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年中國汾酒史的奠基人——謹以此文悼念張忠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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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故宮博物院院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張忠培先生

中國考古學界令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大師,是中國當代考古學的奠基人蘇秉琦先生和他的兩位高足:原故宮博物院院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張忠培先生,北京大學考古學教授嚴文明先生。

2017年7月5日,張忠培先生走了,享年83歲。

孔子活了73歲,孟子活了84歲。

所以自古以來,這兩個歲數就成為中國文人的兩個坎兒。

張先生是大文化人,到底也沒有邁過第二個坎兒,在84虛歲的這一年,跟著亞聖走了。

說張忠培先生是我的恩師,實在有些離譜。

張先生是考古學大師,我是一名普通的汾酒人,做過酒,賣過酒,業餘琢磨點酒文化、酒歷史,既沒有見過張先生,也不是學考古的。

但是,如果說我在酒史探索方面還有一點小見解的話,卻得益於張忠培先生。

除了幾千年來大量的酒詩文,歷代典籍中關於酒歷史、酒釀造的內容鳳毛麟角。

如果沿襲以往把酒詩文當作酒文化的做法,酒史研究很難進行下去。

張忠培先生為我打開了另一扇窗。

典籍與考古學緊密結合,酒史、酒文化的研究就豁然開朗起來。

因此,十幾年來,我拜讀了先生的許多學術論文,追隨著先生的思想,並由先生上溯到蘇秉琦先生、夏鼐先生、安特生先生,旁及嚴文明先生,逐步形成了一些粗線條的史前史脈絡,為酒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有效的思考模式。

當代著名管理學家陳春花教授在為世界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代表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文版的序言中寫道:「德魯克先生之於我,之於管理者,就像是指引亂局與迷相中的燈塔,他讓我們明了管理者生命價值的意義,他給管理者在蒼茫中點燃了一盞引路燈。

」張忠培先生,就是我「指引亂局與迷相中的燈塔」。

我與張忠培先生考古學的結緣,是從杏花村遺址開始的。

杏花村遺址6000年

1989年第5期《文物》雜誌發表了題為《山西汾陽孝義兩縣考古調查和杏花村遺址的發掘》、署名晉中考古隊、陳冰白、卜工、許偉執筆的一篇文章(三位作者都是張忠培先生的學生)。

但慚愧的很,這篇文章在發表十多年後才進入我的視野。

當時看到這篇文章的感覺,至今記憶尤新。

那是一種劇烈而長久的心靈震撼,在杏花村的地下竟然埋藏著另一個3000年!汾酒博物館藏著一個3000年,加上地下的3000年,汾酒史長達6000年,而我對前一個3000年一無所知!

山西杏花村遺址是1982年7月到11月發掘的,策劃並領導杏花村遺址發掘的考古學家有三位:黃景略先生,曾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忠培先生;王克林先生,曾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

其中以張忠培先生為主導。

關於這段往事,張忠培先生在《回憶在山西的考古往事——汾水之誼情定晉中》一文中寫道:「1979年,為貫徹導師蘇秉琦的意見,在國家文物局支持下,吉林大學考古學專業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合作,在張家口建立了科研與教學基地,以探索冀西北長城地帶先秦考古學文化和培養學生田野考古能力,經過在蔚縣一年來的工作,我們感到這個地方的文化跟山西有聯繫,就計劃將工作擴展到張家口西南的晉中盆地;同時,也為了解決國家文物局和吉林大學合辦的進修班的實習問題,我們就決定在山西建立一個教學與科研基地。

」這個教學與科研基地,就是晉中,包括杏花村遺址。

杏花村遺址位於現在汾酒集團所在的杏花村鎮東堡村以東,面積約15萬平方米,地勢北高南低。

《山西汾陽孝義兩縣考古調查和杏花村遺址的發掘》中寫道:「根據獲得的層位關係及對其內涵的分析,杏花村遺址的堆積形成經歷了八個階段。

」其中,第一段相當於仰韶文化中期(大約為6000年前);第二段、第三段相當於仰韶文化晚期(大約為5000年前);第四段相當於龍山文化早期(大約為4500年前);第五段相當於龍山文化晚期(大約為3900年前);第六段屬於夏代文化早中期;第七段屬於商代;第八段屬於晚商時期,個別或屬於商周之際(大約在3000年前)。

