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史視角下的二里頭「商都說」與「夏都說」

在自二里頭遺址發現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圍繞其究竟屬夏王朝抑或商王朝都邑的討論持續不斷，成為學術界長期關注的熱點議題。

眾所周知，1959 年，著名古史學家徐旭生先生在率隊踏查「夏墟」的過程中發現了二里頭遺址，但卻依據古典文獻的記述，推斷其「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不小」。

這是「二里頭商都說」的最早提出，在當時的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成為此後十幾年時間裡學界的基本「共識」。

20 世紀70 年代後期，鄒衡先生首倡「二里頭夏都說」，引發兩種主要觀點間的激烈交鋒。

80 年代後期至90 年代，「夏都說」逐漸取代「商都說」，成為學界的新「共識」。

在學術研究範疇，作為主流觀點的推論和假說，屬於當時多數學者傾向的「最優解」而非「唯一解」或定論，它們隨時間的推移呈現出遊移不定的態勢，是十分正常的現象。

其實，從總體上看，「商都說」和「夏都說」在認知前提和思路方法上大同小異。

各方都認為後世文獻（大多屬東周至漢代） 中至少有一種說法是正確的，屬於「信史」；而某一考古遺存應當甚至肯定是某族或某一王朝的遺存。

在這一前提下，指認相關考古學遺存究竟屬夏還是屬商，甚至論證具體的歷史事件如商湯伐夏在考古學上的反映等。

其不同之處則僅僅是哪條文獻為信史，哪種考古學遺存屬於某族某王朝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古材料還相當不充分的情況下，考古學界將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對這些發現的歷史學解釋上，集中於大型聚落與文獻記載中的具體城邑，以及考古學文化與具體族屬、王朝發展階段的比附對應上。

其參與人數和發表學說之多，歷時日之長，討論之熱烈，都遠超其他學術課題，構成了20 世紀下半葉直至今日中國學術史上罕見的景觀。

在「二里頭夏都說」成為主流觀點後，仍有學者堅持「二里頭商都說」直到90 年代（如高煒、杜金鵬先生等），甚至一直未改變其觀點（如安金槐、楊育彬、殷瑋璋、鄭光先生等）。

因而，「二里頭商都說」並非新觀點。

署名筆者，實由編者縮寫並擬題的《「共識」與「假說」——關於二里頭遺址為早商都邑的新觀點》一文（《中國文物報》2015 年11 月6 日） 的提法不確。

2015 年10 月，筆者在「河濟地區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家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題為《「二里頭商都說」的再提起》，大體反映了對這一學術史歷程的認知。

而其具體展開，詳見拙文《關於二里頭為早商都邑的假說》（《南方文物》2015年第3 期）。

早在2009 年，筆者在個人博客上就推出了關於「二里頭商假說」的系列博文。

當時即言明系「拋磚之論」，「把想法先提出供批判」而已。

《關於二里頭為早商都邑的假說》一文，延續了多年的思考。

由此文可知，筆者仍持「有條件的不可知論」（即主張沒有甲骨文一類當時的自證性文書資料出土，不可能解決都邑的族屬和王朝歸屬問題），認為到目前為止，關於二里頭都邑性質的任何假說所代表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

去年，筆者主編的《夏商都邑與文化》系列文集出版，在收入本人2012 年京都大學演講提要時，仍保留了「二里頭與偃師商城的興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夏商革命的說法，不能不說仍是最能自圓其說的假說」這一評價。

那是因為筆者以為這與重提「二里頭商都說」並無矛盾：各種假說所代表的可能性本來就是不排他的。

「商都說」和「夏都說」既然都屬不排他的推論假說，那它們之間就沒有矛盾。

50%和99%的可能性，並非質的差別。

既然暫時無法確證，那麼任何反證旁證乃至另外的可能性，筆者都是認可接受的。

如果不認為中國史前和原史時代（前殷墟時代） 的都邑性質問題已被證實、已可定論而絕無其他的可能性，那麼這裡重提的「二里頭商都說」，是否就有與其他假說共存的合理性。

要之，筆者關於「二里頭商都說」的思考，不過是在新的時點上，對既有重要假說之一所代表的可能性的提示而已。

顯然，其中所顯現的理論和方法論問題，才是我們最關心的。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