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汝祚，那個率先提出「馬家浜文化」的人走了

■記者陳蘇圖片除署名外均由吳汝祚家屬提供

北京，初春。

4月7日清晨6時，一位老人安詳地走完他95年的人生。

他是吳汝祚。

吳汝祚，史前考古學家。

他是景陽岡龍山文化城遺址的發現者，並曾為多個遺蹟文化命名——北辛文化、諾木洪文化。

從西北到東南，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中國許多赫赫有名的史前文化遺址，如半坡遺址、藤縣北辛遺址、膠縣三里河等，他都曾參與或主持發掘。

然而，嘉興卻鮮有人知道，吳汝祚是嘉興同鄉。

不僅如此，正是他，在1975年率先提出「馬家浜文化」的命名。

後來的考古證明，馬家浜文化，是江南文化之源。

馬家浜文化的發現，證明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起源的搖籃。

那麼，吳汝祚是個怎樣的人？馬家浜文化當年是如何命名的？本報記者兩度赴杭，採訪了與吳汝祚相交甚深的考古專家牟永抗、王明達，並連線了吳汝祚的女兒。

最早提出「馬家浜文化」

在太湖地區內，現已發現的古文化遺址，年代較早的有馬家浜文化，其次為崧澤中層類型的文化遺址，再次為良渚文化。

馬家浜文化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從浙江嘉興馬家浜遺址、江蘇常州圩墩村遺址、上海青浦崧澤遺址下層等地的發掘情況分析，當時的生產水平還是相當低的，墓葬的隨葬品也很貧乏。

在圩墩村還發現一座兩個女性合葬的墓。

這些現象表明，它們大體上處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這兩段文字，摘自吳汝祚《從錢山漾等原始文化遺址看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產生》一文，發表於1975年第5期《考古》雜誌。

這是迄今為止，述之文字發表，最先提出「馬家浜文化」的命名。

兩年後，著名考古學家、時任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的夏鼐正式將其命名為「馬家浜文化」。

此時，距離馬家浜遺址的首次發掘，已經過去了18年。

「1959年春節前夕，傳聞嘉興縣南湖（即馬家浜），在群眾性冬季積肥運動中在地下發現大批獸骨。

」這是牟永抗在馬家浜文化發現40周年時，《關於良渚、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憶》一文中對馬家浜文化發現始末的記述。

多年後，牟永抗告訴本報記者，當年，得知嘉興的發現後，他立即建議省里派員調查發掘，並受命與嘉興縣領導溝通，要求當地農民暫停挖掘獸骨。

1956年春，在桐鄉羅家角村，也曾有過類似的發現。

當時，牟永抗曾去羅家角實地探查，現場找到些骨器、石器，以及灰黑色和紅褐色殘陶片，但年代不明，於是沒有重視。

「直到邱城遺址發掘後，我才想到那可能與早期遺址有關，就此推斷嘉興府志中記載『吳越古戰場』，可能也與此類獸骨遺存有關。

」

春節後，浙江省對馬家浜組織搶救性發掘。

牟永抗因其他任務沒有參與。

他記得，第一次發掘工作匆匆結束，只發掘了213平方米。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江浙滬地區已有一些馬家浜文化的遺址被發現、發掘。

其中，邱城遺址下層的發現最為重要，但發現的遺蹟較少，面積並不大。

當時，學界綜合分析黃河下游、淮河下游和長江下游的相關資料，宏觀上提出「青蓮崗文化」。

太湖地區的原始文化，是被劃入「江南類型青蓮崗文化」之中。

「這裡必須提到吳汝祚先生。

他獨具慧眼，在1975年第5期的《考古》上發表了《從錢山漾等原始文化遺址看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產生》一文，率先提出了『馬家浜文化』的命名。

」王明達在《馬家浜文化》一書的前言中如此記述。

談及此，王明達感嘆於吳汝祚的學術眼光：「他提出時，馬家浜文化的發掘很少，文化面貌還不是特別突出，學術界都還在往其他文化上套。

草鞋山遺址和邱城遺址正式的報告還沒有發表，只有簡報。

」吳汝祚並不是馬家浜文化遺址的發掘者，僅憑藉線圖等，在已發表的資料並不是那麼豐富的情況下，憑藉敏銳的學術眼光，認為馬家浜可以視作獨立的考古學文化，並提出了「馬家浜文化」的概念。

