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活在文字里的王國

在中山國王陵文物陳列館，2458個特殊的文字整齊地排列在青銅器上，如長空列陣。

戰國中山國曾經消失的歷史畫面，通過鮮活的文字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轟鳴著歷史的迴響。

那個神秘王國興衰的慷慨悲歌，正通過這些銘文敲動著我們的耳鼓。

□本報記者楊惠玲通訊員邢建軍

春秋戰國時代，在河北中部有一個名為中山的國家在中國歷史上閃爍著璀璨而神秘的光澤。

這個「千乘之國」在鼎盛時期與燕、趙、韓、魏同時稱王，史稱「五國相王」，與七雄並驅。

中山國有著燦爛的文化遺存，尤其是華美青銅器上精緻的銘文，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感。

這些精美的銘文，與金文、篆字大異其趣，其線條纖細勁秀，字型修長優美，筆勢多變，造型瑰麗，亭亭玉立，鐵筆銀鉤。

這些神奇的文字，不但淋漓盡致展現了胡服騎射的勁健之美，更多了一種「橫掃一切全無敵」的快意恩仇和王者氣概。

兩千年前的神秘王國被發現

《史記》記載「中山多美物」。

但是，多少年來，戰國中山國在史書上僅僅可以找到隻言片語。

這個神秘的王國，究竟有什麼精美的製造技術和工藝呢？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的一個初秋時節，一位叫劉喜梅的農民，在平山縣上三汲鄉南七汲村西南河溝挖土撿石頭準備建房時，在厚厚的沙土層里發現了一塊奇特的大河光石，上邊兩行看不懂的古文字吸引了他的注意。

或許是對文字符號的特有興趣，他視其為珍物，不能割捨。

為了不讓這一寶物落入日本人之手，他將這塊大河光石運回家中藏了起來。

就是這塊看似普普通通石頭的發現，使戰國中山國這個消失在華夏大地兩千多年的神秘王國重又出現在世人面前。

這塊刻石長90厘米、寬50厘米、厚40厘米，在一面刻有兩行文字，共十九個字。

著名歷史學家、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首席專家李學勤釋譯這些字的大意是：為國王監管捕魚的池囿者公乘得，看守陵墓的舊將曼，敬告後來的賢者。

後經研究確認，這是戰國時期中山國的守丘刻石。

值得慶幸的是，「守丘刻石」有文字的一面一直埋在地下，所以它歷經戰火，卻沒有被破壞和風化，完好保存至今。

而守丘刻石的發現，對後來中山國墓葬的發掘和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歷史資料，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之後中山王墓的發現與挖掘，一大批青銅器的出土，加之上面的銘文撩開了這個神秘王國的面紗。

