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牌位的起源：柄形器乎？祖形器！

【編者按】「夏商玉器及玉文化研討論」將於2016年12月26-29日在廣東省博物館召開，同時「鏘鏘玉鳴——商代王后婦好玉器特展」在省館開展。

為慶賀此一學界盛事，特摘發郭靜雲《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第十章「先王的形象」之一節，以饗讀者。

本篇原名「祖形器的線索」，現篇名系編者所加。

安陽後崗殷商貴族三號墓出土了幾件特殊的玉器，一般稱為「柄形器」，在其上皆留下了朱書，寫著「祖庚」、「祖甲」、「祖丙」、「父辛」、「父癸」等祖先廟名[1]。

（除此之外還發現過殷商武丁時期的毛筆字，這間接表明，禹夏及湯商時期雖然不在骨甲刻字，但早已用毛筆在簡牘等易腐的載體上寫字。

[2]）筆者贊成劉釗先生的假設，認為該朱書極有可能是了解柄形器用途之線索，而其意義是作為祖先的「石主」，也就是宗廟裡的牌位。

由此出發，劉釗先生更進一步假設：所謂「柄形器」的形狀，符合甲骨文所見字形，便是表達被祭祀的祖先牌位形象（圖二六二：11—18）[3]。

該字在甲骨文中寫成「

」，既可釋為「主」的古字，亦可釋為「示」或「且」（祖）的異體字。

其實，這些所謂的「柄形器」，最早見於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後來在盤龍城、二里頭、二里崗等處經常作為隨葬品出現。

由於朱書痕跡難以保存，所以這一難得的朱書禮器表明，源自石家河文化的「柄形器」其實就是「玉祖」或「玉主」牌位，上面寫著祖先的廟名，即祖先日名。

圖二六二

石家河文化中，玉祖的形狀一般為長條形，其一端兩側略內凹，做成所謂「柄」狀，器上有多種細緻的刻紋（圖二六二：2—4）。

後來慢慢形成了一種無刻紋的典型器，上頭鑲有一塊圓形的綠松石（綠松石可能會因年久而剝落，故部分玉祖上常有圓形的缺塊），盤龍城、二里頭、二里崗和殷墓中的玉祖，均繼承了此一特點（圖二六二：4—9），鄂東南陽新縣大路鋪遺址出土形狀相同的盤龍城文化陶祖（圖二六二：19）[4]。

郭立新先生認為，就歷史發展、社會及文化的演變來說，屈家嶺時代「祖」的概念並不是小家族的祖先，而是社會共同體的公共性的始祖；到了石家河時代，社會發展和共同體內部的競爭導致進一步分解成較小宗族群體[8]。

以筆者淺見，這種觀察相當準確，就是因為如此，石家河時代的人們，已不製作巨大的陶祖，而開始出現小型陶祖和玉祖，改以體積較小的「玉主」牌位取代巨大陶祖偶像。

並將之放在墓裡面，以求生，亦即該禮器在信仰上有象徵「生殖」或「新生」的意義。

石家河文化玉祖有多種，大部分帶刻紋。

其中芝加哥藝術所收藏的石家河玉祖的刻紋為獠牙，已將玉祖、獠牙神面以及對老虎的崇拜結合到一套信仰的脈絡里（圖二六二：10）。

以筆者淺見，帶獠牙的玉祖，除了表達宗族的祖先牌位，還帶有社會共同崇拜對象或大酋領國王的始祖形象，所以可能屬於等級極高貴族的禮器，甚至或許可以考慮王級的身份。

同時，前文論及石家河晚期、盤龍城時代立鷹形器，其經常搭配祖形器，形狀亦較相似，部分盤龍城文化的玉鷹背上還帶有陰刻的獠牙，而盤龍城文化以來的玉祖形器已未見帶有任何刻紋。

筆者推論立鷹形器在功能上也屬於祖先崇拜用器，獠牙或神面刻紋不在玉祖，而在鷹背上，顯示在盤龍城時期玉祖禮器已不再作高等級始祖的象徵，反而立鷹禮器的造型才涉及到崇高始祖信仰。

總而言之，肇自石家河晚期的立鷹型禮器，至盤龍城文化時期發展成為高階貴族（或王級貴族）中象徵其始祖的崇高禮器，與此同時，一般的祖形器仍然被用作為象徵家族祖先牌位的禮器。

因此，石家河、盤龍城文化祖形器，實際上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祖先牌位，石家河時期可能只有最高的貴族才用，上面帶有很多刻紋，其中部分涉及到始祖的崇拜。

但到了盤龍城時代，用祖形器的禮儀普遍化，成為很多貴族家族祖先崇拜用具。

為祖先立牌位的傳統，其源頭即在於此。

筆者進一步推想，盤龍城時期不再做帶刻紋的玉祖或許隱示如下變化：即此時玉祖的平面已被用來寫祖名。

殷墟早期墓里所發現的朱書玉祖，最有可能是直接源自盤龍城所代表湯商的喪禮，這一線索或許可以表達此文化根源。

也就是說，很可能在早商時已經開始在牌位上書寫祖先的廟名。

注釋：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隊、徐廣德，《1991年安陽後岡殷墓的發掘》，《考古》，1993年第10期，頁898—899，圖三六：14—21。

[2]相關討論參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上編餘論一《語言與文字：試論殷商文字之發源與形成》，頁315—321。

[3]劉釗，《安陽後崗殷墓所出「柄形飾」用途考》，《考古》，1995年第7期，頁623－625、605。

[4]該器物沒有載入發掘報告，筆者在陽新博物館目睹所見，感謝陽新縣博物館提供資料。

[5]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石家河考古隊、湖北省荊州博物館編著，《鄧家灣──天門石家河考古發掘報告之二》，頁51—67，圖四一至四五；張緒球，《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概論》，武漢：湖北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224；張緒球，《屈家嶺文化》，北京：文化出版社，2004年，頁207－215；郭立新，《解讀鄧家灣》，《江漢考古》，2009年第3期，頁48。

[6]郭沫若，《釋祖妣》，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頁10。

[7]參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299—306。

[8]郭立新，《解讀鄧家灣》，頁45－57。

本文摘自郭靜云：《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516-5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