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新知文庫」能賣兩萬冊，科學、人文普及讀物的30年市場之路

科普作家陳朝也是在結婚以後，合併兩人的書櫃時才發現，他與妻子買了好幾本一樣的書。

這些書，都來自三聯書店出版的「新知文庫」。

在他的朋友圈裡，這套專注於科學、社科和人文知識普及的叢書是很多人的心頭好。

夫妻倆把多出來的幾本書送給朋友，另一些則掛到網上出售。

2007年，中斷多年的「新知文庫」重啟時，陳朝還在大學讀心理學，輔修中文，但他花時間最多的，其實是計算機和科普閱讀。

十多年前，市面上的博物、科普類的書籍遠不像今天這麼多，三聯的「新知文庫」、譯林的「牛津通識讀本」以及中信出版社從海外引進的博物類書籍，成了陳朝的「糧食」。

如今回看，反而是他在學業之外做的事，決定了他的職業軌跡。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Discovery旗下的網站「How Stuff Works」做編輯，那是一家介紹生活用具運作原理和歷史的網站。

今年，他離開網際網路企業，成了一名專職科普教師，邊寫作，邊教學。

《香料傳奇：一部由誘惑衍生的歷史》和《改變西方的26個字母》，「新知文庫」里編號為2和4的兩本書，曾讓陳朝眼界大開。

前者讓他知道「科普書居然還可以這樣寫，可以跳出科學家的眼光，從記者和旅行家的視野去切入」，後者則完全刷新了他對埃及文字體系的認識。

最近，隨著《來自中國的禮物：大熊貓與人類相遇的一百年》出版，新版「新知文庫」已經出滿100本，其中至少40本出現在陳朝家中書柜上。

「50後」江曉原也是「新知文庫」資深粉絲。

在他的書架上，這套書的編號一本不落地排到了90。

「我正在等著之後的10本陸續湊齊」， 這位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教授說。

不過，很多年輕人不知道的是，30年前，還有另一個版本的「新知文庫」。

不同於眼下一年數十萬種新書的出版規模，在出版流程漫長、新書稀缺的1980年代，前後延續12年、出了多達83種的老版「新知文庫」，同樣滋養了一大批渴望拓展知識面的青年。

只是，新舊兩版文庫，在定位上已經有很大不同，以至於它們的讀者，即便身處同一個世代，在興趣點和閱讀偏好上也是遙遙相望的兩類人。

這一變化所折射的，是出版行業的起伏，以及閱讀趣味的變遷。

1980年代：「爆髮式」的老版

如今說起上世紀80年代那套老版「新知文庫」，二手書店老闆菲戈話匣子便關不上了。

對那些書的書名和封面，他都記得很清楚。

這些書也依然被他藏在家中，需要的時候，很快可以找到。

1986年，這套文庫誕生的時候，菲戈正在復旦大學哲學繫念本科。

那是個知識普及大潮席捲而來的時代，可書卻出得又慢又少，幾乎每本書都是在千萬讀者翹首期盼下姍姍來遲。

所以，只要不是實在不感興趣的題目，菲戈對新書是「看到一本，就買一本」。

那時，即便對學生來說，書也不貴。

1990年之前，中國還沒有頒布《著作權法》，也沒有加入《國際版權公約》，海外引進的書不需要支付版權費。

老版「新知文庫」里，出版於1987年的《道德箴言錄》只要1元，《榮格心理學入門》也只要1.15元。

以菲戈當年每月68元的生活費，手頭雖然很緊，但去書店看到心儀新書，還是會儘量買回來。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普及類讀物，主要來自兩個書系，一個是大名鼎鼎的「走向未來叢書」，大多由國內學者撰寫，向讀者介紹西方社會思潮；另一套便是三聯書店的「新知文庫」，以譯介國外的社科人文類普及讀物為主。

