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中國之「源」

【山西歷史文明亮點：一座都城 一堆聖火 一縷曙光】

陶寺觀象台。

堯帝所建造的「雛形城市」就是陶寺。

從1978年至今，歷經30多年的考古發掘，把一個沉睡於地下多年的邦國展現在世人面前。

考古發現從多角度證實陶寺遺址就是「帝堯古都」，而且陶寺社會已進入初期國家階段。

近段時間，2016年山西省旅遊發展大會主辦城市競選活動正在進行，通過「人說山西好風光」微信公眾平台，以「中國根·黃河魂」為主題展開宣傳的臨汾從11個地市中脫穎而出，成功晉級決賽。

近日，山西·臨汾帝堯文化·旅遊·經濟研討會的召開，再次將世人的目光吸引聚集到襄汾陶寺———中國之「源」。

1926年，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在晉南組織考古發掘時曾感嘆：「臨汾縣（平陽府），這是一個勾起人們歷史遐想的城市———堯帝的古都！中國的讀書人又有誰不熟悉這位偉大君王的種種崇高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過一個雛形城市沒有？」

50年後，陶寺考古告訴世界———最早中國就在襄汾縣陶寺。

陶寺，中國史前社會的「首都」

堯帝所建造的「雛形城市」就是陶寺。

從1978年至今，歷經30多年的考古發掘，把一個沉睡於地下多年的邦國展現在世人面前。

考古發現從多角度證實陶寺遺址就是「帝堯古都」，而且陶寺社會已進入初期國家階段。

陶寺城址位於臨汾西南22公里、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

陶寺以制陶而得名，當地居民曾以建陶窯制陶著稱於世，崇奉陶神並修建陶神寺廟，故稱陶寺。

史稱堯居於陶，受封於陶，改國於唐，以陶唐為號，並逝世於陶。

故可以說堯就是陶。

《太平寰宇記》卷四十引《帝王世紀》則說：帝堯始封於唐，又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

平陽即今晉州，晉陽即今太原。

史書所說的堯建都平陽，其實平陽是後起之地名，早先稱冀。

古時王以建都之冀為中，故稱中國。

傳說舜蒲板，禹安邑或陽城，只能算是後來遷都或陪都。

據考評史學界稱堯王建都於山西太原、山東定陶、河北唐縣，也只是後人遷去而已。

四千多年前，陶寺是一座規模宏大、功能齊全的都城，是當時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宗教中心。

據考證，按照「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的治國方略，陶寺城內規劃齊備，各得其中，不失其所。

早期小城，是由宮城及其南部的、下層貴族聚住的外城構成，呈現「日」字形雙城制都城模式。

隨著社會的進步發展，早期小城逐漸被拓寬改造成了占地約300萬平方米的中期大城，成為典型的「回」字形雙城制模式。

高大的城牆與厚重的城門圍成了一個圓角長方形都城，由軍隊士兵日夜值守。

城內的核心建築區便是城中偏北的宮城，宏偉壯觀的宮殿自然是堯帝的宮殿，被後世譽為「民師帝范」「文明始祖」的堯帝，就居住在這裡；東南小城為中期王陵區和效天祭日的祭祀區（觀象台及其附屬建築）；城內東南部為工官管理的手工區；城內西北部為從事農業的普通居民區；宮城外側東部為大型倉儲區；城外西北便是祭祀地祗的「澤中之方丘」及其附屬建築。

這就是堯帝———陶唐氏，與他的臣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地方。

目前，陶寺文化聚落已發現70處，大多聚集在晉南的塔爾山周圍、澮河一帶，而且大型遺址比較多，其中曲沃與翼城之間的方城———南石遺址面積為230萬平方米。

陶寺的面積最大，達400萬平方米，並形成了以陶寺遺址為中心的大規模聚落群，呈現出了五級聚落、四層等級化的社會組織：都城下轄南北兩個區中心（邑）———縣底和南柴（方城）；區中心邑下轄二至三片區的中型聚落群（鄉鎮）；部分中型聚落下轄一至三個小型遺址（村）。

即：都城—邑—方城—鄉鎮—村。

陶寺，誕生了中國最早的「天文學」

《尚書·堯典》中有大段記載帝堯從事天文觀測和制定曆法的內容，比如「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稘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可以看出，上古先民已經開始觀察天象，用日月星辰測定方向，辨識季節，勞作生息。

陶寺觀象台比英國巨石陣觀象台還要早五百年。

作為堯都的標誌性建築，觀象台遺址位於陶寺中期大城東南的中期小城祭祀區內，一座直徑約50米的半圓形平台，以觀測台為圓心，由西向東，呈扇狀輻射著13根夯土柱，從而形成12道縫隙，古人便通過柱間縫隙觀測正東方向塔爾山的日出，從而推測出了一年的二十個節氣。

對此，專家們利用一年時間對其與山峰、縫隙及太陽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實地觀測記錄，得到了第一手具有說服力的寶貴資料。

與史料記載相吻合的是觀象台的發現和圭表的確認，證明帝堯時代不僅建造了大型觀象設施觀測天文，還同時進行了多種天文觀測，標誌著中國文明獨有的天文學體系已經誕生。

2002年，陶寺城址中期王墓IIM22的頭端墓室東南角出土了一件漆木桿，為圭表日影測量儀器系統中的圭尺。

「圭」字首先出現在西周金文之中，似乎可以印證圭表始於西周。

《周禮·大司徒》記載:「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

」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認識到圭表測量的功能，並形成一套建邦立國定都地中的程式化模式。

