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重推歷史新材料

內容摘要：中華書局新近出版的《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包括了20世紀80年代以前國家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喀拉和卓墓地大規模發掘之後，到目前為止陸續出土及收集來的文書、墓誌、碑銘等原始資料。

該書尤以2004年以來新出土的文書引人注目，文書的時間也從最早有確切紀年的前秦建元二十年。

這批文獻主要以世俗社會的公私文書為主，豐富的文書內容中存在著以往沒有出現過的大量資料，增加了我們對於許多歷史重大事件與制度、文化的了解。

新出的吐魯番文書也再次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如闞氏高昌送使文書體現了5世紀下半葉高昌在柔然汗國控制西域期間交通南北時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同批整理的還有一件粟特文文書殘片，是鈐有漢文官印的正式官文書，再次證明了粟特民族在東西交往之間承擔的重要作用。

作者簡介：

中華書局新近出版的《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包括了20世紀80年代以前國家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喀拉和卓墓地大規模發掘之後，到目前為止陸續出土及收集來的文書、墓誌、碑銘等原始資料。

這批資料總數在五百件以上，絕大多數為社會文書，極具史料價值。

該書尤以2004年以來新出土的文書引人注目，文書的時間也從最早有確切紀年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的戶籍到元至元十五年（1278）之後的金箔包裝紙，幾乎跨越了絲綢之路上千年的歷史。

這批文獻主要以世俗社會的公私文書為主，豐富的文書內容中存在著以往沒有出現過的大量資料，增加了我們對於許多歷史重大事件與制度、文化的了解。

如：台藏塔新出的三組唐代曆日，對研究唐代的頒歷制度與曆日的社會意義提供了珍貴的材料；新發現的《易雜占》則對於我們了解闞氏高昌時代的易學、占卜和社會風貌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唐調露二年（680）七月東都尚書省吏部符為申州縣闕員事》則為研究唐前期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行政程序和銓選、為唐高宗時期東都尚書省的職責和行政運用提供了實物資料。

出土的文書最早有《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寧縣都鄉安邑里籍》，它是目前所見紙本書寫的最早戶籍，為我們認識十六國時期高昌郡的戶籍實際面貌提供了極其直觀的實物數據，也將成為深入探討中國古代籍帳制度的發展演變不可或缺的材料。

新出的北涼時期的計貲出絲、計口出絲帳對於此前研究非常薄弱的北涼時期的賦稅制度提供了寶貴的例證。

《唐龍朔二年（662）西州高昌縣思恩寺僧籍》則是首次發現的僧籍，為我們理解唐代的相關制度，提供了絕無僅有的信息。

《神龍二年（706）七月史某牒為長安三年軍糧破除、見在事》等，則為唐代地方的勾征制度提供了實際的例證。

凡此種種，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或提高了我們以往的認識。

新出的吐魯番文書也再次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如闞氏高昌送使文書體現了5世紀下半葉高昌在柔然汗國控制西域期間交通南北時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唐龍朔三年（663）西州都督府案卷為安稽哥邏祿部落事》不僅使我們了解到史籍未載的史實，也澄清了哥邏祿部與燕然都護府的關係及地理位置上的一些問題，加深了我們對當時西域複雜的民族關係形勢的理解。

同批整理的還有一件粟特文文書殘片，是鈐有漢文官印的正式官文書，再次證明了粟特民族在東西交往之間承擔的重要作用。

又如在交河溝西、巴達木兩處墓地都發現了屬於胡人的墓葬，使我們對於高昌粟特及其他中亞胡人在高昌的生活狀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而《唐天寶十載（751）交河郡客使文卷》的發現則使我們對唐朝和阿拉伯歷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的怛邏斯之戰有了更多的了解。

（王寧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