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陶寺文化看「最初中國」

塔兒山下，巍巍古都千年煌煌

陶寺遺址示意圖

中華民族的龍形象，最早可見於陶寺遺址出土的彩繪蟠龍紋陶盤。

文明因素只有經歷不斷發展積累和匯集，達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較為成熟的文明。

而根據一件件出土文物和遺存的「指證」，我們在陶寺看到了「最初中國、華夏主脈」

位於山西省的崇山，又名塔兒山，海拔1493米，南北延綿伸展10多公里，數千年來她似一位「母親」張開雙臂守候著腳下這片文明的土地。

公元前2300至1900年，使用扁壺、肥足鬲的一群人生活在這裡，他們不斷發展壯大，創造了燦爛的文化，這些文化的基因，甚至傳承影響至今。

處於晉南盆地這一古老文化，被現代考古學家定名為陶寺文化。

陶寺遺址就坐落於崇山向汾河過渡的黃土塬上，遺址面積可達400萬平方米。

作為陶寺文化的核心聚落，該遺址涵蓋了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

在其中期時達到鼎盛，修築了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巨大城址，一座4000多年前的古代都城完美呈現。

2018年，陶寺考古工作已經持續了40個年頭。

首任隊長張彥煌先生帶領隊員們對晉西南臨汾運城盆地約8000平方公里範圍進行了調查，發現了仰韶時代及以後的遺址306處，陶寺遺址就是其中一項。

在蘇秉琦先生「前聚落考古」思想指導下，陶寺考古隊於1978年開始對陶寺遺址展開發掘。

高天麟、高煒、張岱海等先生開始了第一階段（1978至1985年）的發掘工作，確立了陶寺文化，構建起了年代分期序列；李建民先生隨後接過隊長重擔（1993~1999年），繼續對陶寺遺址開展發掘工作；梁星彭先生接任隊長期間（1999~2001年），發現了陶寺城址並對這一宏偉大城進行了勘探和城牆解剖工作，確定了現在可知的大城時空分布；何努先生2002年接手陶寺隊至今，釐清陶寺遺址性質、聚落結構、功能分區，確認了陶寺遺址史前時期都城的地位。

城郭之制示威嚴

無邑不城，古代陶寺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城池。

在陶寺文化早期，遺址已開始築城。

陶寺遺址東北部地勢相對平坦的區域，四面夯土牆圍起了陶寺宮殿區，宮殿區內已勘探出超過2000平方米的宮室類建築12座之多。

目前考古工作的重心就是探索宮殿區的建築布局。

宮殿區以外東南附近為倉儲區。

繼續向東南區域為墓葬區，第一階段的考古發掘工作清理墓葬1300多座，且多數為早期墓，墓葬等級分明，應該為墓葬區。

至陶寺文化中期，陶寺城址開始大規模擴建，新建了約280萬平方米的大城。

這一時期，原來築有城牆的宮殿區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宮城」，陶寺城郭之制形成。

整體上，城址內發現中期大城、中期宮殿區、中期小城（觀象台所處）、倉儲區墓葬區和手工業作坊區。

宮殿區沿襲早期的宮城布局，考古隊在宮城東部近牆部分勘探出面積達8000平方米的最大一處宮殿建築基址，目前正在發掘這座大型宮殿基址。

此外，在宮殿基址範圍內出土了目前已知最早的板瓦。

陶寺城址在這個時期，面積達到280萬平方米，一時風頭無兩。

陶寺文化晚期，宮殿區廢棄，城牆毀壞，陶寺遺址成為一般性的聚落址。

總而言之，陶寺文化早、中、晚期，特別是中期，陶寺遺址聚落髮現了巨大的城址，地位崇高的宮殿區、獨立的大型倉儲區、等級分明的墓葬區等。

該遺址顯而易見存在較大的等級分化和社會分工，表現出早期都城的雛形和特點。

王級大墓昭尊卑

公共墓地位於陶寺遺址Ⅱ區，共發掘墓葬1309座，均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外，一般是成人的仰身直肢葬，頭向東南，排列整齊。

陶寺墓葬分三類，抑或三等。

大型墓9座，使用木棺，隨葬品眾多，有彩繪陶木器、玉石禮器和裝飾品以及整豬骨架等，且墓主都是男性；中型墓尺寸略小，有棺，隨葬之骨木玉石陶較之大型墓葬為少，多隨葬豬下頜骨。

