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典 傳承文脈——專訪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主任安平秋教授

安平秋教授

記者：安先生，您怎樣看待浙江花7年時間做「浙江文叢」這樣一項大型文化工程？

安平秋：「浙江文叢」是一個有意義的出版項目，這是一件會令浙江在未來發展中興旺發達的基礎性文化工程。

在2011年第一次接觸這個項目時，我曾說過：「這是一項基礎性文化工程。

」今天我依然堅持這樣的看法。

從表面來看，古籍整理是對古籍進行標點、校勘、注釋或者影印。

但深層次來講，古籍整理是一項基礎性的文化工程，是一切當前文史研究、民族精神傳承發展的根本。

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對精神文化越來越重視。

全國範圍來看，比如「荊楚全書」「湖湘文庫」「江蘇文脈」等，這些大型出版項目都肩負著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弘揚民族精神的重要歷史使命。

它們的實施，為各地的文化建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成為文化標杆與發展軟實力的象徵。

浙江歷史文化典籍在整個中華古代典籍中無論是數量規模和文化學術價值，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被國內外學術界不斷深入研究與廣泛應用。

7年前，浙江省委宣傳部能前瞻性地看到這一出版項目的重要性，及時果斷地上馬這項文化工程，精心組織實施，體現了不同尋常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勇於承擔這一出版工程，同樣是非常值得讚賞的。

記者：作為這套叢書的學術委員會成員，您是「浙江文叢」項目的審訂者和智囊團一員，也是工程從無到有的見證者，能與讀者分享一下您與這套叢書的緣分嗎？

安平秋：我第一次參與「浙江文叢」學術委員會會議，是在2011年12月，由北京大學教授廖可斌先生介紹的。

當時是立項之初，浙江出版聯合集團和浙江古籍出版社聘請了一批國內專家學者，成立「浙江文叢」學術委員會，指導「浙江文叢」的選目。

這其中，主要有9位學者：除本地浙江大學的張湧泉教授、陳紅民教授、杭州師範大學的何俊外，還有復旦大學的葛兆光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的包偉民教授、北京大學的陳平原教授、錢志熙教授、廖可斌教授和我。

「浙江文叢」第一次學術委員會會議，請學者們對文叢的選目進行把關，我當時看了材料，也發表了一些建議，比如說我們在做這套文叢時，不僅應包括浙江地方文獻著作，還應該包括浙江籍文化名人的文獻著作，內涵可以更寬泛些。

這次會議上，確定了叢書分「大家全集」「名家全集」和「地方文獻」三個板塊。

2012年8月，「浙江文叢」完成100冊之際，浙江古籍社還專門派員來北京大學，召開了「浙江文叢」第二次學術委員會會議，請學者們就已出品種的學術質量和出版質量進行評價，這種愛崗敬業、認真嚴謹的學術態度是非常可貴的。

今天，看到500冊的《浙江文叢》全部出齊，我們一起來到杭州祝賀。

從2011年起籌備，這套叢書除了10%左右為影印，剩下的90%左右全部為重新點校的文獻，這裡面的工作相當之繁瑣，能如此快速保質保量完成是非常不容易的。

記者：現在看到這500冊叢書真實地擺放在您面前，就像一個小學生終於向老師交考試卷了，您認為它的學術成就達到了您的預期嗎？

安平秋：談不上學生向老師交卷，但是我們關心的也是這套書的質量。

評價一套文獻整理的書籍，最重要的是它的學術價值，在這一點上，《浙江文叢》是值得稱道的。

從整理鄉邦文獻的角度來說，首批推出的《兩浙輶軒錄》《兩浙金石志》《歷代兩浙詞人小傳》等，都帶有鮮明的浙江地域印記。

從《浙江文叢》書目來看，作者上至著有《越絕書》的東漢袁康，下至清季學者、文學家譚獻、俞樾，女詩人、革命志士秋瑾、徐自華等，完整把握了浙江學術及浙江精神的發展脈絡。

