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文化」歷史文化學者談中山國

編者按：中山國文化有哪些特點，對現代社會有哪些重要價值？讓我們看看歷史文化專家是如何看的。

本期推出的是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夏自正、衡水學院教授曹迎春的精彩發言。

中山國歷史文化精神感悟（節選）

夏自正

我認為大家千萬不要忽略，中山國歷史文化精神的靈魂沒死，沒有滅。

雖然延續了兩千多年，但是今天已經被喚醒了，我們要萬分珍視它，我們越珍視它，對我們今天新時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人民未來的康樂，本世紀中葉國家的崛起，會大有益處的。

尤其對我們河北人，對平山、靈壽、定州、行唐這些地區遺留有中山遺脈、遺蹟的人們會造福更大。

我說這個話有什麼根據呢？ 大家可以看到中山國最興盛的時候只有方圓五百里大的地方，一百萬的人口，半山坡的城垣。

但是它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的財富，我可以用一句話說，是地球上有人類發展到今天，達到了歷史文化的鼎峰之作，它和南方的楚國有異曲同工的價值， 可欣賞它，領悟它，但是很難以言傳。

這就是它的妙處，這就是它的隱秘還沒有被我們今人所發掘、所發現、所領悟、所借鑑、所發揚。

所以我今天要強調這一點，有什麼根據呢？

第一，中山國在公元前770年鮮虞名於史書的時候，是公元前770年，白狄的鮮虞。

506年初，改為中山。

到406年，正式改為中山國，一百年這段距離。

但是在這個長期的過程中，它一直和強大的晉國是世仇。

徐武，晉國的名將，發大兵攻伐過中山國。

趙簡子發大兵攻伐過中山國。

鮮虞似乎一度泯滅了。

但是武公奮起，敗而轉勝，憂而安險。

這恰恰證明中山國的精神不死。

406年，魏國攻滅了中山，25年後，桓公又復國。

98年我退休之後有一個心愿，亞洲四小龍，南韓、香港、台灣、新加坡，逐一崛起，中國這個大龍什麼時候能崛起呢？一個小龍都鬧騰的全世界聞名，怎麼中華民族這個大龍什麼時候能騰飛呢？我得看看它們怎麼崛起的，所以我退休20年就在四小龍這幾個地方講學，宣傳中華文化。

我問李光耀先生一句話，我說「你治理的新加坡振興，你的主要經驗是什麼？」他跟我說「夏先生，我用一句話回答你，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之樁，我在這個樹樁上又嫁接西方高科技的文化，這就是新加坡崛起的內因。

」

這個概括太好了！它證明中華傳統文化可不是一種空虛的理論文化，不單純是一種美的文化藝術，它所孕育的力量，振奮人的心情，烘託人擴大的胸懷，全世界的戰略援引，艱苦卓絕的奮鬥精神，不忍屈辱的精神，中山國都具備。

第二點，中山國幾個陵墓出土的文物到達了兩萬多件，這些寶物特別是那些人鳥畜類的器物，內涵的文化精神有兩個特點。

第一，說明中山人跟大自然在那個時代就天人合一了，不然它造不出那種栩栩如生的牛馬蟲鳥來。

第二，少數民族生活很困難，每天生活在的危機當中，它很敬畏上天，因為作為遊牧部族，老天要是一大旱，平原的草長不出來，它的牛馬就會瘦弱。

冬季一刮黑風，它的牛馬就要死亡，牛馬不存在，就危及到部族人的生命，更別說什麼幸福了。

它為什麼要進南侵，非要到中原來，因為中原有沃土，一年四季很分明，沒有冬天的黑雪，沒有沙漠的大旱。

在這裡略微有作為，放牧牛羊，就有吃有喝過好日子，能過好日子，人們就安心，部族就能發展，所以這個問題我們看通史就很明顯了，咱們的通史是按照正統觀念寫的，把少數民族西邊的稱作西戎，南邊的稱作南蠻，東邊的稱作東夷，北邊的稱作北狄，西戎、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是被強大的秦國融化而一了，東夷是被強大的齊國融化而一了，所謂的南蠻那些少數民族是被強大的楚國融化而一了，北狄呢？唯有北狄，燕、趙這樣的諸侯國融化不了，沒那個氣勢，也沒那個能力，所以它只能封位。