杏花村遺址的上述這八個階段,起始於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結束於3000年前的商周之際,連綿不斷達3000年之久。

在杏花村遺址相當於仰韶文化中期的文物中,有中國最早的釀酒器——小口尖底瓶,高33厘米。

杏花村遺址出土:小口尖底瓶

杏花文化

1998年,《晉中考古》一書出版,結語部分由張忠培先生執筆。

2004年第7期《故宮博物院院刊》發表了張忠培先生題為《杏花文化的側裝雙鋬手陶鬲》的學術論文。

什麼是鬲?鬲(音:禮),是我國古代特有的炊器。

鬲一般分為兩個部分,上部為口徑方形或圓形的容器(有的上有雙鋬),下部為三個中空的足。

鬲最早出現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那時的鬲是陶器,是人們的主要生活用具。

當我國進入青銅時代以後,鬲已經不僅僅是一種生活用具,而且演變成為禮器和神器,成為重要的文化載體。

鬲在歷史的長河中存在了二三千年的時間,在它消亡以後,對我們生活的影響還是巨大而深遠的。

鬲被稱為中國遠古文明的活化石,是傳承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載體。

被譽為「仰韶文化之父」的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早在上個世界20年代,就封「鬲」為「中華文明的象徵」。



以鬲的形態和功能為母體,還衍生了許多炊具,如灶、甑、甗、釜等。

陶食具是中國食具發展史上真正意義的祖先,陶鬲又是我們祖先最先廣泛使用的陶食具,從這個意義上說,陶鬲也是中國食具的鼻祖。

杏花村遺址所代表的文化,是中華鬲文化最早、最傑出的代表之一。

張忠培先生的《杏花文化的側裝雙鋬手陶鬲》、《晉中考古·結語》等文章,對中國汾酒史做出了卓越貢獻。

一、杏花文化,是中華鬲文化最早、最傑出的代表之一

考古學界對於命名一種獨立的文化,是非常慎重而嚴格的。

對同時並存的各種考古學文化,考古學家要根據考古調查和發掘,來搞清它們的分布範圍。

這些範圍同自然地理的區劃並不完全一致。

一種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各個階段的分布範圍也會有所不同,文化因素也不斷發生變化。

當一種文化發展成為顯然不大相同的另一類型時,可稱為同一文化的一個新階段(或時期);如果發生了質的改變,則應視為另一文化。

但這需要有充分的資料,作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才能確定和命名。

杏花文化由中國考古學的泰斗級人物來命名,說明6000年中國汾酒史在大約45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時期,達到了第一個高峰,是獨具特色的一種獨立文化。

二、杏花文化,是山西從龍山文化一直到商文化的古文化標尺

張忠培先生回憶到:「我們通過綿延約四千年的諸考古學文化的研究,認識到同一譜系的考古學文化延續的持久性。

比如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伊洛地區二里頭文化的源頭是什麼考古學文化,但是在山西,我們通過研究知道,西陰文化是怎麼轉化為龍山時期的杏花文化,杏花文化怎麼轉化為夏時期的遺存,夏時期的遺存又怎麼轉化為商時期的遺存。

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一個地區,包括黃河中上游除汾河流域以外的所有地區、黃河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以及西拉木倫河及燕山南北地區的同一文化譜系的考古學文化能有這麼長時期的持續性的發展,因此,同一文化譜系的更替的諸考古學文化持續性發展便是汾河流域考古學文化演變的一個特點。

這也是汾河流域歷史的一個特點。

三、杏花村是「甑桶」的發源地

現在的「甑」、「甑桶」,上溯到4500年前的龍山文化時期,叫「甗(音:演)」。

甗是中國古代的蒸食用具,可分為兩部分,下半部是鬲,用於煮水,上半部是甑,兩者之間有鏤空的箅,用來放置食物,可通蒸汽。

張忠培先生認為,「以雙鋬鬲、甗、瓮及尊為主要成分,是杏花文化區別於其他同時期的諸考古學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徵。

