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新經學的提出——預期的文藝復興工作

饒宗頤（1917年8月9日-2018年2月6日）

本文為饒宗頤先生於2001年11月2日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論壇上的演講。

許校長，各位學術界前輩、專家，首先，本人得衷心感謝北大教授委員會諸位先生的推薦，給我一個難得的機會，在北大百年紀念論壇上發言。

記得我在年前香港舉行的炎黃學術會議上談到郭店楚簡中最後部分的《語叢》，可相當於莊子屢次鄭重提及的「重言」（重言應當解釋為keynotes，「重」不是重複）。

古代政治領袖，像禹之「拜昌言」，這說明先哲是如何尊重傳統。

若干年來，由於出土簡冊的豐富，我亦曾多次提到未來的21世紀應該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時代，現在已正式進入2001年，我充滿信心地預期21世紀將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

長期以來，人文科學與其他先進的科學接軌，近年三代斷代工程的成就，正是重要的說明。

我們的歷史是世界上文化持續沒有間斷和轉換的，在外人代我們操筆政所寫的歷史，認為我們的信史，只能從商代講起，似乎很有問題。

郭店楚簡中顯示的虞夏相繼蟬聯的史實，我們何能加以抹殺？所以，我們的古代史有由我們自己重寫的必要。

漢字的遠源，從出土文物和各地陶器上刻劃、書寫的符號看來，正是文字的前身，北大現在正對此做全國普查，是很重要的工作。

在整理簡帛經典的過程中，最令人困擾的是「異文」的複雜性。

陸德明當楊隋統一南北，總結六朝人的訓詁工作，編著《經典釋文》一書。

我曾建議應該利用簡帛的新材料，參考清代學者對異文的研究成果，去重編一部新的《經典釋文》。

這不僅是語文方面的貢獻，實際上也是某一語彙的探討，是文化史重點問題來龍去脈的綜合性研究的基礎。

這是一項很龐大的工程，以後可能引導出許多新的發現，對於了解某一觀念的產生與形成，可取得更進一步的認識。

這裡有一個基本問題——是「新經學」的提出。

我們現在生活在充滿進步、生機蓬勃的盛世，我們可以考慮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經學。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他們的Bible（日本至今尚保存天皇的經筵講座，像講《尚書》之例）。

我們的哲學史，由子學時代進入經學時代，經學幾乎貫徹了漢以後的整部歷史。

「五四」以來，把經學納入史學，只作史料來看待，不免可惜！現在許多出土的簡帛記錄，把經典原型在秦漢以前的本來面目，活現在我們眼前，上海博物館購藏的楚簡，詩、禮部分亦已正式公布了。

過去自宋迄清的學人千方百計去求索夢想不到的東西，現在正如蘇軾詩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們應該如何珍惜，再做一番整理工夫，重新制訂我們新時代的Bible。

什麼是「經」？是否應考慮不限於《十三經》？問題相當複雜，我所預期的文藝復興，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個民族的事，新材料引發古舊的問題，這是時代的賜予。

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家的恩惠。

我的呼籲，可能不是我個人的想像，而是世界漢學家共同的期望。

經書是我們的文化精華的寶庫，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亦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

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在當前是有重要意義的。

「經學」的重建，是一件繁重而具創辟性的文化事業，不僅局限文字上的校勘解釋工作，更重要的是把過去經學的材料、經書構成的古代著作成員，重新做一次總檢討。

何者才值得稱為經，有資格廁於經書之林?我的不成熟看法有下面幾點：

（1）訓詁書像《爾雅》，不得列作經書。

（龔定庵已譏諷「以經之輿儓為經，《爾雅》是也」）

（2）與《尚書》具有同等時代與歷史價值、一些較長篇而重要的銅器銘辭，可選取二三十篇，作為彌補《尚書》的文獻。

《逸周書》可選部分入於此類，兩者作為《尚書》的羽翼。

（3）古代史家記言與記事分開。

記言的重要，保存許多古賢的微言大義，像《國語》一類著述可以入經。

（4）思想性重要的出土文獻，可選一些像馬王堆的「經法」、「五行」等。

（5）儒、道兩家是中國本有文化的兩大宗教思想基礎，儒、道不相牴觸，可以互補，各有它的優越性，應予兼容並包。

《老子》、《莊子》等書原已被前人確認為經（道藏的編纂已兼收《易》家及一些別類的子書，但嫌太廣泛，不夠嚴格），自當列入新的經書體系之內，作為一重要成員。

如果以後我的新經學觀點，有人重視，認為有可取之處的話，我這一點小意見不妨作為一點星星之火，引起大家的考慮。

希伯來《聖經》的文字，一向說是出於神的默感和啟示（revelation），被認為是天主的聖言。

吾國早期經書，像《詩》、《書》、《易》，亦離開不了神。

《大雅·大明》記牧野之役，有「上帝臨女，無二爾心」的充滿警惕的話言。

《尚書·立政》述建官之制，亦兢兢地，以「灼見三有焯（明）心，以敬事上帝」。

在神道設教的時代，不能不倚靠神，做任何事情，要燃燒起宗教情緒，潔凈心靈，加強意志，方能有高度輝煌的成就。

湯恩比寫了比較21個文明的《歷史研究》的大書，最後歸結到至高精神的實體（supreme spiritual reality），他相信這個實體便是神。

評論家認為，他了不起的貢獻即在他提出這個精神實體給予人們最終形上疑惑的保證。

「經」的重要性，由於講的是常道，樹立起真理標準，去衡量行事的正確與否，取古典的精華，用篤實的科學理解，使人的文化生活，與自然相調協，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取得和諧的境界。