「事實證明，50多年過去，馬家浜文化已經成為學術界公認的太湖流域最早的考古學文化。

」

「馬家浜文化」第一人

1977年，夏鼐在《考古》第4期上發表《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

他認為「江南類型」和「江北類型」的青蓮崗文化雖有相同點，但就整個文化面貌而論，是兩種不同的文化。

「我以為，還是以分別定名較為妥當……我建議把兩者分別叫做『大汶口文化』（包括劉林、花廳村、大汶口、青蓮崗等）和『馬家浜文化』（包括馬家浜和崧澤，但南京北陰陽營下層墓葬，似乎代表另一種文化）……長江下游承繼馬家浜文化的是良渚文化。

」

這篇論文，被視為考古學界對「馬家浜文化」的正式命名。

同年10月，在南京召開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學術討論會上，牟永抗、魏正瑾提交了論文《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

這是最早對馬家浜文化進行比較系統闡述的專論。

但在王明達的印象中，在這次會議上，仍有人堅持「青蓮崗文化」之說，還有人提出「草鞋山文化」之說，當時爭論很大，沒有統一意見。

此後數年，羅家角遺址、吳家埠遺址、圩墩遺址等先後進行考古發掘，遺蹟和遺物非常豐富，馬家浜文化的面貌逐步清晰，內涵更加豐富，特徵也逐漸被揭示出來。

1999年，嘉興舉辦了「紀念馬家浜遺址考古發掘40周年座談會」，這是40年來第一次集中討論馬家浜文化的學術座談會。

牟永抗表示，正是1999年的這次會議，明確了長江下游南岸有獨立的考古學文化系統，並明確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長江下游史前文化發展的這三個階段。

吳汝祚參加了這次會議，他提交了《馬家浜文化的社會生產問題的探討》一文。

在篇首，吳汝祚寫道：「筆者在1975年《考古》第5期上發表的《從錢山漾等原始文化遺址看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產生》一文中，提出了馬家浜文化的命名，並認為太湖地區的古文化遺址的年代序列為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在20多年後的今天，考古資料的積累，認識上的提高，有必要對馬家浜文化的遺存作一定的分析闡述。

」

在這20多年裡，吳汝祚一直沒有忘記家鄉的「馬家浜文化」。

不知是否巧合，他恰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開始了對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考古的綜合研究。

八九十年代，吳汝祚曾數次發表與馬家浜文化相關的文章，包括《太湖文化區的史前農業》（1987年）、《太湖文化區的史前時期的墓葬》（1992年）、《試論河姆渡文化與馬家浜文化的關係》（1994年）等。

2004年，馬家浜遺址發掘45周年之際，馬家浜文化學術研討會在嘉興舉行，已經83歲高齡的吳汝祚再次到會。

談及馬家浜文化命名的意義，王明達說，馬家浜文化得到學術界的認可，證明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起源的搖籃。

馬家浜文化的命名，相當於她有了身份證，有名有姓，可以探究她從小到大的發展，以及她有別於其他文化的特徵。

石器、玉器、陶器、木器、食物等文化內涵不斷充實，她的區系類型、文化譜系，都在不斷積累。

如今，馬家浜文化的文化特徵、分布範圍、時間跨度等框架已經基本確立。

牟永抗也認為馬家浜文化很重要。

中國人賴以生存的主要糧食作物——水稻，馬家浜文化的居民就已廣泛栽種。

多處馬家浜文化遺址中，出土了稻穀、米粒和稻草等實物。

在東亞大陸的東南部，以濕地為主體的水稻種植反映了怎樣的聚落形態和生存狀況？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究竟起著怎樣的作用？牟永抗認為，要探究這個課題，就不能不重視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和之後發現的上山文化。