連秦始皇都害怕，所以連綴了燕國的長城，成為萬里長城。

連秦始皇那樣的雄武大略之人都害怕北狄，怕胡人、怕匈奴，就在於這個地方。

那麼既然是南方的楚融化了南蠻，東方濱海的東夷由強大的齊國融化了，西邊的西戎由強大的秦國融化了，北邊這個大豁口子，又有千里之遠，就是堵不住。

修長城也堵不住，為什麼？就是北狄太強大了，它為什麼強大啊？吃牛羊肉、喝牛羊奶、吃牛羊的奶酪，只要是有草，它的人、部族就旺盛，體格就健壯，乘上馬就是威武不可戰勝的軍事力量，這一點遠遠勝於中原的所謂那些邦國、侯國。

中山國，它是白狄的一支。

它由山西就跟晉為世仇，沿著滹沱河上中下游來這塊沃土上，它又在正定、晉州、藁城、定州、行唐等等這一代慢慢的游移建國。

770年，建都於新市，現在的正定新城鋪就是公元前770年鮮虞白狄族在那裡建都。

後來遷到顧，在定州這一代，桓公復國之後，才建都於靈壽，延續了好長一段時間的歷史。

所以這個情況，說明什麼呢？說明白狄的鮮虞沒有什麼中原人，遊牧民族雖然是少數，但是沒有行兇殺戮，而且它不僅沒有行兇殺戮，而且接納了中原農耕的文化，融二為一。

小小的一個中山，擁有了兩個歷史基因。

一個是遊牧部族的游徙、馬壯人強，一個是中原的文明，燦爛的文化。

它這兩個基因融二為一，成為中山國的靈魂。

所以中山國本身沒有殺戮，我為什麼強調這一點呢？以後這些少數民族，幾乎沒有做到向中山王那樣的寬厚待農耕人之心的。

（略） 北方一亂，我們河北人糟亂最大，可以說這種民族融合是流血的民族融合，尤其是河北，正在農耕和遊牧民族的交錯點上，正在長城以南這塊地區。

北狄只要越過長城南侵，首先搶掠的蹂躪的踐踏的就是河北人。

我們光說燕趙慷慨悲歌，能不悲歌嗎?能不慷慨嗎？那是血流的代價換出來的慷慨悲歌，但是中山這麼做了嗎？沒這麼做！但是像五胡，像北魏，它就這麼做過。

……（略）中山沒有所以這是典範，這不值得我們今天各位同志永遠銘記嗎？

再一點，他這個藝術文化為什麼這麼高妙呢，為什麼只可領會、領悟、讚嘆震撼而不可言述呢？他就是基於天人合一，對自然的崇拜，對上天的敬畏，對神話傳說的尊重，少數民族都有這個特點，所以它所陳列出的那些個今天我們看到的那些妙不可言的高妙藝術跟江南的大楚國是異曲同工，各有所長，可以說比肩而立，這裡看不出藝術誰高誰低，藝術可不是說你是大國你自然就藝術高，我是小國我自然就藝術低，不存在這個，它發展到那種階段了，文明精神修煉到一定高度了，他會達到那樣的文化精美之國，達到文化藝術的至高點。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繼承和發揚中山國文化精神藝術的這種靈魂不朽之處，借鑑我們造福於新時代中華兒女的崛起而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世界趨向大同的這個習近平的新時代的大趨勢。

我們越做好這門功課，我們越是在這個領域裡做的貢獻最大，所以平山的鄉親們，靈壽的鄉親們，凡有中山遺蹟的這些地方，你們一定回去告訴鄉親下至普通的孩子老百姓都要珍視中山國的歷史文化精神靈魂的不滅。