這類墓葬死者多系男性。

小型墓小而狹長，多數沒有祔葬品，此類墓為公共墓地的絕大多數。

陶寺墓地等級差別非常明顯。

陶寺墓地大、中、小型墓葬「金字塔式」的布局結構，亦當是陶寺文化社會結構的反映。

族群成員間的平等關係早已打破，貴賤有別、高下有序的等級制度已經存在。

處在金字塔塔尖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緻，有鼉鼓、特磬等重要禮器，墓主應是掌握軍權、族權、神權的王者。

而占墓葬絕大多數的小型墓，墓室僅能容身，死者身無長物，當是彼時的普通百姓。

考古專家曾就「毀墓」現象做過研究，根據考古材料，毀墓現象僅發生在陶寺文化晚期，某一族群直搗早中期的王墓的中部和頭端。

政治權利鬥爭可窺一斑。

觀象台上授農時

在陶寺中期小城之內考古學家發現了一處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其規模宏大、功能複雜，占地面積約1400平方米，台基形狀為大半圓形，在台基上由13個柱子圍成的半環形夯土柱列十分罕見。

為搞清楚柱列是否為天文台，陶寺考古隊及相關單位曾對該遺址進行過10多年的觀測與探索。

觀象台原理是從觀測點通過柱子之間的縫隙觀測塔兒山日出方位，從而確定季節、節氣，安排農耕。

通過多年實地觀測與探索，發現從第2個觀測縫看到日出為冬至日，第12個觀測縫看到日出為夏至日，第7個觀測縫看到日出為春、秋分。

2005年，在「陶寺城址大型特殊建築功能及科學意義論證會」上，來自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國家天文台、國家授時中心、北京古觀象台、北京天文館、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等單位的15位天文學家基本肯定了該大型建築為天文觀測遺蹟。

《尚書·堯典》載：「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陶寺古觀象台印證了《堯典》的記載。

2009年6月21日，二十四節氣中的夏至日，陶寺大墓出土圭表進一步印證了《尚書·堯典》「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的記載，也進一步奠定了陶寺遺址作為「堯都」「地中之國」的地位。

「文、堯」扁壺溯信史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考古發掘中發現一扁壺殘片，殘片斷茬塗朱，扁壺壁上朱書兩字，經考證其一為「文」，另一字被何努先生直接考證為「堯」。

甲骨文確立了殷墟的信史地位，實際上，殷墟甲骨文已經是較為成熟的文字系統，但同時也認為在甲骨文之前還有一段很長的文字歷史。

殷墟文字刻於甲骨之上，得以傳世，而年代更早的陶寺文字符號書寫於扁壺之上而得以倖存。

多項證據表明，文字草創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是一定經濟基礎和文化進步的產物。

陶寺遺址發現的朱書文字將漢字的出現至少推進至4000多年前，這是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鼓樂聲聲彰儀禮

墓葬中出土彩陶、漆木器、玉器等禮器或禮器組合，暗示禮制的初步形成。

更值得關注的是樂器，所謂「禮序人倫，樂移風俗」，音樂是形而上的東西，代表了一個族群的文明進步程度。

陶寺遺址出土大量樂器，包括鼉鼓、土鼓、特磬、陶鈴、銅鈴、陶塤、口弦琴等。

陶寺遺址中共計發現類似樂器27件。

其中，陶寺出土鼉鼓和特磬的組合一下從殷墟上溯了1000多年；陶寺出土的銅鈴，是中國已發現最早的金屬樂器。

這些樂器的出土，對於揭示4000多年前的音樂發展水平，認識音樂與祭祀、音樂與生活的關係，探索禮樂制度的緣起和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塔兒山下，巍巍古都千年煌煌；悠悠鼓磬之聲迴蕩綿長，昭示當初文明曙光；觀象授時柱列存續四季，教導子民時令稼穡；圭影度量，定立天下四方……遙寄蘇公秉琦，滿天星斗，陶寺應否最亮一顆。

誠然，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形成並非一蹴而就，她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只有文明因素不斷發展積累和匯集，達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較為成熟的文明。

總之，陶寺王墓、宮城、宮室建築等所體現的「王權」社會，各類精美玉器、彩繪陶器如龍盤、漆木器以及鼉鼓、石磬等禮樂器所反映的「禮制」文明，器類不一的銅鈴、銅盆口沿、銅齒輪形器、銅環、銅蟾蜍等多件最早出現的「銅器群」，這些均與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漸形成的華夏文明特質具有最明顯的傳承關係或言一脈相承，是華夏文明這棵參天大樹眾多根脈中的「主」根。

陶寺觀象台以及王墓「圭尺」研究表明的4000多年前人們的「地中」觀念，陶寺聚落形態研究表明的已進入社會形態的「國家」時期，這些使陶寺成為原始意義上「最初中國」。

總之，可以說陶寺是「最初中國、華夏主脈」。

（作者：高江濤 李 斌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