「江南這個經濟文化發達的地方，找到了它起步階段的文化面貌。

馬家浜文化，是江南文化之源。

」王明達認為，吳汝祚是「馬家浜文化」第一人——率先提出「馬家浜文化」，只這一點，他的貢獻就不容忽視。

一輩子只做考古這件事

「我是浙江嘉興人，鬢毛已白，鄉音未改。

」這是吳汝祚在《馬家浜文化》序言的開頭。

吳汝祚1921年5月15日生於嘉興，1949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史地系。

牟永抗記得，吳汝祚當初被分配到杭州商業局工作，但是他不願意，於是考取了浙江大學人類學系研究生。

1952年畢業後，他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屬中國社科院）。

從此，吳汝祚的人生和考古再沒有分開。

吳汝祚經歷了豐富的田野旅程，足跡遍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

青海的柴達木盆地、山東的沿海島嶼以及杭州灣，都是他收穫田野果實的地方。

他研究的重點，是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同時涉及北方和華南的史前遺存。

馬家浜文化作為長江下游史前文明的起源，是吳汝祚研究的重點之一。

談及吳汝祚的主要研究，牟永抗說：「他主要是研究東亞大地東南沿海的。

他起家於西北，又到東南沿海，比其他局限於研究東南沿海地區的學者學術基礎更深，視野更廣，但人很謙遜。

」

牟永抗比吳汝祚小12歲，兩人摯交。

他記得和吳汝祚第一次的接觸是在1973年。

當時，河姆渡首次發掘的現場，《文物參考資料》的編輯帶來吳汝祚的一篇稿子，說吳讓牟永抗幫著看看，內容是關於浙江和東南沿海新石器時期遺址的。

對此，牟永抗印象深刻。

因為，無論年齡還是考古的資歷，吳汝祚都是前輩。

「我曾寫過一篇浙江新石器遺址的文章，並未發表，但估計他看到過。

此前，我們從沒來往過。

可見吳先生對學術的認真態度。

」

牟永抗第一次見到吳汝祚，是4年之後的南京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學術討論會上。

「他是和蘇秉琦先生一起來的。

吳先生是蘇先生的親密戰友，也是他的學術繼承人。

從蘇秉琦到吳汝祚，正是中國考古事業走向黃金時代的代表人物。

」

吳汝祚謙遜低調，有些內向。

「1977年之後，我和蘇吳兩位先生往來頻繁，每次去北京，都要去看他們。

」1990年，吳汝祚帶著《試論玉器時代》一文的初稿來到杭州，「他說，蘇先生讓我們一起完成此稿」。

此後，兩人就論文往返數次交流，最後的定稿由牟永抗完成，刊登在蘇秉琦主編的《考古學文化論集》中。

刊發前，吳汝祚作了一處重大修改，就是將第一作者改成了牟永抗。

「這就是吳汝祚，他不論自己做了多少，也不在乎是自己寫了初稿。

他是以學術為先，個人為後。

」此文後來數次轉載，牟永抗多次提出要把第一作者改為吳汝祚，都被吳拒絕了。

不僅如此，吳汝祚的個人文集中，也未收入此文。

還有一事，令牟永抗印象深刻：在紀念良渚文化發現5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牟永抗所作學術報告提到玉器上的「神人獸面紋」的神像有牙齒，吳汝祚說他沒有看到，為此，牟永抗特地帶他到庫房，拿放大鏡給他看，「他看後，說看到了。

他沒有看到實物，不會附和。

在學術上，他的探索和認真，令人欽佩。

」

王明達也有類似的感觸。

他說，吳汝祚這一輩子，沒做什麼轟轟烈烈的事情，沒有當過領導，為人低調誠懇，「他既不是名人，也不是所謂的『學術權威』。

他一輩子就是做考古這件事。

在這個浮躁的時代，他踏踏實實地做考古，最後一本著作出版是在2013年，當時他已經92歲。

」

王明達1968年大學畢業分配到學部考古研究所（編註：即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就認識了吳汝祚，但那時只是點頭之交。

1981年，杭州大學開設文物及博物館學專業，當時師資缺乏，史前文化的課，是請吳汝祚講授的，一周兩三節課，至少講了兩三個月。

當時，在浙江做考古的很多人，都去聽他的課，王明達還做了課堂筆記。

「父親是個純粹的學者，不會聊天。

」吳汝祚女兒記得他們剛搬家時，母親說：「你常出差野外工作，你應該去跟鄰居聊聊天，讓家裡平時也有個照應。

」當時，鄰居多是工人，聊的都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吳汝祚聽著聽著就打瞌睡了。

鄰居們聽說他是考古學家，就讓他給說說馬王堆。

吳汝祚說起馬王堆，精神頭就來了，只是別人聽得要打瞌睡了。

「父親後來在療養院，也很孤獨。

他只知道考古，不會聊天，不會玩牌，不會聽歌。

」女兒們為了去看他時能陪他多說說話，平常都特別留意與考古相關的新聞，和他聊聊最近又有什麼新發現，並會帶些相關的雜誌、書籍。

如今，女兒們手中並沒能留下父親的書作。

「我們姐妹都沒有學相關專業，他覺得這些書，我們留著也沒有用。

」吳汝祚把自己的學術藏書、著作、資料全部整理好，捐給了考古所，總共2900多冊。

「父親走得很快，很安詳。

」吳汝祚女兒說，父親去年國慶摔了一跤，此後一直臥床，看些書，也幫晚輩同行看看書稿，但摔了之後，精神就不夠了。

「4月6日那天他精神特別好，7日凌晨呼吸急促，很快就走了。

療養院說，走得這麼安詳的老人，沒見過。

」

本文參考資料：

吳汝祚《從錢山漾等原始文化遺址看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產生》

牟永抗《關於良渚、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憶》

夏鼐《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

王明達《重讀馬家浜》（《馬家浜文化》前言））

《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