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考古熱中的冷思考

在宏都拉斯發現的玉米神頭像 喬玉供圖

蒙古國後杭愛省浩騰特蘇木胡拉哈一號墓園發掘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孟加拉國毗訶羅普爾遺址發掘出土10-13世紀建築遺蹟 郭偉民供圖

十多年前，中國考古學家主動走出國門，在境外開展考古發掘工作。

迄今為止，從亞洲蒙古高原到南美熱帶雨林，從絲綢之路沿線到非洲南部海濱，都可以看到中國考古學家的身影。

這是中國考古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壯舉，值得積極地提倡，也需要冷靜地思考。

回眸

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首次組隊到德國梅克林堡州舍米林市的美倫艾克森遺址進行考古發掘，這個遺址為公元前五世紀德國鐵器時代的大型墓地。

當時出國考古的目的就是通過親身實踐，參與德國考古，增進中德考古人員的學術交流。

這段德國考古的經歷可以稱之為中國境外考古的開篇。

十多年來，從亞洲蒙古高原到南美熱帶雨林，從絲綢之路沿線到非洲南部海濱，都可以看到中國考古學家的身影。

中國考古學家在境外的發掘大致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在與中國古代文化相關的特定區域進行發掘；另一類是在世界古代文明的著名遺址開展發掘。

在與中國古代文化相關的特定區域進行考古發掘開始於2001年，其研究目的：一是認識與中國多個地區相鄰的周邊國家的古代文化，探討他們與中國古代文化的相互關係；二是研究古代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遠東地區 2001年，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率先與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邊區地誌博物館合作，組成聯合考古隊，發掘俄羅斯亥赫清爾區域奧西諾瓦亞列西夫卡遺址，發現了數量較多的精美石器和筒腹罐殘片，這些發現有助於認識與黑龍江省僅有一江之隔的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面貌，全面拓展對這一地區以筒形罐為特徵的古代文化的研究。

2004年，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與俄羅斯西伯利亞科學分院考古與民族研究所合作，發掘俄羅斯阿穆爾州伊凡諾夫卡區的特羅伊茨基墓地，發現了多座墓葬，出土了細石器、陶器和金屬器。

到2016年，黑龍江大學又與俄羅斯阿穆爾州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合作，聯合發掘俄羅斯布拉格維申斯克市的烏斯季·伊萬諾夫卡河口遺址，發現了近60座墓葬，出土的隨葬品有鐵器、銅器和骨器等。

通過這兩次發掘，可以認識中國唐代的少數民族黑水靺鞨與粟末靺鞨的狀況，探討靺鞨文化的來源及人種的構成，深入研究隋唐時期黑龍江流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

西南鄰國 自2006年以來，中國的境外考古擴展到位於我國西南部的鄰國。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與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合作，組成中越聯合考古隊，發掘越南永福省永祥縣的義立遺址，出土了一批與四川三星堆文化同時期且有一定聯繫的遺蹟和遺物，此次發掘對研究越南北部青銅時代早期文化遺蹟及其與中國華南、西南地區青銅時代文化的關係和交流，了解四川三星堆文化的輻射範圍等具有重要意義。

201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孟加拉國Oitihya Onneswan考古研究中心組成聯合考古隊，對毗訶羅普爾遺址的特定區域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發現大量佛教遺存，為深入探討藏傳佛教及現行達賴、班禪系統格魯派黃教的歷史奠定考古學的基礎。

從2011年至2014年，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與柬埔寨合作，對柬埔寨吳哥古蹟中的茶膠寺等多個地點進行發掘，比較全面地了解茶膠寺的建築歷史和寺院結構，為中國政府援助保護修復茶膠寺提供了諸多翔實的考古依據，同時有助於從實證的角度研究佛教和印度教的歷史。