出土青銅器上刻有珍貴銘文

中山國這批出土的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刻有銘文的青銅器。

在河北博物院，聞名中外的「中山三器」靜靜地矗立在這裡。

「中山三器」是指中山一號王墓出土的刻有銘文的鐵足銅鼎、銅方壺和銅圓壺。

中山王墓出土的銅鼎附耳，鐵獸足，頂蓋設三環紐，高51.5厘米，最大直徑65.8厘米。

鼎壁銘文凡469字，這是戰國時期字數最多的一篇銘文。

銘文對中山國歷史進行了反省式記述與回憶，對已有文獻是一種珍貴的補白。

「於虖，念之哉，後人其庸庸之毋忘爾邦。

昔者吳人並越，越人修教備恁，五年覆吳，克並之至於今。

爾毋大而泰，毋富而驕，毋眾而囂。

鄰邦難親，仇人在旁，於虖，念之哉，子子孫孫，永定保之，毋替厥邦」，這樣的文字今人讀來依然能感受到作者洋溢的充沛的激情。

鼎被視為傳國重器、國家和權力的象徵，又是旌功記績的禮器。

據禮書記載，西周時天子用九鼎，諸侯王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

春秋戰國時，新興地主階級力量日益強盛，各諸侯國實力強大，不服周天子的統治，出現了楚子問王孫滿周子九鼎輕重、秦王想征伐周王室奪取九鼎等事件。

後來，各諸侯國索性都自行製作和使用了九鼎，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

強盛時期的中山國，實力雖不及戰國七雄，但居「千乘之國」的五國之一，中山國王也自行製作和使用了九鼎。

在發掘的兩個王墓中，各自出土了一套九件的升鼎。

同時，還發現了保存完整的編鐘和一套完整的編磬。

成組成套的升鼎、編鐘、編磬，是中山王權力的象徵，也是中山國強盛繁榮的標誌。

銅方壺高63厘米，腹徑35厘米，造型簡練，收放自然，蓋面豎雲形蓋紐，腹兩側浮雕獸面銜環輔首，塑造的四條龍自四個折角爬向壺口，四周銘文略少於大鼎，450字。

銅圓壺高44.5厘米，腹徑32厘米，有蓋有圓足，不只壺身有銘文182字，足上還有銘文22字。

據參與中山王墓考古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張守中回憶，1977年7月12日，他陪國家文物局的黃景略先生到平山發掘工地，正趕上銅方壺剛剛從一號王墓出土，方壺四面刻滿文字，清洗壺面上浮土的劉增坤師傅認出首行銘文中有中山王字樣，興奮地讀出了聲，在場的人也一下子被吸引過去。

「唯十四年，中山王命相邦司馬賙，擇燕吉金，鑄為彝壺」，「唯德附民，唯義可長，子之子孫之孫，其永保用無疆」……這是王

墓出土的第一件有文字的器物，有文字即對考古人員意味著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可以想見當時在場的人的喜悅與激動。

兩個月之後的9月11日，張守中又幸運地趕上了鐵足銅鼎的出土。

精美的文字穿越歷史時空

中山王墓出土的文物中，包括三器在內的100多件銅器上都刻有銘文，銘文總數兩千多字。

精研書法之道的張守中認為，首先從布局看，出土銅器多數為先鑄器而後刻字，凡記載與王有關的重要史實，其銘文都刻在器物外表最顯要部位，如方壺的四壁、大鼎和圓壺的中腹；記載器物製作年代、監製人、器物重量等純屬附記性質的零散銘文，多刻在不顯眼處，如器座的邊角、圈足一側，有的還鑄在器物的內壁。

其次是鍥刻技術方面，重要銘文從設計到製作特別精細嚴格，像鐵足銅鼎，銘文行距、字距間，隱約可見不足髮絲十分之一粗細而又異常規整的刻劃線格來控制每個字的位置，且「鑿刻筆筆送到，刻畫婉轉適度，深淺合宜，直筆弧筆乃至渦旋形筆」，異常圓潤流暢，無絲毫敗筆。

三器銘文字體形態多姿，莊重典雅。

張守中發現，較之寬長比例為11.5的小篆代表作秦嶧山刻石，三器銘文寬長比例為13，愈顯娟秀修挺。

而三器相比，方壺銘文刻工更在鼎銘之上；至於圓壺銘文，前22行文字比例失當、字形鬆散、刻工澀拙，張守中斷其當為新手試作，後37行字體工整、刀法嫻熟，與前22行絕非出自一人之手。

中山三器之優美銘文，都是用比鐵還要鋒利的特殊工具鏤刻的，但到底以何物銘刻，曾令我國著名青銅器修復專家高英為之迷惑，但隨著高老的故去，至今成謎。

1978年的初夏，重病中的郭沫若先生聽到中山國文物出土的消息，異常興奮，囑咐身邊的工作人員給他拿中山銘文拓片來看。

中山篆字的精美，以及中山國的仁義忠勇、悲歌慷慨，讓這位文學泰斗激動不已，他傾情地說：「中山是個藝術的民族。

」

一個個銅鼎矗立在歷史的天空，上面的銘文，是中山國舞動的魂靈，迴響著兩千餘年歷史的回聲。

靈動的文字間似乎有編鐘的餘音裊裊傳來，沒法不讓人聯想起那悠久的歷史。

長衣寬袖的文人雅士，居廟堂之高的達官貴人，多少辭賦與奏摺，多少檄文與慷慨陳詞，摩肩接踵一路走來，都被歷史的風塵湮沒了。

只有這銅鼎上銘文，穿越了歷史的煙雲，在我們面前熠熠生輝。

兩千多年以前，勇武豪強的中山人在平山縣這塊上風上水的土地上建都，在與燕趙齊諸國激烈抗爭的同時，創造了美輪美奐的中山文化。

欲飲琵琶馬上催、對酒當歌的宮廷音樂與邊塞詩歌，塞外鼓角般滄桑的大漠風光，與坦蕩雄渾的中原文化在這裡進行了完美結合。

而他們所創造的中山文字，堪稱中國古文字的精品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