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古玉：良渚文化的發現與研究！

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半剖玉璧

良渚遺址自1936年施昕更先生髮現以來，經過了半個多世紀許許多多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而今已經聞名於世界，尤其是大量精美玉器的出土更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焦點。

如今國家博物館在北京舉辦良渚文化精品展覽，可以讓更多的人有機會走進距今約五千年前的太湖之濱的先民們的世界，了解他們的文化創造，對於新世紀的中國文化將是件有意義的事情。

為了便於大家更好地閱讀和理解這一文化，現將良渚文化的認識過程和研究現狀，介紹如下：

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人面獸面組合紋玉琮

一、發現與命名

1936年西湖博物館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鄉——餘杭良渚一帶發掘了良渚棋盤墳、荀山周圍以及長命橋鍾家村等遺址，同時調查獲知的遺址有十餘處之多，出土了大量的黑陶與石器，並撰寫出版了《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一書，從而成為良渚文化研究的發端。

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獸面紋玉琮

施聽更先生對良渚遺址的發掘，是在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後，新石器時代考古在黃河流域所取得成果的影響下進行的，是近代考古學在長江下游地區的一次成功嘗試。

當時在黃河流域已建立起了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和以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東、西兩大文化對峙的學說。

在傳播論與黃河中心論舊史觀的影響下，良渚一帶所發現的黑陶，就自然被歸入了東、西對峙的兩大文化之列，被認為是龍山文化向東南傳播的一支。

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雙孔玉刀

1936年以後，由於戰爭的爆發，這一地區的考古也像全國一樣處於停滯狀態。

直至20世紀50 年代，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社會主義建設的蓬勃發展，使考古事業也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開始了大量積累材料的階段。

1953年浙江發掘了杭州老和山遺址。

1954年江蘇發掘了吳錫仙蠡墩遺址。

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玉璧

同時江蘇省l951年發掘了淮安青蓮崗遺址，1955年發掘了南京北陰陽營遺址，這兩處遺址的發掘，使研究者們開始認識到東南地區文化的土著性，於是在l956年提出了青蓮崗文化的命名，從而為從思想上衝破傳播論的束縛打下了基礎。

這對良渚文化的研究無疑是一個促進。

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玉璧

l956年和l958年，浙江省對吳興錢山漾遺址進行了發掘，在該遺址中區分出了包含幾何印紋陶和不包含幾何印紋陶的上下兩種文化堆積。

對認識良渚諸文化的內涵及從時代上探討這一地區黑陶與幾何印紋陶的關係，提供了科學的依據。

從而開始從特徵上對這一文化的內涵進行總結，注意到了「他處所未見」的「魚鰭形鼎足」，「特殊的三角形石刀」等「自己的特點」。

錢出漾遺址下層所發現的木槳、竹編、絲麻織品以及水稻等農作物種籽，也大大地豐富了這一文化的內容，為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開闢了一些新的領域。

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玉串飾

錢山漾遺址發掘之後，在浙江吳興邱城，杭州水田畈;上海馬橋，青浦嵩澤，松江廣富林;江蘇蘇州越城，吳江梅堰等地，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古發掘。

通過這些發掘，無論在地層堆積序列上，還是文化遺物上，都大大豐富了對這一地區史前文化的認識。

研究者們拋開黑陶這種簡單而籠統的概念，開始從器物特點及組合上總結出如魚鰭形足鼎、發達的圈足器、表面易脫落的黑皮陶、穿孔石鉞（斧）、三角形石刀、石耘田器、有段石錛以及精緻的玉器等這些與山東龍山文化不同的特點。

於是1959年夏鼐先生把長江以南太湖流域主要包含黑陶的這種文化，正式命名為「良渚文化」，從而開始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新曆程。

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玉鉞

二、區系的建立

中國古代的遺址一般都不是單一性的，一處遺址往往包含有多個時期的文化堆積，所以在包含良渚文化遺存的許多遺址被發掘的同時，在地層序列上也逐漸確立了良渚文化--嵩澤文化--馬家浜文化的疊壓關係，從而為尋找良渚文化的淵源，建立本地區的文化序列，奠定了基礎。

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玉鐲

在研究上，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對本地區提出的青蓮崗文化、良渚文化、湖熟文化等幾支土著文化，一方面強調其土著性，而另一方面又帶有傳播論的觀念，只作平面的理解，而並沒有從地層關係與類型學角度給予深刻的探究。

所以良渚文化作為太湖流域的一種土著文化，從龍山文化系統中獨立出來，雖已被研究者們所接受，但對其年代的估計，卻由於受了傳統史觀的偏見，而認為其下限要達到商周之際乃至更晚。

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人面紋玉琮

從l966年到1972年，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劫難，全國的考古工作幾乎處於停滯的狀態。

