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牌位的起源:柄形器乎?祖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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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夏商玉器及玉文化研討論」將於2016年12月26-29日在廣東省博物館召開,同時「鏘鏘玉鳴——商代王后婦好玉器特展」在省館開展。

為慶賀此一學界盛事,特摘發郭靜雲《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第十章「先王的形象」之一節,以饗讀者。

本篇原名「祖形器的線索」,現篇名系編者所加。

安陽後崗殷商貴族三號墓出土了幾件特殊的玉器,一般稱為「柄形器」,在其上皆留下了朱書,寫著「祖庚」、「祖甲」、「祖丙」、「父辛」、「父癸」等祖先廟名[1]。

(除此之外還發現過殷商武丁時期的毛筆字,這間接表明,禹夏及湯商時期雖然不在骨甲刻字,但早已用毛筆在簡牘等易腐的載體上寫字。

[2])筆者贊成劉釗先生的假設,認為該朱書極有可能是了解柄形器用途之線索,而其意義是作為祖先的「石主」,也就是宗廟裡的牌位。

由此出發,劉釗先生更進一步假設:所謂「柄形器」的形狀,符合甲骨文所見字形,便是表達被祭祀的祖先牌位形象(圖二六二:11—18)[3]。

該字在甲骨文中寫成「

」,既可釋為「主」的古字,亦可釋為「示」或「且」(祖)的異體字。

其實,這些所謂的「柄形器」,最早見於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後來在盤龍城、二里頭、二里崗等處經常作為隨葬品出現。

由於朱書痕跡難以保存,所以這一難得的朱書禮器表明,源自石家河文化的「柄形器」其實就是「玉祖」或「玉主」牌位,上面寫著祖先的廟名,即祖先日名。

圖二六二

石家河文化中,玉祖的形狀一般為長條形,其一端兩側略內凹,做成所謂「柄」狀,器上有多種細緻的刻紋(圖二六二:2—4)。

後來慢慢形成了一種無刻紋的典型器,上頭鑲有一塊圓形的綠松石(綠松石可能會因年久而剝落,故部分玉祖上常有圓形的缺塊),盤龍城、二里頭、二里崗和殷墓中的玉祖,均繼承了此一特點(圖二六二:4—9),鄂東南陽新縣大路鋪遺址出土形狀相同的盤龍城文化陶祖(圖二六二:19)[4]。

郭立新先生認為,就歷史發展、社會及文化的演變來說,屈家嶺時代「祖」的概念並不是小家族的祖先,而是社會共同體的公共性的始祖;到了石家河時代,社會發展和共同體內部的競爭導致進一步分解成較小宗族群體[8]。

以筆者淺見,這種觀察相當準確,就是因為如此,石家河時代的人們,已不製作巨大的陶祖,而開始出現小型陶祖和玉祖,改以體積較小的「玉主」牌位取代巨大陶祖偶像。

並將之放在墓裡面,以求生,亦即該禮器在信仰上有象徵「生殖」或「新生」的意義。

石家河文化玉祖有多種,大部分帶刻紋。

其中芝加哥藝術所收藏的石家河玉祖的刻紋為獠牙,已將玉祖、獠牙神面以及對老虎的崇拜結合到一套信仰的脈絡里(圖二六二:10)。

以筆者淺見,帶獠牙的玉祖,除了表達宗族的祖先牌位,還帶有社會共同崇拜對象或大酋領國王的始祖形象,所以可能屬於等級極高貴族的禮器,甚至或許可以考慮王級的身份。

同時,前文論及石家河晚期、盤龍城時代立鷹形器,其經常搭配祖形器,形狀亦較相似,部分盤龍城文化的玉鷹背上還帶有陰刻的獠牙,而盤龍城文化以來的玉祖形器已未見帶有任何刻紋。

筆者推論立鷹形器在功能上也屬於祖先崇拜用器,獠牙或神面刻紋不在玉祖,而在鷹背上,顯示在盤龍城時期玉祖禮器已不再作高等級始祖的象徵,反而立鷹禮器的造型才涉及到崇高始祖信仰。

總而言之,肇自石家河晚期的立鷹型禮器,至盤龍城文化時期發展成為高階貴族(或王級貴族)中象徵其始祖的崇高禮器,與此同時,一般的祖形器仍然被用作為象徵家族祖先牌位的禮器。

因此,石家河、盤龍城文化祖形器,實際上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祖先牌位,石家河時期可能只有最高的貴族才用,上面帶有很多刻紋,其中部分涉及到始祖的崇拜

但到了盤龍城時代,用祖形器的禮儀普遍化,成為很多貴族家族祖先崇拜用具。

為祖先立牌位的傳統,其源頭即在於此。

筆者進一步推想,盤龍城時期不再做帶刻紋的玉祖或許隱示如下變化:即此時玉祖的平面已被用來寫祖名。

殷墟早期墓里所發現的朱書玉祖,最有可能是直接源自盤龍城所代表湯商的喪禮,這一線索或許可以表達此文化根源。

也就是說,很可能在早商時已經開始在牌位上書寫祖先的廟名

注釋: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隊、徐廣德,《1991年安陽後岡殷墓的發掘》,《考古》,1993年第10期,頁898—899,圖三六:14—21。

[2]相關討論參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上編餘論一《語言與文字:試論殷商文字之發源與形成》,頁315—321。

[3]劉釗,《安陽後崗殷墓所出「柄形飾」用途考》,《考古》,1995年第7期,頁623-625、605。

[4]該器物沒有載入發掘報告,筆者在陽新博物館目睹所見,感謝陽新縣博物館提供資料。

[5]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石家河考古隊、湖北省荊州博物館編著,《鄧家灣──天門石家河考古發掘報告之二》,頁51—67,圖四一至四五;張緒球,《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概論》,武漢:湖北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224;張緒球,《屈家嶺文化》,北京:文化出版社,2004年,頁207-215;郭立新,《解讀鄧家灣》,《江漢考古》,2009年第3期,頁48。

[6]郭沫若,《釋祖妣》,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頁10。

[7]參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299—306。

[8]郭立新,《解讀鄧家灣》,頁45-57。

本文摘自郭靜云:《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516-5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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