陶寺圭尺不僅可以用於立中、測日影配合觀象台觀測制定曆法，而且還可以用於大地幅員測量。

陶寺圭尺夏至影長39.9厘米，約合1.6尺，這恰是「立中」判定「地中」的標準，北緯35°52′55.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強調：陶寺城址選址顯然定在「地中」，在地中建都城，在中土建國家，所建之都、所立之國就是「中國」。

「中國」這一概念與稱謂最晚在西周早期已經出現。

圭尺的發現為陶寺遺址為最早的「中國」提供了物證。

在堯舜禹時期甚至到西周時期，政權的交替甚或都城的變化都伴隨著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長標準的改變，確切說則應是「王者逐中」，此「中」既是圭表之「中」又是「地中」之「中」。

考古發現陶寺早期大墓中許多罐、盆肩腹部的鮮紅色、呈三圓或四圓對稱分布的圓巴，被專家稱為太陽紋，是曆法用以觀象授時的依據。

而陶寺文化中期的觀象台及城址正是對前者的繼承與升級，是帝堯古都高度文明的象徵。

天文曆法被認為是政權的某種象徵，禪讓典禮上，堯帝要把天文儀器親授舜帝，是為選賢任能，實行禪讓。

陶寺，出現了史前最高的社會文明

陶寺考古把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推進到距今4500年前左右，其具有歷史性、世界性的重大意義。

在《中國考古學大詞典》新石器時代末期黃河中游地區條目中，有關陶寺文化的條目多達16條。

考古發現，那個時期主要從事農業耕種，農作物以粟為主；飼養的家畜包括豬、牛、羊、狗等，豬的數量最多；已經掌握高水平的鑿進技術，最深的水井超過十三四米；手工業已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部門，制陶、漆木加工、琢玉、紡織等都具有很高水平，金屬冶鑄業已開始出現，發現砷青銅環和紅銅鈴各一件，其中銅鈴含銅97.8%，是中國古代迄今為止所知最早人工合范鑄造的銅器，在中國古代金屬冶鑄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陶寺遺址出土的「特磬」和「鼉鼓」，據考證是陶唐氏的樂器，說明陶寺遺址凝聚了諸文化因素的綜合性，尤其是陶器上的「文」字和青銅器上的蟠龍圖案，表明陶唐氏崇拜赤龍圖騰，並與周圍部落聯盟形成了華夏民族的共同圖騰———龍，由此奠定了以龍為圖騰的華夏民族的根基。

專家認為，這些重大文物的發現，不僅是證明國家出現的實物佐證，也表明中國歷史跨越進了文明社會。

「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

」文字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陶寺遺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壺上的毛筆朱書「文」字，與殷墟甲骨卜辭中的「文」字幾無差異。

扁壺上另一組朱書符號被視為一個字，即古「堯」字，是古史傳說中帝堯的名號。

陶寺文化先民已有占卜的習俗，遺址中發現30餘枚卜骨，用的是牛或豬的肩胛骨，基本未經整治，少數有鑽孔，多數灼而不鑿不鑽。

《周易·大畜》記載：「 豕之牙，吉」。

豕之牙有禁暴的作用，其圖示象徵修兵不戰、兵不血刃、耀武揚威、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文德治國理念。

陶寺文化是南北各種文化（燕山紅山文化、山東大汶口文化、華山仰韶文化、大青山河套文化）熔合產生的聚變升級的文明火花。

無論從文獻資料記載還是考古學上，都證明陶寺文化是華夏文明的直接源頭和中華民族的發祥之直根，而這個主根、總根上所生長的華夏參天大樹，就是全世界龍的傳人心中古老祖國的名字———中國。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提出陶寺文化是中國文明起源之根，雄辯地證明陶寺是最早的中國。

他認為陶寺出土的大量重要文物足以說明陶寺文化已進入更高一層的「方國」時代，構成一個偉大的歷史豐碑，是中國正式踏進文明的界碑石，是中華民族的主體、華夏民族集團正式形成並由此不斷推進民族發展的奠基石。

1993年，國務院將陶寺文化遺址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6年堯陵被國務院確立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8年堯陵修復工程竣工開門迎客。

陶寺國家遺址公園項目已向國家文物局申報。

近年來，臨汾市在連續兩屆的帝堯文化旅遊系列活動中，陶寺遺址考古成果的展示都被作為重中之重。

一是為進一步打造「三堯」文化品牌，發展文化產業，該市相繼推出了以堯文化為內容的專著和刊物，編排了音樂舞蹈史劇《堯頌》，加大社會公眾對陶寺遺址的認知度，在切實保護文物和遺址的前提下合理開發利用，大力發展文化旅遊業；二是通過加強組織領導，落實保障措施，設立專門的領導機構，責任到人，依託現有的堯文化研究組織，發揮好地方文化工作者的作用。

我們相信，隨著一年一度的山西旅遊發展大會的召開，陶寺憑藉以堯文化為核心的根祖文化，必將成長為體現全要素融合、全產業鏈融合、跨越一、二、三產業的現代產業集群和經濟社會組織方式的現代旅遊業。

□ 馮 沖 喬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