歐亞草原 絲綢之路把古代的東方和西方聯繫在一起。

以蒙古高原為中心的歐亞大陸草原地帶是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重要通道，自2005年以來，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與蒙古國國家博物館、蒙古國遊牧文化研究國際學院和蒙古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組成中蒙聯合考古隊，發掘蒙古國境內的匈奴墓葬、柔然墓葬、回鶻壁畫墓、契丹墓、蒙元時期墓葬和清代兵營等遺址，依據出土的遺蹟和遺物，探討位於蒙古高原地區的遊牧民族文明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對研究草原絲綢之路意義重大。

從2015年至2016年，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和俄羅斯阿爾泰國立大學組成聯合考古隊，在阿爾泰山脈西側發掘了青銅時代中期的冶金聚落卡勒望湖遺址和青銅時代晚期的冶金聚落蘇聯路遺址，首次發現了這個地區青銅時代的銅刀和銅錠，另外還發現了動物遺存，這些發現對於探討古代草原絲綢之路上冶金技術和家畜的傳播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陸上絲路 位於歐亞大陸腹心地帶的中亞地區是古代東西方經濟和文化交流的必經之路，也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

自2012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對安集延州的明鐵佩遺址進行系統發掘，初步認識了屬於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6世紀的明鐵佩城址的性質和演變等。

自2013年開始，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與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開展考古工作。

對撒馬爾罕盆地南緣的古代遊牧的民族遺存開展了考古發掘，發現了大量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墓葬、居址和道路等遺蹟，為探討古代中亞遊牧民族月氏人的活動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西亞地區是絲綢之路上的又一個重要地域。

2016年，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與伊朗文化遺產、手工業與旅遊組織北呼羅珊省辦公室組成聯合考古隊，調查、測繪並發掘了從銅石並用時代一直到伊斯蘭時期、前後延續六千年的納德利土丘，研究自古以來絲綢之路沿線的農作物、家畜、彩陶傳播和人群的遷徙。

海上絲路 除研究陸上絲綢之路之外，2010年至2013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肯亞國立博物館沿海考古部聯合組建考古隊，在肯亞馬林迪地區的拉穆群島進行考古調查、發掘和整理研究。

探索中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對環印度洋地區的文化影響。

通過對馬林迪老城遺址的發掘和初步研究，發現自南宋至元代和明中晚期為中國瓷器輸入馬林迪的兩個高峰期，這兩個時期分別以龍泉窯瓷器和景德鎮青花瓷為代表。

2014年至2015年，故宮博物院與印度喀拉拉邦歷史研究委員會合作，共同發掘柯欽市的帕特南遺址。

發現晚唐至清代的中國瓷器，以及來自荷蘭、日本的瓷器。

確認這一地區既是歐亞海上貿易的目的地，也是重要的貨物轉運地。

中國對世界古代文明的著名遺址進行發掘目前僅有一例，即自2015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宏都拉斯人類學和歷史學研究所及美國哈佛大學合作，在宏都拉斯屬於世界文化遺產的科潘遺址開展考古工作。

依據發掘出土的建築遺蹟和精美雕刻，探討屬於瑪雅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城邦之一的科潘王國的興衰歷史。

通過以上的各類發掘和初步研究，我們對中國多個地區與周邊國家在古代文化的分布、傳播和交流方面有了實證性的認識，更加全面地認識了古代遊牧民族的活動特徵，為探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提供了實物資料，開始通過第一手資料探討瑪雅文化的興衰。

可見，境外考古突破國門的界限，在更加廣闊的地域內，通過研究發掘出土的遺蹟和遺物，科學地探討人類古代文化在不同的時空範圍各具特色的發展進程，為在國際舞台上生動地講述精彩的歷史故事奠定基礎。

思考

境外考古雖然已經持續了十多年，但是，相比中國國內近百年的考古歷史，這類考古還是一個新生事物。

通過前期的調查和協商，自2017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將分別在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埃及和印度開展考古發掘，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將在寮國開展考古發掘，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聯合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將在巴基斯坦進行考古發掘，加上此前已經開展工作的國家，中國考古學家已經踏入和即將踏入的國家數量達到12個，境外考古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趨勢。

