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無城」——考古人要改寫的中國古都史

新華社北京2月2日新媒體專電（記者屈婷）2016年5月，考古學家許宏在三聯書店出版了一本小書——《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8月旋即再版，更一不小心成了暢銷書，獲得多項權威圖書年度大獎。

憑什麼？

答案可能在書名。

「大都無城」的意思是：最早的都城是沒有（外郭城）城牆的。

這一說法挑戰了中國古代都城「無邑不城」的傳統說法，令一般讀者深感新奇。

有批評者認為，許宏的觀點缺少文史的佐證。

許宏的回應是：「考古人也應當、而且能夠以自己相對獨立的身份參與寫史。

」

（小標題）爭：逾千年不設防的城市

通說認為，從魏晉到明清時代的中國古代都城，都具有城郭兼備的總體布局，大中軸的設計理念和里坊街巷的統一規劃。

那麼，在魏晉以前，中國古代早期城市又是怎樣的呢？

許宏在書中開宗明義：由考古學觀察可知，早期階段的城市並不像傳統認為的那樣，都有防禦設施；而有防禦設施的聚落也並非都是城市。

這個觀點直指學界爭論近半個世紀的漢代長安城。

田野考古發現：最早的漢長安城是南倚龍首原，北濱渭河，用城垣圈圍起的約34.4平方公里的一個區域。

在城市形態上，爭議的焦點在於：最早用城牆圍起的「長安城」，是否就是這座帝國都城的全部？在城圈以外，是否還有廣大的「郭區」，供普通百姓生產、生活？

許宏提出了另一種觀察的視角：漢長安城的發展應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它可能是一開始延續戰國時代大立郭城的傳統。

」他說，隨著漢王朝國勢的強盛、帝都的龐大化，後來才轉變為內城加郭區的「大都無城」的狀態。

如果我們同意「漢承秦制」，那麼，從未建造外郭城的秦都咸陽，可能給予漢長安城以深刻的影響。

在此基礎上，他大膽提出：秦漢之前，中國古都的發展史應有「大都無城」更早的線索。

這也意味著，從漢追溯到夏商的近兩千年時光中，大部分的古都是「不設防」的。

這可能嗎？許宏說：「當然！我應該屬於考古學界的『資料派』，還是讓材料來說話吧。

」

（小標題）源：「月明星稀」時代的二里頭王朝

許宏認為，位於河南洛陽盆地、距今約3700年的二里頭都邑，是迄今為止可以確認的「中國最早具有明確規劃的都邑」，它的布局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

這一觀點來自他主持18年之久的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在逾半個世紀的發掘中，從未發現任何圈圍起整個都邑的防禦設施痕跡。

許宏注意到，這種淡化對外防禦，注重都邑內部功能分區，顯然開此後殷墟、豐鎬、周原、洛邑等商周都邑之先河。

這座大型「城市」有許多待解之謎：它究竟處於夏還是商代？二里頭既不是最早、也不是最大的中國都邑遺址，為何許宏認為它是古代王朝都城的源頭？

許宏的答案很簡單：廣域王權。

他頗具詩意地將中國古代史劃分為「滿天星斗」「月明星稀」「皓月凌空」三個階段。

「『滿天星斗』是指邦國部族林立，『皓月凌空』描繪的是秦漢以後帝國時代的一體一統，」他說，二里頭王朝正是「月明星稀」這一關鍵時期最早形成廣域王權的「核心文化」。

在他看來，在「月明星稀」的王國時期，「最早的中國出現了」。

二里頭出土的大量考古實物表明：一個社會文化高度發達、影響力前所未有地強勢輻射的王朝「呼之欲出」。

其宮城作為王室禁地的方正、封閉、有序，和郭區的既不方正也不封閉的鬆散布局形成鮮明的對比，具有強大的向心力和對後世都邑的影響力，堪稱「大都無城」的肇始。

在殷墟甲骨文之前，中國的夏、商王朝及其分界問題撲朔迷離，處於「不可驗真無法證偽的推論中」，因為並無當時的文獻資料互證。

對於二里頭都邑「源頭」的爭議，正來自於此。

許宏列舉了大量的考古材料，正是想跳出「某種程度上證經補史的怪圈」，以實證支持魏晉以前「大都無城」的觀點。

不過，夏商周三代「大都無城」，在文獻中並非無跡可循。

許宏在書中援引了學者馮時的研究成果——通過對比「邑」和「郭（墉）」的象形文，馮時指出在夏、商和西周文明中，作為王朝的中心聚落，都採用了「無城之邑」的形制。

馮時通過研究若干古文獻提出，「居中的王都由於有諸侯藩屏，實已無需再建高大城垣」「王都為無城之邑，正有使教命流布暢達的象徵意義」。

許宏認為，馮時在文獻中的發現，跟他的考古學探索殊途同歸，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大都無城」。

（小標題）辯：顛覆「無邑不城」的固有認知

「大都無城」又在何時終止，變成「無邑不城」的呢？書名中的「動態解讀」，就是許宏隱藏的線索：從二里頭到漢代，「大都無城」一脈相承，只在軍事緊張、王權不穩的背景下才有反覆，比如商代二里崗時期和春秋戰國時期。

漢代以後，中國古都才逐步走向「城郭兼備」的新紀元。

作為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許宏用20多年學術研究的成果，為讀者繪製了一個從二里頭都邑遺址走出的巍巍帝都演變史。

他等待著「健康的學術批評」，但至今還無人出來直接與他論辯。

2013年，許宏在日本參加學術會議，第一次提出「大都無城」的想法，隨後又在國內發表了學術論文，引起學界高度關注。

相伴而來的，還有對許宏所持「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觀點的質疑。

對此，許宏表現得很坦然：「考古學首先是揭示事物的既有存在樣態，至於對它們的解讀，則屬於見仁見智的闡釋層面。

我一直在等待學界和公眾從材料、邏輯和推導過程來討論這些問題。

」

年輕讀者評價《大都無城》及相關思考具有顛覆性，許宏認為自己寫書的目的達到了。

他希望讀者「用自己的腦子想問題」，而不是迷信權威或經典。

「我是一個頗為傳統的主流學者，也是一個田野考古工作者，」許宏說，但自從2009年他出版第一本面向公眾的考古著作《最早的中國》後，按年輕朋友的說法，他完成了從考古學的「盆盆罐罐」到大歷史研究的「一個漂亮的蟬蛻」。

2016年年底，他和陶寺遺址考古隊隊長何努在北大展開了一場「最中國」的公開討論，全程網上直播。

此舉開了考古學界的風氣之先。

「中國考古學正經歷著巨大的轉型，」許宏說，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考古學正在轉向面向世界的考古學。

「一個共識是，只懂中國已經搞不清中國了，必須把它放在世界文明史的框架中來看。

」

他把《大都無城》定義為考古人寫史的著作。

「你闡釋歷史的觀點靠譜不靠譜，要讓公眾來看。

真正有想法的考古人應把自己的研究升華到大歷史的層面。

」