1972年以後，隨著考古工作的恢復，大量新的考古材料的發現，以及碳14測定的年代數據的陸續公布，使我國的考古事業又走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在1972年公布的第一批錢山漾下層的碳14數據，表明錢山漾下層的年代「並不晚於黃河流域龍山文化」，從而使研究者們對良渚文化及本地區的偏見，開始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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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碳14數據所確定的絕對年代的依據，及地層疊壓上的多次證明，青蓮崗文化作為早於良渚文化的「長江南岸較早期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在1972年已得到了確認。

1973年發表的《略論青蓮崗文化》一文（載《文物》1973年第6期），把這一文化分作了江南、江北兩種類型，並注意到了寧鎮地區和太湖地區的差異，以嵩澤中層為代表的文化遺存，被當作青蓮崗文化江南類型的最晚階段，在這裡第一次被提出來，並作為和良渚文化的聯繫加以考慮，指出「嵩澤中不少器形已開始具有良渚文化的某些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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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年代前半期，太湖地區主要發掘了江蘇吳縣草鞋山、常州圩墩、吳縣澄湖;上海青浦嵩澤;浙江嘉興雀幕橋、雙橋等遺址。

大大豐富了對良渚文化及本地區青蓮崗文化內涵的認識。

尤其是吳縣草鞋山遺址的發掘，第一次發掘到了出土琮璧等玉器的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為進一步認識良渚文化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形態，提供了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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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1973—1974年及1977年，在浙江錢塘江南岸，發掘了餘姚河姆渡遺址。

河姆渡文化以其年代的久遠和特徵鮮明的文化面貌，使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重要性，受到了舉世的矚目，從而為本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研究，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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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77年可以說是長江下游地區史前考古學的一個新的轉變期。

首先夏鼐先生在《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一文中，提出青蓮崗文化的江南類型和江北類型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建議把江南類型稱為「馬家浜文化」，包括馬家浜和嵩澤兩個階段。

並指出「南京北陰陽營下層墓葬，似乎代表另一種文化」。

依據碳14數據指出，馬家浜文化年代上相當於中原的仰韶文化，認為良渚文化是繼承馬家浜文化發展來的，其年代則相當於黃河流域的河南龍山文化與山東龍山文化，且開始的時間要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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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在1977年10月南京召開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學術討論會」上，一些有代表性的論著，從時間上、地域上和文化發展序列上，給這一地區的新石器文化以充分的肯定。

蘇秉琦先生在會上第一次提出了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的「塊塊設想」。

把長江下游分成了微山湖——洪澤湖以西的蘇魯豫皖四省相鄰的地區，以南京為中心的寧鎮地區和太湖——錢塘江地區，為以後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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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會議上，許多文章提出了太湖地區從馬家浜到良渚的序列。

對嵩澤中層所代表的遺存，有兩種意見，一種把它歸入馬家浜文化中，另一種則把它歸入良渚文化，但是作為從馬家浜到良渚的一個過渡階段的中間類型，則是普遍的共識，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區的淵源關係從而得到了確立。

對於良渚文化的確立和認識，我們可以看到是從它的內涵淵源、區域和年代這三個方面進行的。

7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大量考古資料的公布和新材料的發現，良渚文化作為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下游太湖地區的一支高度發達的土著文化，才開始真正為人們所重視。

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人面紋玉琮

三、良渚文化的內涵

良渚化在經歷了漫長的個性認識與淵源探討之後，在70年代中期以後，開始進入了對自身內涵進行深入研究的階段，至80年代中期可為其前段。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經濟建設的高潮。

客觀上大量的動土，促使了許多新的遺址的發現，另外幾十年的考古實踐，也為尋找遺址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人面紋玉琮

在江蘇繼草鞋山發掘之後，1977年又在吳縣張陵山發掘到了隨葬琮、璧等的良渚文化大型墓葬，從而開始引起學術界對良渚玉器的關注。

一方面這些中國禮制中的重器。

竟在一向被認為是「蠻夷之地」的江南找到了淵源;另一方面大墓與小墓之間所表現出的懸殊差異，也足以使人們相信，這一文化的社會分化與進步，已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

1978、l979和l982 年，南京博物院對常州武進寺墩遺址進行了幾次發掘，又獲得了以數十件琮、璧等玉器隨葬的更為壯觀的大墓，對琮、璧等玉器的形制也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並提出了氏族顯貴者及其家族墓地的觀點。

良渚文化玉璧

隨後l982年和1983年，上海文管會在上海青浦福泉山遺址的發掘中，也發現了隨葬大量玉器的良渚大墓。

而且在對墓地的解剖中認識到，這一突兀的土山，竟是專門為埋葬這些墓主人而由人工堆築營建而成的「土築金字塔」。

這一認識上的突破，不僅為探討良渚大墓的特點、性質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也為日後許多的發現提供了經驗和啟發。

在浙江省l978年至1986年，先後在海寧千金角、徐步橋，平湖平丘墩，餘杭吳家埠，嘉興雀幕橋，海寧三官墩等地，發掘清理了80餘座良渚文化小墓，為研究良渚文化自身的發展分期和文化內涵，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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