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國門」成中國考古新常態

十多年來，中國考古的一個新的特點已經逐漸顯露，並呈方興未艾之勢，那就是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開始走出國門，在國外的土地上主導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

這種趨勢，既是中國考古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整個國家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必然產物。

隨著我國「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不斷深化，此種以中國考古學者為主體，以長期課題為導向的走出國門的考古工作，已逐漸成為中國考古的新常態。

越南：跨出國門的首次嘗試

200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與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聯合在越南共同發掘越南永福省永祥縣的義立遺址並進行了資料的整理。

此次發掘是中越兩國之間進行的首次聯合考古發掘，也是國內考古機構第一次在國外獨立完成的田野發掘。

義立遺址發掘現場

考古隊共發發掘200平方米，清理遺蹟303個，包括灰坑34個、墓葬1座以及與房屋建築有關的柱洞或小坑268個，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少量的玉器、石器。

研究表明，義立遺址屬於越南馮原文化偏早階段。

這次發掘對研究越南北部青銅時代早期文化遺蹟及其與中國華南、西南地區青銅時代文化的關係和交流、了解三星堆文化的輻射範圍、取向等具有重要意義。

發掘成果已經發表在2016年7月出版的《越南義立：馮原文化遺存發掘報告》上。

《越南義立：馮原文化遺存發掘報告》

蒙古國：十年的孜孜探索

由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國國家博物館、蒙古國遊牧文化研究國際學院、蒙古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合作進行的「蒙古國境內古代遊牧民族文化遺存考古調查、勘探、發掘研究合作項目」去年已經實施了整整十年。

十年來，中蒙聯合考古隊對蒙古國12個省市的60多個蘇木進行了調查，共計調查各類遺址150多處，時代涵蓋了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匈奴、突厥、回鶻、契丹、蒙元、清代等多個時期。

中蒙聯合考古隊的調查及發掘工作主要集中在蒙古國的後杭愛省和布爾干省，考古調查總行程約23000多公里，總發掘面積約12000平方米。

烏布爾哈布其勒山谷5號墓園

中蒙考古隊通過調查，初步掌握了蒙古國境內古代遊牧民族文化遺存的分布情況，為研究蒙古高原遊牧民族文明的形成與發展積累了大量基礎性資料。

發掘匈奴墓葬、柔然墓葬、回鶻壁畫墓、契丹墓、蒙元時期墓葬和清代兵營等遺址，解決了不同歷史時期蒙古高原遊牧民族文化等系列學術問題。

課題研究成果豐碩，共出版3部考古報告。

《蒙古國後杭愛省浩騰特蘇木胡拉哈一號墓園發掘報告》

柬埔寨：文物保護中的考古發掘

「中國政府援助柬埔寨吳哥古蹟保護二期茶膠寺保護修復工程項目」中，結構加固、材料修復和考古研究是工作的三大任務之一。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組織人員成立了茶膠寺考古工作隊，與柬方合作，在前期開展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於2011年至2014年間，完成了包括北橋在內的8個地點的清理髮掘。

茶膠寺南藏經閣遺址

通過發掘，完成了茶膠寺廟山建築、神道、散水、壕溝、南北池遺蹟的詳細調查和部分勘探;對廟山主體外圍基礎、北側通道和壕溝、東南側的南池、壕溝東東南段及神道南側等區域先後四次發掘解剖，對茶膠寺的整體布局、興廢歷史和建築信息有了新的認識，為南池、神道、壕溝等有機組成部分的保護規劃和修復設計提供了更為準確的考古學依據;對南池及周邊遺蹟的發掘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補充或修正了法國學者對茶膠寺考古工作的一些認識和判斷。

《柬埔寨吳哥古蹟茶膠寺考古報告》

通過以發掘為主的考古研究，豐富了深入認識茶膠寺的新資料，推動了對茶膠寺建築歷史、寺院結構布局和建築群遺址豐富內涵的深入研究，深化了對茶膠寺在整個吳哥古蹟中的重要地位的認識，也為該寺廟遺址的整體修復設計提供了諸多較為翔實的考古依據，一定程度上深化甚至改變了之前的一些修復設計思路。

發掘成果業已於去年以《柬埔寨吳哥古蹟茶膠寺考古報告》一書的形式出版。

肯亞：沿著鄭和下西洋的航跡

2010年，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肯亞國立博物館沿海考古部簽署了《中國和肯亞聯合實施拉穆群島考古項目實施合同》。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承擔其中的陸上考古部分和瓷器調研部分。

在此基礎上，2010～2013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先後四次派遣考古隊赴肯亞馬林迪地區，與肯亞考古隊聯合進行考古調查、發掘、整理研究和瓷器調研工作。

曼布魯伊發掘現場

陸上考古工作以馬林迪區域為中心展開，先後在5個地點進行了發掘，發掘面積達1753平方米，是肯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發掘。