作者簡介：

夏自正，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中山國經濟發展的總體特點

曹迎春

中山國是春秋末期白狄鮮虞族建立的國家，其歷史曲折而綿長，與整個戰國時代幾乎相始終，是「千乘之國」中的佼佼者。

文獻中關於中山國的記載很少，涉及其經濟的更是鳳毛麟角。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河北省文物部門的一系列重大發現，使得這個戰國時期神秘國家的面紗逐漸被揭開。

特別是平山縣三汲鄉發現的中山靈壽大型城址、豪華的王墓以及出土的數量龐大的精美藝術品，這一切生動地記載著中山國經濟文明曾經達到的高度，為研究中山國經濟提供了豐富翔實的資料。

但關於中山國經濟的研究到目前為止，仍主要是就其經濟的某個方面進行研究，或青銅器，或陶器，或錢幣，而對中山國總體經濟發展進行宏觀審視者不多。

宏觀研究能為微觀研究提供方向性的指導，深度開掘必須和廣度推進有機結合起來，才能使整體研究取得較大的進展。

因此，本文嘗試從中山國經濟的各個方面進行系統的比較，以期更為準確地對中山國經濟發展的總體特點進行分析和概括。

一、「飛躍」：縱向特點分析

從縱向角度看，中山國的農業、手工業、商業以及與經濟密切相關的人口，從戰國早期到戰國中期都存在著一個明顯地「飛躍」。

農業方面，戰國早期的中山國，遊牧經濟比較發達，這通過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典型器物有所體現。

戰國早期的鮮虞墓葬中，出土了一些具有濃厚遊牧民族文化特徵的器物。

如行唐縣李家莊墓葬中出土的提梁匏壺、雙環耳絡繩紋壺[1]；唐縣北城子墓出土的絡繩紋四獸耳、絡繩紋扁方壺[2]；平山縣訪駕莊出土的提鏈壺，蓋正中及腹下部一側各有半環狀鈕。

頸兩側有對稱的半環狀耳，以鏈與蓋鈕相聯。

器身腹部飾絡繩紋[3]。

這些青銅器的造型便於攜帶，絡繩紋象徵捆勒之意，都與遊牧民族經常流動的生活方式相關。

到了戰國中期，在中原各國經濟影響和人口激增的巨大壓力下，中山國遊牧經濟逐漸走向了消亡。

《戰國策·中山策》中記載了戰國中期五國相王的事情，對於中山的稱王，齊國百般阻撓，其理由是「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俟名於我？」在這裡齊國認為中山不配和幾個大國同享王號的理由不是因為其為戎狄，而是因為其國家較小。

顯然，如果此時的中山國在生產方式和風俗習慣上和中原諸國有所差別，即有戎狄之俗，那必定是齊國不同意其稱王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此時的中山國在生產方式和風俗習慣上和他們已無明顯差異，所以齊國只好在國家強弱大小上做文章了。

事實上，戰國中期的中山國耕地面積擴大、生產技術提高，糧食品種齊全且產量豐富、畜牧和漁獵經濟發達。

農業已經成為其經濟命脈和立國之本（參見拙作《戰國中山國農業探索》，《農業考古》2010年第1期） 。

雖然尚無證據證明戰國早期中山國的遊牧經濟是其經濟基礎，但戰國早期到中期中山國經濟生產方式的重要變化確實十分明顯。

手工業方面，這種「飛躍」在幾個主要手工業部門都有所反映。

冶鐵方面，戰國早期中山國的鐵器以鐵兵器的生產為主要內容，因相關考古資料尚未發現，所以規模不知，但從戰國早期鐵器生產普遍較少可推知，中山國在這一時段的鐵器生產規模不會很大；而到了戰國中期，中山國鐵器的生產規模已經相當可觀。

從出土鐵器的數量看，中山國的鐵器在靈壽城址內出土291件，墓出土163件，石家莊市市莊村出土47件，其他地點出土21件（考古材料中未標明數量的均按1件計） ，總計出土522件。

從中山國鐵器出土種類看，戰國時期中山國鐵器種類齊全，已被應用於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領域。

