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城址-----我國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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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星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參與陶寺遺址發掘工作）
中國網山西 綜合編輯 觀點提示：陶寺城址的發現，對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要學術意義，是堯舜禹時代進入文明的醒目標誌。
陶寺城址年代大約是在公元前2350—公元前2050年之間，大致與堯舜禹時期相當。
陶寺城址位於臨汾市的南部，其地理位置與堯都平陽以及禹「又都平陽」的歷史記載相符。
陶寺城址規模宏大，達280萬平方米以上。
它比王城崗、平糧台等城址大許多倍，比黃河下游地區最大的城址—山東茬平教場鋪城址大100萬平方米，也比長江流域的湖北天門石家河城址大數十萬平方米，是中原地區同時代城址中最大的一座。
與堯舜禹時期都邑性城址的規模吻合。
它的存在表明，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個比氏族部落領導集團遠為強大有力的管理機構，它能夠調集大量人力物力來興建這麼巨大的建築工程，並且有能力調集足夠的軍事力量來守衛這座城。
「築城以衛君」。
陶寺城址的興建，其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統治階級的利益。
基於上述時代背景和考古發現考慮，可把陶寺城址作為一個初期國家權力中心已經形成的標誌。
城址內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清理的1300多座墓葬中（這隻占整個墓地很小的一部分），有大、中、小三種規格。
幾座大墓長3米余，寬2米余，每座出有一二百件隨葬器物，其中有鼉鼓、石磬、土鼓、龍紋陶盤等禮樂重器、成組彩繪漆木器、彩繪陶器和玉石器。
幾十座中型墓中也有較豐富的隨葬器物，出有陶器、玉石器、木器等物。
上千座小墓中隨葬品十分貧乏，有的一無所有。
這些情況表明，當時社會確已存在階級，貧富分化明顯，符合古代脫離原始社會進入階級社會，從血緣部族蛻變為地域國家的特徵。
從大墓的規模以及隨葬品的數量和精美程度來看，都是其他地區同時期墓葬所不能比擬的，這與堯舜禹時代最高層統治者身份相稱。
有學者甚至把這些大墓稱為王墓。
陶寺城址周邊的陶寺文化遺址具有分布密集、規模較大的特徵。
已發掘的曲沃東坪遺址在200萬平方米以上，翼城的南石—曲沃方城遺址達300萬平方米，侯馬市的喬山底遺址達50萬平方米，它們距陶寺城址都在三四十公里範圍以內。
這種情況與堯舜禹時期統治中心區域的繁盛情況相吻合。
（堯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討會專家發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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