曼布魯伊遺址和馬林迪老城遺址是發掘的重點區域，三年間出土各類文物達20多萬件(片)。

二遺址各出土中國瓷片約500件(片)，可分為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等幾類，分別產自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地，其中以浙江龍泉青瓷和江西景德鎮青花瓷為大宗，年代約在10～18世紀。

值得注意的是，在曼布魯伊遺址先後出土景德鎮永樂官窯青花瓷、明初龍泉官窯青瓷。

此外，該遺址還出土有「永樂通寶」銅錢一枚，這些遺物為鄭和航海路線研究提供了關鍵證據。

曼布魯伊鑲嵌有中國瓷器的柱墓

綜合曼布魯伊遺址和馬林迪老城遺址的出土遺存情況可知，二遺址早在9世紀就存在人類活動，此後分別相繼在14世紀初和15世紀初達到了聚落髮展的頂峰。

馬林迪對中國瓷器的輸入存在兩個明顯的高峰。

南宋至元代為輸入高峰之一，以龍泉窯瓷器為代表;明中晚期為另一高峰，輸入瓷器以景德鎮青花瓷為代表。

未來，計劃對已有資料展開進一步的研究，希望能夠深入探索中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對環印度洋地區的文化影響。

烏茲別克斯坦：連接絲綢之路的關鍵

位於歐亞大陸腹心地帶的以烏茲別克斯坦為代表的中亞地區是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必經之路。

這一地區的古代文化富有特色，與古代中國文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目前，有來自中國的兩支考古隊在烏茲別克斯坦工作。

薩扎干遺址發掘工地

2009年至2011年，西北大學與國家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組成聯合考察隊，在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進行了3次調查工作。

2013年，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簽訂合作協議，聯合開展考古工作。

2014年4～5月，聯合考古隊對撒馬爾罕盆地南緣的古代遊牧民族遺存開展了考古調查，確認並重點調查了薩扎干、茲納克兩處大型遊牧聚落遺址,發現了大量不同時期、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墓葬、居住、道路等遺蹟。

這些發現極有可能為古代中亞遊牧民族月氏人的遺存，分布範圍在撒馬爾罕以南的烏茲別克斯坦的南部和塔吉克斯坦的東南部。

目前，考古隊正在薩扎干遺址進行發掘。

明鐵佩遺址浮選場景

2011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開展「中亞東北部地區古代及中世紀早期時代東方文化交流考古研究」合作研究項目，計劃用5年時間，對以費爾干納盆地為中心的中亞東北部地區的古代文化進行深入研究，重點是對安集延州的明鐵佩(Mingtape)遺址進行系統發掘。

經過四年的持續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收穫，對於明鐵佩城址的時代、性質、演變等有了初步的認識，該城址的時代約為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6世紀前後，近長方形的平面形態，與中亞地區常見的圓形和不規則形的城市形態有很大的不同，顯示出該城址獨特的文化背景，也表明該城址是費爾干納乃至中亞地區重要的遺址，在該地區古代文化中有著重要的地位。

印度：尋找海上絲綢之路的遺存

2014年，故宮博物院與印度喀拉拉邦歷史研究委員會簽署了《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與印度喀拉拉邦歷史研究委員會(KCHR)合作諒解備忘錄》。

在此基礎上，2014至2015年，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三次派遣工作組赴印度喀拉拉邦，與印方考古隊聯合進行考古勘察、發掘與整理研究工作。

考古隊員在帕特南遺址進行採樣

勘察工作，以印度西南沿海古代重要的城市、港口為目標，自特里凡特朗向北至科澤科德。

在奎隆港口(Kollam Port)採集出水文物萬餘件，發現大量中國文物，包括五百多件瓷器殘片，以及一千三百多枚銅錢。

瓷器殘片可分為青瓷、青釉釉下褐色彩、褐色釉、白釉、黑釉、青白瓷等幾類，產自浙江、江西、廣東、福建等地，年代約在10至14世紀。

銅錢根據鑄文所示年代，自唐代至元代，最大量的錢幣出自8至13世紀。

由此推斷，今天的奎隆港口極可能原址沿用了唐宋元時期印度西南海岸一處重要遠洋港口。

奎隆港口遺址出土中國瓷器標本

考古發掘工作集中在位於柯欽市東北的帕特南遺址(Pattanam Site)。

該遺址是一處位於回水河畔的大型古代聚落，其第三期文化層出土16～20世紀的中國瓷器，以及來自荷蘭、日本的瓷器。

中國瓷器主要產自江西、福建、廣東三地，以福建德化窯瓷器、漳州窯產品為最多。

綜上判斷，晚唐至清代，印度西南沿海的遠洋港口位置可能發生過遷移，同時而這一地區既是歐亞海上貿易的目的地，也是重要的貨物轉運地。

未來，雙方計劃在奎隆港口展開全面深入的調查和田野發掘工作，希望能對港口及周邊遺址的年代、布局和性質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