青銅製造業方面，中山國戰國早期的青銅器出土較少，且很多製作粗糙，精美者鳳毛麟角；戰國中期靈壽城遺址發現了大面積的青銅冶鑄作坊，中山王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先進的鑄造技術和裝飾工藝都能夠嫻熟運用。

玉石製造業方面，戰國早期的中山國幾乎沒有真正的玉製品；戰國中期中山國王及其家族墓出土玉石器達三千多件，種類齊全，材質豐富，在戰國考古中十分引人矚目。

制陶業方面，戰國中期與早期相比，一是陶窯的結構有了很大不同，由升焰窯發展為半倒焰窯，窯室面積也有所擴大，使得陶器的生產能力大大提高了，再就是建築用陶數量大增。

從戰國早期到戰國中期，中山國手工業各個部門不僅在生產上飛躍發展，而且在管理水平上也逐步提升。

其官府手工業在成公時期還沒有施行「物勒工名」制度，到了王在位時期已經形成了監造者（相邦）、主造者（嗇夫）和製造者（工）層層節制的管理系統，而且各部門之間分工明確，制定統一生產規範，保證器物質量。

商業方面，這種飛躍式發展在貨幣流通方面表現最為突出。

戰國早期中山國雖有尖首刀幣流通，但數量不多；戰國中期燕、趙貨幣大量湧入，中山國自鑄的「成白」刀幣，在靈壽城址內的幾次出土都是動輒數百斤。

不僅如此，為方便交換，中山國還仿鑄了燕、趙的貨幣。

可見，無論是貨幣的種類還是數量，戰國中期比戰國早期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人口方面，筆者曾就戰國中期中山國的相關材料，對其人口規模進行了推測，得出中山國人口大約在一百萬左右的結論（參見拙作《戰國中山人口探索》，《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 。

戰國早期中山國的人口規模，因材料缺乏無從考察。

但戰國早期到中期中山國人口的顯著增長則是毫無疑問的。

戰國時期人口增長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軍隊數量和戰爭規模的擴大。

在此僅以「魏滅中山」和「趙滅中山」兩次戰爭為例予以說明。

戰國初年，魏國的疆域和人口有限，擁有的兵力並不充足。

因為領土分割零散，四處設防，占用了不少常備軍隊，能夠集中起來投入進攻的大約只有5—7萬人[4]（P142）。

此一時期魏國與中山作戰，用兵不會超過這個數字，滅亡中山所用時間是3年。

戰國中晚期趙國滅亡中山之際，趙國用兵20萬，歷時5年。

從戰國初期到戰國中晚期，同樣是滅亡中山國的兩次戰爭，投入的兵力有了數倍的增長，顯而易見，這百十年的時間裡中山國兵力也有了很大的增強。

兵力的增強雖有裝備改進等因素，但毋庸置疑軍隊數目的增多是至關重要的原因之一。

軍隊數目的增多是以總人口的增多為基礎的，因此可以反映出中山國這一時期人口規模的飛躍發展。

戰國早期到戰國中期中山國經濟的這種「飛躍」，是在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的巨大變革背景下產生的。

