國的水下考古工作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非常迅速，二十餘年間，已經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1988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與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聯合組成小型水下考古調查隊，首次在廣東省吳川縣沙角旋沉船遺址進行了實地調查、探摸，發現了沉船遺骸並採集到部分構件。

1990年，中澳合作舉辦的水下考古專業人員培訓班在福建連江定海進行實習，對這一地區的海域進行了水下調查。

1995年，中澳水下考古工作者再次對福建連江定海進行水下調查。

這次水下調查找到了一批宋元、明清時期的沉船遺址，並先後對屬於北宋時期的「白礁Ⅰ號」和屬於明清時期的「白礁Ⅱ號」進行了水下勘測和打撈。

1990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會同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館以及文昌縣博物館組成水下考古調查隊，赴海南省文昌縣寶陵港調查，發現了一艘清初的沉船，船上滿載銅飾物、銅鑼、鐵鍋等日常用品，可能是從廣東運往海南而在寶陵港沉沒的。

船上發現了永曆通寶銅錢，證實該船是清初的南明沉船。

1991～1992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聘請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員，在廣東省新會縣官沖鄉，採用聲吶探測和潛水探摸相結合的方法，對銀洲湖奇石附近水域的河底進行了調查。

結果在崖門炮台水域發現一處沉船遺址，採集到一塊船板。

經14C年代測定，證實船板年代為距今690年±60年，與史料記載的海戰發生年代大致相符。

199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與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會市博物館合作，將遙感物探、水下探摸和陸地勘察相結合，再次對以銀洲湖奇石為中心的區域，開展了宋元「崖門海戰」遺存的綜合調查工作。

1991～1997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青島市文物局、福建省博物館、廈門大學歷史系等多家單位，組成「國家綏中水下考古隊」，先後對遼寧省綏中縣三道崗海域的元代沉船遺址進行了五次正式的調查和發掘。

發掘面積達148平方米，獲得各類器物600餘件，並於2001年正式出版了該遺址的發掘報告——《綏中三道崗元代沉船》。

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教授在報告序言中這樣評價：「遼寧綏中縣三道崗海域元代沉船的勘查與發掘，是我國首次全憑自己力量來實現的一項正規的水下考古工作，歷時六年。

該書全面記錄了此項工作，並詳細介紹了發現物，是我國第一本水下考古的正式報告。

」此次水下考古工作被評為「1993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1996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汕頭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對位於廣東汕頭市達豪區廣澳港水深約10米的港池內的清初沉船開展了水下探摸和遙感物探調查，並推測其是一條南明時期鄭成功屬下的戰船。

1996年、1998年、1999年、2007年，海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開展了西沙水下文物的調查和試掘，發現13處分屬於宋、元、明、清不同時期的沉船遺址和遺物點，如「華光礁Ⅰ號」、「石嶼1號」、「北礁3號」等遺址。

其間，還對「華光礁Ⅰ號」南宋沉船進行了發掘，打撈出水一萬餘件陶瓷器。

2005年，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牽頭組成「碗礁一號」水下考古隊，對遭到盜掘的福建平潭「碗礁一號」清代沉船進行了搶救性調查和發掘。

出水清代康熙中期景德鎮民窯瓷器17 000餘件。

2007年12月22日，廣東省文物部門會同其他相關部門，成功地整體打撈了「南海Ⅰ號」宋代沉船。

同年12月28日，「南海Ⅰ號」沉船被移入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水晶宮」保存，並於2009年9月和2011年3月先後進行了兩次試掘。

2009年9月26日，由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國家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實施的「南澳Ⅰ號」水下考古搶救發掘項目正式啟動。

2010年7月21日，水下考古發掘和出水文物現場保護工作暫告一段落，出水文物進入實驗室保護階段。

「南澳Ⅰ號」水下考古工作被評為「2010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2010年11月，中國國家文物局與肯亞國家遺產部簽署為期三年的「中國和肯亞合作實施拉穆群島地區考古項目」，水下考古工作進入實施階段。

中國水下考古工作者開赴肯亞尋找鄭和船隊的遺蹟，邁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2011年11月，中國水下考古隊員再次前往肯亞拉穆群島，開展了為期約兩個月的第二階段考古工作。

2010年11月22日，國家文物局和國家海洋局在北京簽署了「關於合作開展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框架協議」。

我國的水下考古事業逐漸上升為水下文化遺產保護的國家戰略。

我國二十餘年來所開展的卓有成效的水下考古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為我們帶來了數以百萬計的珍貴水下歷史文化資料。

早在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即有記載。

當時，中國船隻從廣東、廣西及越南等地的港口出海，沿中南半島東岸航行，最後到達東南亞各國。

唐宋之後，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顯著改進，使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更加遙遠，貿易也愈益繁榮。

不難理解，對於瓷器的運輸而言，再沒有比水運更加便捷和安全的了。

鑒於海上絲綢之路運輸的貨物主要為陶瓷器，人們將其稱為「陶瓷之路」也似在情理之中。

目前，在我國水下考古打撈出水的眾多文物中，陶瓷類文物的數量最為驚人，幾乎占到了90%以上的比例。

上述諸如「綏中三道崗元代沉船」、「華光礁Ⅰ號」、「碗礁一號」、「南海Ⅰ號」和「南澳Ⅰ號」等重大發現都伴隨有大量的陶瓷器物出水。

從較為原始的低溫釉陶到精美的影青瓷、青花瓷和各種彩瓷，不但品種繁多，而且涵蓋了從北方河北的定窯、磁州窯到南方福建的建窯、德化窯等眾多窯口，地域分布範圍相當廣泛。

無比豐富的水下考古資源，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我國水下考古專家二十多年持之以恆的努力，克服了無數困難，取得如此輝煌的成績，奠定了我國水下考古的堅實基礎。

相信隨著科技方法全方位地介入，我國的水下考古事業必將走在世界前列。

本文由孫莉、雷英摘編自 李乃勝 著《海洋出水瓷器保護研究》第一章 水下考古與出水瓷器。

內容略有刪節、調整。

978-7-03-051299-4

本書在概述水下考古學與出水瓷器基本概念的基礎上，以「華光礁Ⅰ號」、「南海Ⅰ號」等古代沉船出水瓷器為對象，詳細介紹了這些出水瓷器保護方案的設計及具體實施過程，在實際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參考與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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