」其中的甗,「是杏花村先民先將本地傳統的雙鋬釜灶改制成雙鋬斝(音:賈),又將那種帶橫隔的釜灶改制成甗。

這樣,它就同後崗二期文化一起,成了甗的一個發源地。

是否在甗腰另行製作出用於承托的橫隔,是這兩種文化陶甗的一個顯著區別。

四、龍山文化時期,是杏花文化的第一次大規模輸出

張忠培先生寫到:「杏花文化以汾河為中心,廣布於黃土高原的東半部」。

「如果以雙鋬鬲在遺存中占著顯著位置為標準劃分考古學遺存的話,則可見到杏花文化這類遺存的分布情況是:西起陝晉境內的黃河西岸匯入黃河的諸支流,北達陰山腳下,南至侯馬、河津一帶,東北伸入洋河及桑乾河,占據了整個冀西北。

據目前的資料,北京的昌平是這一遺存分布於東方的終點。

」因此,張忠培先生斷言,杏花文化,是龍山文化時期一支強勢的考古學文化。


山西杏花村遺址發掘30周年紀念大會

2012年11月28日,被譽為「汾酒中國酒魂三大文化戰役」之一的「山西杏花村遺址發掘30周年紀念大會」,在山西太原迎澤賓館隆重召開。

汾酒集團邀請了杏花村遺址發掘的各位功臣表示感謝。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宋建忠;杏花村考古遺址發掘領隊、考古專家許偉;杏花村遺址考古發掘執行領隊、武漢大學考古系教授陳冰白;廣東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杏花村遺址考古發掘執行領隊卜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發掘隊員代表梁中合;考古專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田建文;考古專家、吉林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趙賓福;考古專家、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李伊萍;考古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朱延平;杏花村遺址考古發掘策劃人、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考古學家李仰松;著名品牌專家,經濟日報前總編輯艾豐等一大批考古學界大咖、文化名人參加了紀念大會。

紀念大會由原汾酒集團公司黨委副書記闞秉華主持。

張忠培先生在紀念大會上,對汾酒文化工作給予了高度肯定,並給汾酒集團提出了三條殷殷寄語。

他說:「今天我來到這裡感到特別高興,為什麼高興?三十年後的今天汾酒集團要來開這麼一個杏花村發掘三十年的紀念會,這是很有意義的。

現在我們的經濟在發展,文化是什麼?文化有政治文化、經濟文化、精神文化。

那麼精神文化和遺址文化有什麼聯繫?這體現了一個文化的底蘊。

我們這個地方是有文化底蘊的,有一個幾千年連綿不斷的文化在這裡。

文化無所不在,在於我們有沒有心去發展它,所以我在這一點上感到特別高興,現在看來考古的發掘,為汾酒廠提供了一個東西,那就是文化底蘊。

所以我昨天記得秋喜同志說了一句話,說搭一個平台,這個平台是什麼?文化底蘊。

汾酒集團,還可以在這個文化底蘊上深入研究,還要擴大戰略。

要做好這些,就要做好文化,這是我第二個建議,要做好保護。

第三,我建議在一定的時期內,再開一次圍繞杏花村遺址的會議,這樣的話把整個戲演好,把文化底蘊團結起來。

杏花村考古遺址發掘領隊、考古專家許偉在紀念大會上深情地說:「今天應邀參加汾酒集團和山西考古所舉辦的杏花村遺址發掘30周年的紀念活動,非常難得也特別高興。

說到此時此刻的心情,一是感動,二是敬佩。

感動的是東道主不忘舊情,再續友情,是對我們30年前考古工作的極大尊敬。

特別請來當年帶領我們的主帥,我們德高望重的恩師,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大團圓的機會,讓我們仿佛又回到了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讓人感動。