「當時，只要是對自己的知識面有些要求，興趣比較廣泛的人，基本都會買這兩套書。

」

董秀玉是前三聯書店總編輯，同時也是「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之一。

她曾這樣提及上世紀80年代出版業的「黃金歲月」：「那是一個快樂的年代，尤其是對出版人，這是一個幸福的時代，『文革』的壓抑得到了釋放，你做什麼書都賣得好，做書的人根本不用考慮市場。

」當年的大學生都是拎著柳條包到書市買書，一買就是滿滿一袋，有的寧願省下伙食費，也要把看中的書搬回去。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每出一本書就大賣的情形，也是出版業產能不足的表現。

1982年8月，出版界老幹部王益在新華社內參里指出：圖書出版越來越慢，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

他建議，要改變這種狀況，除了解決印刷的資金問題之外，還需要幾個部門的配合。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哪怕是艱澀難懂的哲學書，依然能俘獲一大批讀者。

1986年，三聯書店開始做「現代西方學術文庫」，推出的第一本就是周國平翻譯的《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出版第一年就賣出15萬本。

這樣的數字，如今已是暢銷書才能企及的成績了。

第二年，三聯又接連推出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和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這兩本更為晦澀難懂的大部頭也分別印了10萬和7萬冊。

這三本書的輝煌戰績里，就有菲戈貢獻的一分子。

「非常不好讀，以我當年大學本科的學養，根本讀不下去。

」對於這位哲學青年來說，薩特和海德格爾的書都只能是「買來翻一下，讀不懂就跳過去」，但因為當時出書太慢，「學術文庫」尤其慢，所以，只要書一出來，他還是忍不住興沖沖把它們帶回家。

好在，他後來又從「新知文庫」里找到一本介紹性的《認識薩特》。

菲戈嘗試把它與《存在與虛無》「配合起來讀」，才算是多少得以「入門」。

菲戈其實道出了30年前，三聯這兩個書系的關係。

「學術文庫」收錄的都是西方大思想家的代表性著作，能完整啃下來的人不多。

另有一批介紹性的二手著作和篇幅較小的名著，帶有普及性質，無法歸入「學術文庫」，就被編入「新知文庫」，比如《榮格心理學入門》《華格納》《宗教哲學》《西西弗的神話》《我與你》《關於愛》等等，厚度大多在一兩百頁。

「反倒是這些不那麼學術化的小冊子，更受大眾喜愛」，「新知文庫」現任主持編輯徐國強說。

老版「新知文庫」的出版時間主要集中在1986～1992年（只有少量出版於1992～1998年間），就當年的行業情況來看，這樣的出版速度已經「可以說是爆髮式的」了。

21世紀：緊扣潮流的新版

進入21世紀的十多年裡，出版行業的規模逐年遞增。

去年，中國共出版20.4萬種新書，行業總規模也攀上了803億元。

爆髮式出書的時代，真的來了。

大學時逢書必買的菲戈，至今保有廣泛閱讀的習慣，可他依然沒有讀完《存在與虛無》和《存在與時間》。

「現在基本能看懂了，但要看、想看的書實在太多了。

」

閱讀口味也在改變。

作為三聯書店文化出版分社社長，徐國強這樣講述今昔差異：1980年代是一個惡補的階段，西方社會思潮與我們的距離可能會有幾十年甚至一兩百年。

到90年代末，科學主義、科學哲學興起，國內出版業緊跟這一思潮。

21世紀以後，「科學主義」成了「唯科學主義」，轉眼也過時了。

「如果說在上世紀80年代的譯介大潮下，這些書令人耳目一新，也湧現出不少經典的小作品的話，那麼20年之後，大家可能就得看更新的東西、更大部頭的才過癮。

」

2006年重啟的新版「新知文庫」，順應的就是這樣的變化。

相比於老版文庫更注重社科與人文新思潮的介紹，新版文庫更強調跨學科知識、多元價值觀和閱讀趣味。

新版推出的第一本書《證據》，講的就是一連串歷史上很受爭議的法醫學案例，從1355年轟動一時的「都靈裹屍布」談起，一直說到1994年的辛普森案，其中不僅涉及科技，也有宗教信仰、道德和法學的碰撞。

