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國守丘刻石及其價值

一九七四年冬,河北文物考古工作者為配合水利工程建設,在平山三汲一帶進行了考古調杳,苑集上來一塊刻有文字的河光石,它原是南七汲一位農民四十多年前在村西南挖土時發現的.這塊刻石長90、寬50、厚40厘米,在一面刻有文字兩行,共十九個字。

李學勤同志釋為:「監薯尤(囿)臣公乘得,守丘兀(其)臼(舊).棲(將)曼敢渴後術(伽)賢者。

」其大意是:為國王監管捕魚的池囿者公乘得,看守陵墓的舊將曼,敬告後來的賢者。

經研究確認,這是戰國時期中山國的守丘刻石。

守丘刻石的發現,對後來中山國墓葬的發掘和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歷史資料,因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進一步確認了附近大墓為王陵。

在考古調查中,於東靈山和西靈山南面高地上,發現了一些高大的夯築土台,據《周禮·春官》「家人」註疏,「王曰公丘,諸臣封」「丘不言封亦有封」,由此可以認為,丘即為國王墓的封土,守丘舊將曼是看守王墓的人,從而證明這一具有高大封土的墓應是戰國時期中山王的陵墓。

後來的考古發掘,結果得到了證實.

(2)為中山靈壽城址的發現提供了線索.中山王陵的發現,既證明了守丘刻石記載的正確性,又說明附近有中山國都城遺址.同時,守丘刻石記載的池囿也應距城址不遠.經過進一步勘察,在守丘刻石發現地的東南--一上三汲村一帶,發現了一處城址,北依東靈山,南臨沫沱河,東西城牆外有小河護衛.城址規模巨大,南北4.5公里,東西約4公里,地共上城牆已無存.在城內有宮殿建築基址、居住址及制陶器、鑄銅器、制鐵器和制骨石玉器的遺址。

根據《世本》中山「桓公徙靈壽」的記述,發現這處城址東距今靈壽城約10公里。

從城址規模、城內各遺存分布及守丘刻石文字中國王池囿應在國都附近的線索綜合分折,確認這處城址就是中山國最後一次遷都都城,我們把它稱為中山靈壽故城。

(3)對中山國職官的啟示。

在守丘刻石文字中記有兩種官員:一個是「監署尤(囿)臣」,另一個是「守丘兀(其)臼(舊)灑(將)」.關於「臣,,,據分析不是官職,而是負責監管國王池囿的官員公乘得的自稱。

守丘刻石中的「月酉(將)」,則是守護國王陵墓的一種官職.中山王警墓中出土的「兆域圖」銅版中標有「大曬(將)宮」的面積「方百毛(尺)」,位置在「王堂」等堂室建築的後面(「內宮垣」之外「中宮垣」之內).它是守護國王陵墓的官員「大胭(將)」的宮室,「兆域圖」銅板上的「大酒(將)」,是官方按國家規定的職官正式名稱標明的,而守丘刻石文字中的「白(舊)犧(將)」,應是守護國王膠墓的「大酒(將)」的自稱。

(4)古代苑圈的物證.我國造園有著悠久的歷史,在《穆天子傳》中,就記載了稀韋的.74「囿」,黃帝的「囿」等天然園林。

進入階級社會之後,統治者一方面建造宮殿,象徵統治權威;另一方面為了滿足自己遊樂的需要,有意識地營造各種苑囿。

《詩經》中,曾生動地描寫了周文王營造的園林、靈台、靈囿、靈沼等建築及其主人遊樂的情況,《周禮》中記載了專門營建和管理「囿」的官員和技術人員.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各諸候國的統治者競相建造園林,出現了規模巨大的「囿」,而且往往把宮殿建築和園林結合起來,成為一個比較和諧統一的整體.這個時期囿的規模為:天子百里,諸候四十里。

守丘刻石的發現,說明在其附近有一處供國王捕魚、遊玩池囿.由於中山王陵和中山靈壽城址的發現,更為我們了解中山國王池囿的地點提供了方便。

另外在中山王警墓西南方位,發掘了一座葬船坑,平面呈凸字形。

坑的北部有一條長溝,可能象徵河道.南室東西並列三隻大船,有的船_L有槳,船板用鐵箍聯拚,內鉛皮補縫.北室可能放置主船。

王警墓用船殉葬,進一步提供了中山國曾建有他囿的實物例證。

(5)守丘刻石文字反映出中山國已華化.守丘刻石共兩行十九個字,字體為小篆。

從石刻文字的布局、大小、清晰度和嫻熟程度等分析,刻字是出自一名刻工之手.刻石文字證實了小篆已在中山國使用,進而也反映出其文化面貌與中原國家基本相同.

(6)守丘刻石在石刻史上的地位.石刻是人類文明的紀念物.它歌功頌德,纂言紀

事,是研究社會史的重要資料。

從狹義的石刻(即刻有文字的石刻)來看,最早的石刻文字萌芽於商。

如果僅把刻在石頭上的文字稱為石刻,那麼除了最早的石鼓文之外,就是守丘刻石了。

守丘刻石究竟刻於何時?從守丘刻石文字中「守丘」看,刻石時間起碼在桓公乃至成公以後,只有這時才有王陵,才有守護王陵(丘)的官員,刻石才有前提條件。

但若從「兆域圖」銅板上之「大棲(將)」與守丘刻石文字中「臼(l日)曬(將)」為同一官職分析,守丘刻石可能刻於王馨之後.這時,中山國兩個王陵區已經形成,守丘刻石中的舊將可能負責-上述兩個王陵區王墓的守護工作.同時,守丘刻石文字與王嬰墓銅器銘文亦有某些相似之處.因此,守丘刻石於王署死後至中山國滅亡這段時間(公元前386—296年間),是較為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