敬佩的是汾酒集團高度重視自己的企業文化建設,把著名的汾酒品牌和優秀的文化沃土與考古發現聯繫在一起。

看得見、摸得著,賦予了汾酒品牌更加厚重的歷史底蘊。

這種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令人敬佩。

我想一個著名企業的領導班子為一項考古發掘舉辦紀念活動,在國外我不知道有沒有,但在國內可能是第一次,說明我們之間真的存在著很深的緣份,而連接這種緣份的正是文化的紐帶和文化的魅力。

李伊萍教授在紀念大會上指出:「我覺得這個杏花村遺址構築了上個世紀80年代考古學研究的高度,這個高度至今沒有被超越。

朱延平研究員指出:杏花村遺址是罕見的幾個連續性的遺址之一。

我們知道在晉中地區的靈石遺址,出土了很多青銅器,這些青銅器上面有一種銘文,青銅器上的銘文,實際上是對杏花文化的一個寫實,就是稟明真正的來源是來自杏花文化。

所以如果進一步解讀這批青銅器的主人,應該就是杏花文化的後裔,應該是從晉中盆地的仰韶中期開始,一段一段這麼環環相扣,一直到晚商時期的遺存,它是源遠流長的,在整個北方地區是很罕見的。

李仰松教授在紀念大會上指出:「可以說明仰韶文化時期的杏花村先民就已掌握了穀物釀酒的技能,毫無疑問杏花村是我國穀物釀酒的發源地之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宋建忠所長感慨地說:「我們要感謝汾酒集團,感謝他們30年後的今天,重新開啟了杏花村遺址考古的大門,發起並組織了這次紀念大會,這是一個富有社會責任的有文化的企業對於文化的深度關注和關愛,是對探討和挖掘中華文化的有力出擊,也是企業和考古界首次聯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們曾經在汾陽發掘了一處墓地,我們還主動和汾酒集團想要組織一次公益性活動,當時汾酒正是領導換屆,沒有成功。

現在汾酒領導層和我們聯合做這次紀念會議,真的是理念在變,做法也在變。

汾酒集團李秋喜董事長在紀念大會上指出:「這次杏花村遺址發掘三十周年紀念大會的隆重召開,對於揭示中國釀酒在世界酒史發展進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將產生巨大的影響;對於中國釀酒技術的發展演變將為國人提供一條更加清晰的認識脈絡;對於具有悠久歷史和濃厚民族特色的中國黃酒和中國白酒在與洋酒的博弈過程中,將進一步激發國人的自豪和驕傲;對於汾酒傳承優秀歷史文化,堅持誠信企業做誠信宣傳,誠信經營促社會和諧,努力把汾酒打造成世界第一文化名酒,也將產生重大的積極作用。

謝謝您及時趕到 祝福您一路走好

1982年,正是改革開放初期,全國各地都在熱火朝天地大幹快上,杏花村也不例外。

在杏花村遺址發掘前夕,當地農民已經開始大規模在遺址取土燒磚。

如果不是晉中考古隊及時趕到,如果不是張忠培先生快速決定發掘杏花村遺址,一個連綿不斷3000年的罕見古文化遺址,早已化為灰燼了。

1982年搶救性發掘,1989年發表發掘報告,1998年出版《晉中考古》,2004年命名「杏花文化」,2012年召開「杏花村遺址發掘30周年紀念大會」。

張忠培先生與杏花村遺址相伴了30多年,搶救並奠基了6000年中國汾酒史。

先生是山西杏花村汾酒的功臣,是中國酒業乃至世界酒業的功臣!

再開一次杏花村遺址的會議,是張忠培先生的遺願。

杏花村遺址的文化內涵,還有許多內容有待研究。

考古專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田建文在紀念大會上就提出,杏花村遺址的商代遺存在全國範圍內都非常獨特,應當與「杏花文化」相區別,獨立命名為「杏花村文化」。

我相信,關於杏花村遺址、杏花文化、6000年中國汾酒史的活動會越來越多,影響也會越來越大。

我也相信,在煌煌的中國酒史上,會永遠鐫刻著一個熠熠生輝的名字:張忠培先生。

祝先生一路走好!

中國酒業協會文化學術研究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外酒業》雜誌副主編 任志宏

2017年7月7日凌晨於京

(本文轉自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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