尤其是明代著作在文叢中占有相當比例：政治方面，有一代名臣劉基、于謙；哲學方面有王陽明、劉宗周及明清之際的黃宗羲；文學方面則包括了張岱、屠隆等巨子；史學方面有《國榷》《罪惟錄》以及一批名家的相關著作；其他如藏書家范欽、醫學家張景岳等的著作也得到了整理，幾乎囊括了有明一代學術的各個方面。

這一方面反映了浙籍士人在明代政治、學術中的卓越成就與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編者發微抉隱，使這個往往容易被文獻整理者忽視的朝代得以展現它輝煌的一面。

記者：這7年間，您覺得這項工程里哪些工作是令您印象特別深刻的？

安平秋：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浙江古籍社是具有凝聚力和執行力的團隊，以及發揮了尖刀班作用的一支年輕的編輯團隊。

在今天的學術研討會上，每個專家在表達個人看法時，最後結尾都說了這樣一句話：「要把掌聲送給身後的這群可愛的年輕人」。

確實，相對其他地方的大型古籍整理項目而言，浙江的這支團隊是特別年輕有活力的。

我的理解，每一個大型的古籍整理，都是需要集結專業領域的優秀學者。

這其中，項目的編輯團隊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對目前國內的整個古典文獻研究環境來看，還是偏老中二代，年輕一代有參與，但是作為主力的較少。

據我了解，「浙江文叢」實施以來，古籍社從全國各高校引進了多名專業素質優秀的青年人才。

從這套叢書的質量來看，這群年輕人憑藉著優秀的專業素養，對古籍整理事業的熱愛和相互協作的團隊精神，成為一個優秀的古籍整理團隊，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為浙江的古籍整理事業儲備了專業人才。

在這個過程中，這群年輕人閱讀古書、整理古籍的能力應該也是提高了不少，有了比較堅實的基礎，他們也是受益者。

記者：從學者的視角來看，您認為《浙江文叢》的出版，會對浙江的文化強省建設帶來怎樣的影響？在發揮其更好的文化傳播意義上，您覺得還有哪些可以完善跟進的？

安平秋：今年初，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文件，裡面特別提到了「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關學科建設」。

就浙江來說，這裡歷史上出過浙東學派，如今地方主政者和學者們呼籲「浙學」學科建設，以及浙江近年來對「浙江精神」的不斷提煉，這都是在做傳承地方文化的好事情。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浙江文叢》就是溯源、傳承、發展浙江精神，建設浙學的基石。

從中華文明傳承脈絡來看，有兩個渠道非常重要：一類是民間的、家族的從現實生活中一代代傳下來的思想精髓，它是活生生的，血脈相承的；另一類是文字記述的，如諸子百家、唐詩宋詞元曲等，它們組成了中國古代文獻，既有古代文化精華，也有不足之處，同樣體現了民族的血脈相承，這兩方面交融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的整體，成為建設我們國家的堅實基礎。

今天，我們正屹立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路口，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是我們必須要作出的選擇。

正如一百多年來，十月革命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它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引領了這個民族的發展方向，同時吸取優秀的傳統文化幫助我們更好地發展。

因此，今天的人們需要對過去有一個全面的了解，作出正確的選擇，才能指引民族向著更美好的未來前進，這其中對古典文獻的全面研究是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浙江歷史上出過王陽明、黃宗羲等有代表性的思想大家，他們的著作不僅影響浙江這方水土，還世世代代影響了我們的民族思想發展，在今天這個時代依然是非常寶貴的思想財富。

我想，《浙江文叢》作為文獻整理，不僅對浙江文化的守護，對浙江精神的傳承，更對民族精神的鑄造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們很欣喜地看到浙江要把這件事繼續做下去，浙江出版聯合集團在「十三五」期間，將出資再出300冊，我非常贊同。

要說可完善的地方，就是希望在做這件事上能形成合力，不只是出版界來參與，讓更多的政府力量學術力量一起來做這件關於浙江文化的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