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陵丨中國第一皇陵考古傳奇（壹）：打開帝陵的第一人——馮漢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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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皇陵考古傳奇（壹）

圖 • 《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馮漢驥

文 • 閆佳楠

鳳飛翱翔兮，四海求凰……將琴代語兮，聊寫衷腸……鳳兮鳳兮歸故鄉，凰兮凰兮從我棲。

公元前144年，西漢，臨邛。

司馬相如未見卓文君，卻以一曲動心，演出一段千古佳話。

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惹後人不勝嚮往之情。

相如當年操琴並無歌，這一曲《鳳求凰》並未見於《史記》，徐陵《玉台新詠》始見收錄並加序說明。

後人代相如填詞仿佛現今的畫外音，聲情並茂，平添許多風流。

成都因為這對名士美人也多了幾許浪漫，二人故跡亦成懷古名勝所在。

六朝至隋唐，傳說中的相如古宅和琴台猶在，「宅在少城中笮橋下是也，又有琴台在焉」，應在今西較場東北之金花橋一帶。

自唐代詩人入蜀題詠之後，琴台還是詩人們隔空抒懷的一個確乎所在。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

酒肆人間世，琴台日暮雲。

歷經宋元，琴台漸漸湮沒，後傳在青羊宮三清殿附近的琴台實為一窯址。

直至清中葉，不知是誰發現了西門外一處巨大的土丘寂寞地聳立在郊野之中。

平疇遼闊，青煙蕩漾，正合懷古悼今，歌詠追思之意。

這樣的地方豈不正配司馬相如撫琴之所在。

口耳相傳，當此為真。

直到近世烽煙突起，有人終於要叩開這座神秘的地宮，一個驚世發現就此展開，那個曾經「花林步月錦水行春」的時代重回世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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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中，讓我們一起回顧那段難忘的歲月。

我們分期介紹永陵發掘中留下寶貴身影的前輩們。

中國自北宋以來就發展出專以古代遺物進行整理、考據和征釋的金石學。

直到十九世紀中後期，大量西方現代科學傳入中國，作為科學認識人類歷史的重要知識來源——現代考古學便是其中之一。

四川雖然地處中國西南內陸，但四川考古學是早期中國考古學重要的源頭之一。

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戰亂大量學者及學術機構南遷，西南地區成為中國學術文化的中心，四川考古學也逐漸發展成為中國考古學的學術主流。

正是這個戰火紛飛的時期，前蜀王建墓——永陵被發現並展開考古發掘，成為彪炳中國考古史的一座里程碑。

這座帝陵的發掘不僅向世人揭開了中國歷史那些鮮為人知的冰山一角，更奠定了中國考古學發掘研究帝陵的經典範式。

打開帝陵的第一人——馮漢驥

馮漢驥先生像

1940年秋季某天，為躲避日機轟炸，天成鐵路局在成都西郊五里舖的「琴台」遺址下挖建防空洞，工人在土丘西北側掘開一洞，深至4米余時，發現一面磚牆，開始認為是漢時琴台遺存，便報告當時西南地區最具聲譽的考古學家、時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的馮漢驥。

通過現場考察，馮漢驥認定此遺存為一座墓葬，從磚的形質上，推斷時代不會太早。

但當時無力展開發掘，遂將此洞回填封閉。

馮漢驥

字伯良，湖北宜昌人。

1923年畢業於武昌文華大學，隨即被老師介紹到廈門大學圖書館任襄理，次年升任主任。

在廈門大學期間，馮漢驥受魯迅及生物學家教秉志授的影響，勵志研究人類學。

1931年夏,馮漢驥赴美國波士頓入哈佛大學研究院人類學系學習，兩年後又轉入了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系。

1937年11月初，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哲學博士學位的馮漢驥舉家回到成都，接受四川大學的聘請,任歷史學系教授，任教人類學、先史考古學和人生地理學三門課程。

歸國伊始,馮漢驥全力以赴在四川考古學的三個重要方面作了三件大事，成為四川地區為數不多的具有考古專業素質的中國學者。

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開展民族考古研究。

1938年暑假，馮漢驥隻身赴岷江上游羌區調查,歷時3月,披荊斬棘,備受艱辛,獲取大量民族調查資料,並在汶川蘿蔔寨親自發掘了一座石棺葬，這是首次在川西北山地獲得的第一手田野考古資料,其後發表的《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是西南民族考古研究的開拓性成果。