戰國初期，七雄並立的形勢逐步確立。

各國之間的兼并戰爭，無論是在規模還是激烈程度上，均超過了春秋時期的霸權之爭。

戰爭的升級使得各國對富國強兵的訴求越來越迫切，社會改革的步伐逐漸加快。

從戰國初期到戰國中期，魏、趙、楚、秦、韓、齊紛紛出台一系列的變法政策。

隨著各國變法的成功實施，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在各國建立。

與此同時，各國社會經濟領域也發生了驚人巨變，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

戰國早期到戰國中期中山國經濟的這種「飛躍」，還與中山國自身歷史演變的整體趨勢同步，或者說，前者是後者在經濟方面的一個重要表現。

中山國是北方少數民族白狄鮮虞所建，從春秋末期公元前507年始見於史乘，至戰國時期公元前296年滅於趙，歷時二百一十年。

其春秋末年的事跡幾無可考，戰國時期中山國世系傳承為文、武、桓、成、、、勝七世。

戰國初年桓公在位之際，為魏國所滅。

魏國統治中山二十餘年，桓公於公元前381年左右復國，並以靈壽城為都。

成王在位至少二十七年，之後到王時期中山國達到鼎盛。

鼎盛時期的中山國，國富兵強，公元前323年，與韓、趙、魏、燕几大國共同稱王，公元前314年，乘燕國子之之亂，伐燕得地，開疆拓土。

之後，中山走向衰落。

綜觀中山國發展歷程，以戰國早期到戰國中期的桓、成、三世發展最為迅速，經濟的「飛躍」正是中山國這段歷史的充分反映。

二、「同步」：橫向特點分析

從橫向角度看，中山國經濟與同時期各諸侯國相比，在生產技術方面是同步發展，毫不遜色的。

這一「同步」特點在農業和各手工業生產部門均有所表現。

農業方面，鐵制生產工具的使用、耕作技術的提高、灌溉技術的改進，這些戰國時期農業領域的重大變化，在中山國農業生產中都有所反映。

從已發掘的資料可知，在靈壽城址內出土的鐵器中，絕大部分是農具。

僅靈壽城址和中山王墓出土的454件鐵器中，钁、鏟、鋤、鐮、鍤等農具就有100件。

石家莊市市莊村出土的大批生產工具中，鐵器占67%[5]，這說明鐵器已成為中山國主要的生產器具。

從出土的陶范看，鐵農具的種類也比較齊全，可見中山國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都已經用上了鐵制工具。

鐵農具的廣泛應用，使得戰國中山國的農業生產逐漸形成一套以精耕細作為特徵的耕作技術。

與牛耕配套使用的鐵犁鏵在河北新樂何家莊遺址的出土[6]，說明戰國中晚期的中山國應該也已經使用牛耕。

中山國境內水源豐富，河網縱橫，便於發展水利事業。

《戰國策•趙策》載：「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繫纍吾民，引水圍鄗」。

「引水」與決水有別，需引水渠道等，可見中山人對地上水已有控制和利用能力[7]。

而且據文獻記載，中山國境內的滹沱河和滱水，確有灌溉之利。

冶鐵方面，中山國不僅已經掌握戰國時期先進的塊煉滲碳鋼和鑄鐵柔化技術，還掌握了冶煉時加入骨質來降低熔點的技術。

塊煉滲碳鋼是對鐵器的傳播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技術之一。

用這種技術製作兵器和工具，才能具備既堅硬又鋒利的性能。

金相鑑定的早期鐵器中，兵器的製作工藝多為塊煉鐵或塊煉滲碳鋼（戰國早期以前）[8]。

中山國「所攻無不陷，所擊無不碎[9](P2690)」的鐵杖應該就是用塊煉滲碳技術生產的堅硬鐵兵器。

鑄鐵柔化技術克服了生鐵鑄件性脆、易斷裂的缺點，使得鐵器的廣泛使用成為可能。

通過對石家莊出土戰國鐵斧的金相組織考察可知，這兩件鐵斧是經過韌化處理的韌性鑄鐵器（可鍛鑄鐵件）。

從金相組織來看，是不徹底的珠光體基體的白心可鍛鑄鐵件[10]。

白心可鍛鑄鐵件既克服了生鐵過脆的特點，又使器物有了較高的耐磨性。

對於主要用於沖鑿的鐵斧來說，採用此種處理方法是很合適的。

這說明中山國的冶鐵業在進行鐵工具的製造時，根據其用途的不同，已採用了不同的製作技術。

另外，在靈壽城址六號遺址二號鑄鐵爐作業坑邊上，堆放著不少廢骨料和部分製作中廢棄的骨器半成品，據考古工作者分析有兩種可能，或為鑄鐵增加含磷量，或用作燃料[11]（P37）。