為了把境外考古做得更好，我認為需要認真思考以下四點。

其一，境外考古應明確定位為國家行為。

當前，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逐步提升。

境外考古隊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考古都是代表了中國的形象，將會產生國際影響。

有鑒於此，作為國家文化遺產保護和研究的主管部門，國家文物局應該承擔起組織和管理此項工作的重任，可以考慮安排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相關科研教學單位參與策劃和協調。

在進行統一指導的過程中，既要注意引導境外考古隊具有整體戰略意識，著眼把握學術重點和選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戰略的關鍵地區，也要注意對每一個境外考古隊的學術目的和研究隊伍嚴格把關。

現有的境外考古隊往往由一家或幾家研究機構和大學組成，限於各單位的人員現狀，有些境外考古隊的學術門類搭配不夠全面。

國家文物局可以在全國範圍內組織從事考古、科技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的相關人員參與工作，保證每個項目的科學質量。

另外，境外考古隊的每一位成員在國外都是中國人的代表，大家都要增強榮譽感和使命感，有一種擔當精神。

其二，中央財政要為境外考古買單。

迄今為止，除個別項目是由國家提供經費外，絕大多數均是由科研機構或大學提供經費支持。

這樣做固然是發揮了各個單位的積極性，但是，並非每個單位都能確保持續不斷地財政支持。

每個境外考古都需要經歷調查、發掘、整理、研究及出版發掘報告等階段，是一個長期的學術研究過程，如果經費不能持續到位，必定會影響工作，從而不利於樹立中國的形象。

因此，為保證項目的順利進行，財政部和國家文物局應該劃撥境外考古的專項經費。

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要形成互動，逐步形成地方承擔、中央與地方共同承擔、中央承擔這樣三種方式，從根本上解除科研人員的後顧之憂。

其三，境外考古發掘和研究必須貫徹科學精神。

考古發掘的方法在世界範圍內基本上是相同的，中國悠久的歷史包含了豐富且各具特色的遺蹟特徵，通過各種發掘的歷練，增強了中國考古人員應對各種遺蹟現象的能力。

另外，因為中國的多個地區與周邊國家地緣相近，歷史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中國學者在以往的發掘和研究過程中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資料、經驗和認識。

特別是針對周邊國家的歷史時期考古，都離不開古代的漢文文獻，中國學者在掌握豐富的歷史文獻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雖然如此，境外考古畢竟是走出國門，當地所在國在千百年的歷史滄桑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特徵和風俗習慣，這是需要認真對待的。

境外考古還應該掌握當地的語言，便於開展工作，中國的境外考古隊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學習。

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古代文明的著名遺址開展考古工作，對我們提出了更高的學術要求：我們要在研究那些國家的古代文化方面具備紮實的基礎，要有認識當地歷史發展脈絡的知識積澱，要具備研究這些著名古代文化的世界一流的視野，這樣才能真正進入國際學術研究的前列。

其四，境外考古要促進民心相通。

境外考古事關文化交流與合作。

文化交流與合作是「國之交在於民相親」的重要內容。

境外考古隊的人員要通過與當地人民群眾的日常交往，增進相互了解，提升對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識。

文化交流與合作也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橋樑和引領作用。

境外考古通過研究遺蹟和遺物來重現當年絲綢之路的真實歷史，而「一帶一路」建設則展示了互通有無、共同發展的現代價值。

歷史的啟迪和現代的需求融為一體，有助於在各國人民群眾中產生正能量。

境外考古還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所在國的社會、經濟、文化和環境等現狀，增加感性認識，加深對這些國家歷史的了解，拓寬我們的視野，從獨特的角度為中國認識世界和世界認識中國貢獻力量。

（作者：袁靖，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