緊接著，1939年，馮漢驥首次對西南常見的大石遺蹟作了專題考古調查，之後發表的《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遺蹟》一文，對這些被傳說覆蓋的名勝古蹟作了科學解釋：「武丁擔墩為人造之墩,極可能乃古墳,是以石筍可能為墳之墓石」；另外一些「獨石」則是「豎立大石以志重要事件」的標誌物；至於成都彌牟、雙流棋盤市、奉節魚復浦等地的「八陣圖」實與諸葛亮無關，「而可能具有宗教意義」的「列石遺蹟」，其年代「約在新石器時代至東周時期」。

馮漢冀做的第三件事是開展全省文物普查工作。

在此期間，馮漢驥帶領四川大學師生對四川省境內的石器時代遺址、漢晉墓葬、壁畫、石刻、造像等文物作了調查研究與收藏保護工作,收集了數千件標本資料。

為了全面掌握文物情況以便開展考古、博物館事業，在一省境內進行文物普查工作，當時在國內尚屬首創。

此次文物普查工作直接影響到日後四川博物館的建立。

以上三件事對當時的考古學界震動巨大，尤其是岷江上游羌區的民族考古研究激發了大量民族學、人類學及考古學學者的研究興趣和視野。

馮漢驥成為四川地區的考古學和博物館事業奠基式的人物。

1941年春，四川博物館在郫縣犀浦鎮成立，馮漢驥任館長，「琴台」遺址考古發掘進入了計劃，在時任四川省教育廳郭有守授權下，四川博物館開始了考古發掘工作。

最初原定1941年12月15日至1942年1月31日發掘，時因「採取古物執照屆期尚未奉發到館，另成都市府近亦有利用開鑿防空壕之意，為節省人力物力，決定展期至該府同時動工」等事由推遲發掘。

1942年9月，由四川博物館主持的考古隊正式成立。

成員包括四川博物館館長馮漢驥、四川大學工作人員劉復章、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副館長林名均、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助理蘇立文、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工作人員蘇達文等人。

第一階段的考古發掘

馮漢驥依照近代科學考古中墓葬發掘方法對整個墓葬及附近環境進行詳細的測繪。

進入墓室時，馮漢驥採取傳統的「掏洞直入」法，從墓葬北牆（即後牆）正中打開高2米、寬1米的洞門進入地宮後室。

地宮牆壁外側均是巨磚，厚約2米；里側是巨石條，厚約1米余。

由於墓葬在歷史時期就被盜掘，地宮內部填滿淤土，馮漢驥沿洞門方向開一探洞進入地宮，期間探洞還發生過坍塌，幸無大礙，反而在掘取淤土時清理出大量文物。

在清理文物時害怕損傷文物，考古人員用竹籤小心翼翼清除文物周邊的淤泥。

在整個發掘清理工作中，考古隊運用當時最先進的考古工作設備，如經緯儀、子午、平板、水準儀、照相機等測繪儀器；按照中央古物保存委員會的要求填寫出土文物登記表，並由省政府派監察員按時將發掘情況向四川省政府匯報。

11月底，第一階段的發掘整理工作結束，此次發掘出土文物有，石像1座、玉冊106片、諡寶玉璧各1件、破損銅器2件。

值得注意的是，馮漢驥根據出土的諡寶、玉冊等文物，首次確定該墓系前蜀開國皇帝王建的陵墓，即永陵。

王建墓地宮全景圖

王建墓四周地形圖（1942年）

隨後，馮漢驥將清理出來的文物公開展覽。

這無疑是顆重磅炸彈，震撼了當時中國文化界考古界所有學者。

當時中國考古學者發掘對象大多是史前文化遺存、先秦文化遺存、歷史時期小型墓葬等，而對明確記載於文獻中的皇帝陵墓進行考古挖掘實屬首例。

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與中央研究院川康古蹟考察團團長吳金鼎也前往參觀並肯定了永陵的發掘價值。

當時各大報刊紛紛刊登永陵的發掘情況。

如《新新新聞》介紹了永陵發掘經過及出土文物。

《華西晚報》對出土玉冊進行介紹。

墓室透視圖

當時身居重慶的郭沫若見報後，立刻給成都報社記者瘦舟（車輻）寫信詢問發掘情況並感嘆說：「此事如在歐洲學界，必當大轟動。

可惜中國學術空氣稀薄，又在戰時，竟不得集各數家有權威之學者，細細加以探討，甚為可嘆！」又評論道：「撫琴台的發掘，的確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事，在中國學術界必有極偉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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