最關鍵的是，這些案件讀來就像一個個懸疑故事，閱讀體驗上趣味十足，毫不費力。

再比如今年最新出版的《上窮碧落》，以熱氣球的歷史為線索，講述了許多與熱氣球有關的人和事，既是一段科技史，也有很強的文學性。

大學學「飛行器製造」的趙洋是《上窮碧落》的擁躉，除了知識面的拓寬之外，他對譯者暴永寧的文筆尤為稱讚，認為他能把作者的言外之意精準傳達，讓其他文化背景的讀者也能會心一笑。

大學時，趙洋自認是個標準「理工男」，曾希望探尋「世界運轉的奧秘之所在」，也抱有「用科技讓人類生活更美好」的樸素願望。

隨著年齡增長，他慢慢看到，科技不能獨立於社會而存在，每一項發明要運用於社會，就離不開和人打交道。

對趙洋來說，正是一系列科普書籍讓他了解了科技更為豐富的一面。

「更複雜和更接近真實的，就是科技與社會的互動。

」可以說，他的青年時代就是在一系列科普書如「第一推動叢書」「哲人石叢書」和「新知文庫」的陪伴下度過的。

大學時，他已在媒體發表了一些科普文章。

研究生畢業後，他到中國科技館工作，主業也是科學普及。

在他看來，對他青年時代影響至深的三套叢書各有特點：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第一推動」屬於「硬科普」，引進的都是國外大科學家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霍金的《時間簡史》），知識性很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著重介紹科學文化和科學家經歷。

「新知文庫」的「軟硬成色」介於兩者之間，關心的是科技如何影響社會，選題往往從小切口出發，對某一事物展開全景式描述。

「趣味、品位、與讀者友好」是他對「新知文庫」的概括。

「『新知文庫』對這些年輕人的人生軌跡有影響是可能的，但我已經是個老頭了，這些書出現的時候，我的學術路徑已經定了。

」對江曉原來說，「新知文庫」提供的更多是一些話題和素材。

他看到，文庫中不僅有科普書，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思想性很強、探討社會問題的著作。