筆者以為此兩種可能都值得推敲。

含磷量高會使鐵發脆，容易斷裂，而用作燃料似乎顯得杯水車薪。

清人盧若騰《島居隨錄》（卷下）「制伏」條中說：「鑄鐵不銷，以羊頭骨灰致之，即消融」[12]（P87）。

可見冶煉時加入羊頭骨灰是為了讓不易熔化的鐵礦石「消融」。

靈壽城鑄鐵爐邊骨料的發現，證明中山國的匠人已經在實踐中掌握了冶煉時加入骨質來降低熔點的技術。

青銅製造業方面，傳統塊范鑄造技術，流行的鑲嵌、線刻、鎏金等工藝，在中山國都有運用。

根據對中山國出土銅器的工藝分析，以及鑄銅遺址中發現的大量陶范，證明中山國的青銅器就是採用傳統塊范技術鑄造而成的。

中山國的青銅器鑲嵌工藝中錯金銀技術最具特色。

墓出土了一批錯金銀銅器，其數量之多、工藝之精在中國考古史上是不多見的，其中錯金銀神獸、虎噬鹿屏座、錯金銀犀屏座、錯金銀牛屏座等皆為上乘之作。

鎏金製品在戰國早期的中山境內已有發現。

新樂縣中同村M1出土的虎形飾片正面鎏金，同出的還有八枚鎏金的鈕扣[13]。

戰國中期中山王墓出土了的鎏金匕形器和獸紋帶鉤，更是製作精美。

至於線刻工藝，雖然平山穆家莊M8101出土的銅鑒是中山國戰國早期線刻銅器的典型代表，但中山國銅器刻銘無疑更具有知名度。

著名的中山三器：中山王方壺銘文四百五十字；中山胤嗣圓壺銘文一百八十二字；中山王鼎銘文四百六十九字，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戰國時期銅器銘文字數最多者。

這些刻銘刀法嫻熟，字體秀麗，深淺勻稱，顯示出中山國線刻技術的發達。

玉石製造業方面，戰國時期常見的陰刻、浮雕、鏤雕技法，在中山國都有精彩的發揮。

中山國玉石器陰刻技術的突出成就有二：一是陰刻線條細如毫髮。

中山王墓（M1）出土的蟬形玉飾GSH:116—1、2，形態逼真，頸背間有一菱形，內填細密格紋，其細密程度需放大鏡下才能看清[14]（P236）。

中山王族三號墓（M3）出土的白玉串飾，標本M3：273，器形呈扁圓形，正面弧凸，上雕刻極細的饕餮紋，串飾長徑1.35、短徑1.3、厚0.6厘米。

在如此細小的玉器上刻紋如此細密，顯示了中山匠師們的高超技術[11](P219)。

二是陰線與淺浮雕巧妙結合，創造出層次感較強的紋飾。

中山王墓（M1）出土的Ⅰ式虎形佩，蠶紋為浮雕，與之相連的絲束紋為陰刻，兩者結合將正在吐絲之蠶描繪得十分形象。

龍鳳形佩GSH:66也是浮雕和陰線刻相配合。

浮雕層次分明，陰線刻紋極為精細，顯得十分協調。

中山國玉石器上鏤雕技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中山國鏤雕技術的代表作有鏤雕雙獸雙蛇灰玉飾板、鏤雕四鳳黃玉佩、虺紋黃玉佩、鏤雕螭紋飾片、鏤雕螭紋玉璧。