「經」的內容，不講空頭支票式的人類學，而是實際受用有長遠教育意義的人智學（anthroposophy）。

經書對現代推進精神文明建設，有積極性的重大作用。

漢人比《五經》為五常，《漢書·藝文志》說：「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

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

」把《樂》列在前茅，樂以致和，所謂「保合太和」、「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和」表現了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

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講人與人之間互相親愛、互相敬重、團結群眾、促進文明的總原則。

在科技領先的時代下，更當發揚光大，以免把人淪為物質的俘虜。

道家以老子為首，《道德經》所講的道德是高一層次，使人不執著於人與人之間的爭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故儒家者流亦奉其書為圭臬，郭店楚簡出土的儒家遺著，大家認為可能出於子思子、公孫尼子。

同墓所出簡冊，亦有《道德經》的精選寫本。

劉向父親劉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向亦著講《老子》四篇，惜已失傳，可見前賢兼治孔、老，這是《老氏書》必列入經的主要理由。

希臘辯師（sophists）對古典的解釋，認為歷史是「修辭學」的一分支學科，似有他的道理。

吾國人以「文」為「史」，歷史作為文學中的一門類，《文心雕龍》所以特辟《史傳篇》，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必懂得行文的義法，然後可瞭然於前賢立言的要旨。

換句話說，必懂得修辭的法則，然後可以言文。

經學的重建，是我們推進精神文明建設的基礎工作之一。

古經典舊本子的出現與整理，是弘揚我們的民族精神和先進文化的光輝，培養我們對過去知識的新的理解。

我們對古代文獻不是不加一字的不給予批判，而是要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把保留在歷史記憶中前人生命點滴寶貴經歷的膏腴，給以新的詮釋。

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對古典的新發掘與認識，從古代文明的研究，為人類智識引起極大的啟迪，像對近東的楔形文和埃及象形文、俗體字的辨認，考古工作對人文主義發揮出決定性的作用，古文明研究的擴大，使人們對整個世界的看法有嶄新的認知，添加了進一步對歷史文化的洞察力。

反觀吾國近半世紀以來地下出土文物豐富的總和，比較西方文藝復興以來考古所得的成績，可相匹敵。

令人感覺到有另外一個地下的中國——一個歷史古文化充滿新鮮感、富有刺激性的古國。

事實上，中國已成為世界國家的一個環節，在全球性的總的考察之下，中國的考古、古文明研究的事業，亦和世界分不開，如果自己不做，亦有人家為之越俎代庖，所以我們不能不急起直追。

近時北京大學出版社有《十三經註疏》新校點本的印行，集合多位專家，歷時五載，進行了精密的校勘工作，撰寫新的校勘記二十餘萬條，超過阮元的舊刻本。

這正說明北大同仁對經學的重視和關心，同時也對經學研究做出新的貢獻。

「歐洲文藝復興」是人文主義的產兒，過去學人，無不重視。

蔣方震寫有專著，請梁啓超作序，梁氏奮筆為之，取清代經學，與之互相比較，一寫就十幾萬字，成為另一部新書——《清代學術概論》。

清代經學的成就，在方法與考證方面當然有它獨到的成績，但他們研究的對象，仍然是舊的材料，周仍舊邦，難以維新，和今天出土林林總總的文物，萬萬不能相比。

20世紀60年代，我的法國好友戴密微先生（Paul Demiēville）多次告訴我，他很後悔花去太多精力於佛學，他發覺中國文學資源的豐富，世界上罕有可與倫比，但中國人不一定知悉。

當前是科技帶頭的時代，人文科學更增加它的重任，到底操縱物質的還是人，「人」的學問和「物」的學問是同樣重要的。

我們應該好好去認識自己，自大與自貶都是不必要的，我們的價值判斷似乎應該建立於「自覺」、「自尊」、「自信」三者結成的網際網路之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廣闊目標的追求，去完成我們的任務。

在座的季羨林先生，多年以來倡導他的天人合一觀。

以我的淺陋，很想為季老的學說，增加一小小註腳。

我認為「天人合一」，不妨說成「天人互益」，一切的事業，要從益人而不損人的原則出發，並以此為歸宿，《陰符經》說：「天人合發，萬變定機。

」這是從消極的、不好的方面來講（「合發」是指「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兩者同時發生，天發是「公道」，人發是「私情」）。

我講互益，是從積極和好的方面來講。

馬王堆《易》卦的排列，最後的巽宮，以《益卦》作為最後一卦，結束全局。

這與今本《周易》以「既濟」、「未濟」二卦作結不同，而異曲同工。

以「未濟」收場，表示保留「有餘」，這是中國文化一大特色。

「益」，是積極而富建設性的觀念。

《益卦》初九爻辭說：「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

」上九的爻辭說：「立心勿恆，凶。

」我們如果要大展鴻猷，不是光說說而已，而是要展開「大作為」，這樣或許可以達到像蘇詩所說的「天人爭挽留」的境界，是天與人所要共同爭取的。

經書裡面，許多精義對現代人還是有極大的啟迪的！謝謝各位。

饒宗頤先生簡介

饒宗頤先生1917年8月9日出生於廣東潮安，祖籍廣東梅縣，字固庵、伯濂、伯子，號選堂，是享譽海內外的學界泰斗和書畫大師。

他在傳統經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學、藝術、文獻以及近東文科等多個學科領域均有重要貢獻，在當代國際漢學界享有崇高聲望。

根據先生自己歸納，其著述可分為：「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書畫」等八大門類。

2018年2月6日凌晨於香港逝世，享年10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