比如《違童之願》，講述的是冷戰時期美國用國內一些貧困家庭的智障兒童做醫學實驗的黑幕。

「這是美國一段非常黑暗的歷史，觸及的也是相當沉重的話題。

」

讀著老版「新知文庫」成長起來的菲戈，也同樣買了不少新版「新知文庫」，但大多只是翻一翻，很少完整地讀完一本。

他覺得，如今這些科普書的寫法都相當時髦，對那些較少閱讀嚴肅書籍的人來說，它勝在好讀，沒有專業壁壘，知識點又都能覆蓋到。

但如果真要對某個領域的知識做系統的了解，這些書又會排在次要地位，可讀可不讀。

「如果有讀者當年提出批評，我們當編輯的，會很不好意思」

江曉原認為，看新版「新知文庫」的轉向，應該把主持編輯徐國強的學科背景考慮進去。

徐國強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研究生學科學史，是江曉原「差了好幾屆的師弟」。

「新知文庫」改版時，徐國強才剛來到三聯書店。

當時，大家對新的文庫都很有信心，分管《三聯生活周刊》的副總編輯潘振平推薦了很多備選品種給徐國強。

因為種種原因，最後做成的只有一本——編號為40的《伊索爾德的魔湯：春藥的文化史》。

他至今清楚記得，這位知識淵博的副總編從堆滿了書的辦公室里，鄭重地搜摸出這本書的繁體版，並囑咐他：用完一定要送還。

究竟什麼是「新知」？改版的最初階段，參與文庫的編輯們在這個問題上眾說紛紜，有人強調科學，有人主張人文，有人認為必須是新知識，有人認為舊的東西也可以。

在後來的實際操作中，徐國強逐漸將選題旨趣概括為「新興話題、傳奇故事和普遍感興趣的專門史」，也立下了一些具體準則。

但事實上，這個問題至今也沒有完全解決。

熱烈的討論，時常在選題會上展開。

文庫的選題乍看駁雜，實際上有不少細緻的盤算。

在同一知識領域，編輯只會選擇一部書稿，且儘量引進理論提出者的著作。

比如，文庫中最厚的一本《路西法效應》，就是美國心理學家菲律普•津巴多對斯坦福監獄實驗的詳細解讀。

書的前一半是敘事，後一半是分析。

在1971年的實驗中，津巴多招募了24個經測試心理正常的大學生，隨機分為兩組，一組當囚犯，一組當獄卒，進行逼真的角色扮演，結果獄卒開始變得殘暴不仁，而囚犯則有的屈服，有的崩潰，有的預謀造反，有的絕食抗爭。

《路西法效應》下印廠的時候，徐國強擔心這本書太長太枯燥，會賣不動，咬咬牙首印了6000冊。

事實上，它竟然賣了十幾萬冊，梁文道的《開卷八分鐘》還對這個實驗連續做了4期講解。

相比於學術性，新版文庫更看重可讀性和趣味性。

但很少有大學者有時間、有能力把深奧的知識寫得有趣淺顯，這時候，就需要職業作家發揮專長。

文庫的作者中，有四成是著名學者，另外四成則是科普作家或記者，也有一部分書是學者與作家合作撰寫的。

比如，《逼近的瘟疫》的作者則是一名記者，憑藉這部作品，他斬獲普利茲獎。

剛剛出版的《綠色寶藏》，則是植物園的科學主管與一名科學記者合作的成果。

如今的出版市場競爭異常激烈，但據徐國強說，「新知文庫」從未花錢做過營銷，它的知名度是依靠口碑逐漸往外擴散的。

即便如此，文庫中出版時間一年以上的品種，平均銷量都達到了兩萬冊以上。

在陳朝看來，買「新知文庫」，「選擇成本很低」，因為書的質量都在80分以上，買之前不用去看評價好壞，只要主題感興趣就會下單。

他也會時不時去豆瓣上看看「新知文庫」的豆列，了解最近又有什麼新書。

每一本書的編號，也為銷量和影響力立了一功。

許多愛書成痴的讀者對書架上的「斷碼」不能容忍，往往「出一本收一本」，要把這套書買全。

豆瓣上也有一些書庫的「忠粉」在求購斷貨的書。

徐國強會在瀏覽網頁的時候看到這些讀者的留言，這讓他感動，也有些惶恐。

因為他心中清楚地知道，哪一本書存在不足和瑕疵。

他甚至對舉辦一次讀者見面會頗感躊躇，一方面是因為書的作者都在海外，另一方面他也擔心「如果有讀者當面批評書的瑕疵，我們做編輯的總會很慚愧，很不好意思的」。

有些遺憾的是，已有的100種書雖冠以「文庫」之名，但這批書全是譯作，沒有本土作者的原創作品。

從「第一推動」開始，到「哲人石」，再到「三思文庫」和「新知文庫」，舶來的科普圖書已經培育起中國讀者的趣味。

徐國強也希望看到本土作者能為「外來的和尚」所激發，寫出一批好看的科普書來。

現在，「原創新知」作為「新知文庫」的一個子系列，已經有了一個開頭。

徐國強手中已有5部中國作者的稿件，話題涉及恐龍、癌症等。

100種，當然不是「新知文庫」的句號——已在編輯手裡有待出版的書稿，眼下就有50部之多。

科學、人文普及讀物的市場前景被看好，社科文獻出版社的「甲骨文叢書」、中信出版集團的「見識叢書」……越來越多的體量龐大的「文庫」「叢書」正加入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