鏤雕造型多為瑞禽神獸，且大多對稱布局，其形態雖仍帶有幾分神秘感，但由於多為攝取自然界多種禽獸的部分特點加以綜合形成，注重寫實，具有一定的生氣和活力[15]。

中山王墓（M1）出土的龍耳谷紋黃玉系璧，長圓形璧兩側各鏤雕一蟠龍耳，增加了器物的裝飾韻味。

透雕螭紋玉璧更具特色，此璧的肉質處鏤雕兩個大小不等的臥蠶紋瑗相套，兩瑗間有鏤雕的若干條龍連接為一體。

其中外瑗之外又鏤雕一或兩組一首雙身龍或蛇[16]。

鏤雕技藝使得整個器物畫面變化多端，富有情趣。

陪葬墓出土的一件玉環，通器為鏤雕的三條龍圍繞在一環之上，同時由於巧妙的琢玉工藝及陰陽線的靈活運用，從而使扁平的器面，具有一定的浮雕效果[17]。

中山國經濟發展與時代的「同步」，是與戰國諸國交流頻繁的結果。

從地理位置上看，中山地處中原文化帶的北部，與春秋時的晉國，戰國時的魏、韓、趙、燕等國相互毗鄰，處於同一個地理單元內。

從政治文化上看，中山國春秋時期與晉國或戰或和，來往密切；戰國初年又曾為魏國統治二十餘年，復國之後於燕、趙、齊等鄰國夾縫之間倔強圖存。

在頻繁的政治、經濟往來中，中山文化逐步與中原文化相融合。

在中山國手工業產品中，燕、齊、魏、楚等國文化因素都有所體現。

如平山靈壽城遺址出土的雙獸紋瓦當與燕下都遺址出土的雙獸紋瓦當相近，藁城戰國遺址出土的瓦當更多地受到齊瓦當的影響。

玉器中一些龍虎佩中的裝飾雲紋，與河南琉璃閣第四期魏國墓出土物近似；有些雲紋，還與山西長治分水嶺和侯馬戰國墓以及湖南長沙戰國時期楚墓遺物相似[18]。

這些文化上的一致性既是中山國與各國交流頻繁的結果，又是中山國與各國交流頻繁的佐證。

通過以上論述可知，中山國經濟發展最顯著的特點可以概括為：「飛躍」與「同步」。

從縱的角度看，中山國經濟從戰國早期到戰國中期存在著一個明顯的「飛躍」，這個變化是在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的巨大變革背景下產生的，也是中山國歷史演變的整體趨勢在經濟方面的一個重要表現。

從橫的角度看，中山國經濟與同時期各諸侯國相比，在生產技術方面是「同步」的，這是戰國時期中山國與中原諸國交流頻繁的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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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常素霞.戰國中山國玉器[J].收藏家，1998（2）：30.

[18] 周南泉.中山國的玉器[J].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2）：96.

作者簡介：

曹迎春，衡水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

專家發言整理：中共石家莊市委辦公廳

篇幅所限，有部分刪節

兩千年來形無蹤，

夯土高台尋舊樓。

慷慨留下英雄業，

悲歌長憶國破愁。

戊戌重來平山聚，

名流耆望史跡修。

舊風慷慨誰與眷，

新面開承第一流。

——為中山國文化定位會專家學者文章選登終篇作 張志平

編後記：2018年9月19日-20日在中山故地平山召開了中山國文化發展定位研討會。

會議邀請了全國著名專家、省內外相關領導、文化界相關人士100餘人共襄盛會，會上30餘位專家、領導發言，從歷史研究、古代建築、文化藝術，以及考古發掘、文物保護和開發利用等不同角度，對中山國文化進行深層次、全方位的研究探討。

研討會後收集了各位專家提交的25篇關於中山國發展的論述。

中山國平台從10月29日至11月4日，以專題的形式摘登了18位來自不同行業專家學者的論述。

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對中山國未來發展定位的看法，精彩紛呈。

專題推出後，獲得很大反響，引起了廣泛討論和不斷轉發。

社會各界掀起了一股研究、討論中山國文化和規劃發展的熱潮。

現今我們建設文化強省、文化強市，離不開挖掘和弘揚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山國文化作為河北文化標籤，作為石家莊的根脈文化更需要進一步的挖掘、汲取和弘揚。

這次研討會將推動中山國文化研究進入專業化、系統化的嶄新階段，將中山國文化宣傳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下一步的重要工作就是怎樣把這些理論觀點和獻言獻策，儘快轉化為成果，為中山國發展的戰略定位、規劃設計及建設而用，使思想磨擦出火花、觀點閃耀出光芒，推動中山國文化往深里做、往實里作、往高處做。

稿件來源：中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